袁昌英
民國時期，武大有三位女性，外文系的袁昌英、中文系的凌叔華和蘇雪林，皆是文壇秀逸人物，被並稱「珞珈三傑」。一般情形，皆言「文人相輕」，唯三人能彼此欣賞，相近相親，常於春秋佳日，聯袂出遊，登高望遠，盡興始歸。
三人中，論文筆各有千秋；論講課，袁昌英課上得最好，但結局最慘。
但凡聽過袁昌英課的人，還記得她講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她穿着淺藍色的西裝套裙，胸前別着一對白蘭花，顫抖着舉起雙手，朗誦男主人公的獨白；忽然又倒退幾步，扮演起女主人公的憂傷和恐懼，銀邊眼鏡里閃爍着迷朦的淚光。」
在武漢大學的外國文學講堂上，袁昌英這樣講了30年。
她是一個標準的老師，眉清目秀，着裝整潔，總是保持着淺淺的微笑，顯得嫣然動人。做事一絲不苟，頭髮一絲不亂，衣服無一絲皺褶。站上講台，光彩照人；開口授課，悅耳動聽。從莎士比亞、古希臘悲劇，到法文和英語翻譯，袁昌英獨講7門課，成為武大外文系的一塊招牌。
除了教書，她也寫文章介紹莎士比亞、易卜生、哈代，編選法國文學，寫作西洋音樂史，她創作的一些優美散文，曾入選當時的中學國文課本。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武漢大學外文系撤銷，58歲的袁昌英被分配到中文系。此時蘇聯文學成為重點，為適應教學，她轉而苦學俄文，翻譯蘇聯作品。教授評級時，她因此受到影響，被定為四級。
那段時間，教授們悲慘的境遇還沒開始，武大的學生仍然可以在校園內的林蔭道上，偶爾看見她和67歲的丈夫楊端六相攜而行的身影。
夫妻二人，都是從湖南走出來的才女才子。
袁昌英是湖南醴陵人，父親袁雪庵曾任山東、雲南的財政廳長。她幼年在家讀的私塾，然後進入上海教會中西女塾學校。早年兩度出國求學。第一次出國是在1916年，自費入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獲文學碩士學位，是當年在英國取得碩士學位的首位中國女性。英國的《泰晤士報》和國內一些大報都刊登了這條新聞。袁昌英的研究方向是戲劇，碩士論文寫的是《哈姆雷特》。
1921年，她學成歸國。在英國留學期間，她與楊端六相戀訂婚。
楊端六也是湖南人，比袁昌英大將近10歲。1885年6月出生，以陰曆記日，恰好在端午的第二天，母親便為兒子取名「端六」。15歲時祖父、父親相繼去世，因家無恆產，所以選讀了完全免費的師範學堂。畢業後做小學教員。又三年，受親友資助赴日留學。辛亥革命後回國辦報，因反對袁世凱遭到逮捕，被營救出獄後，於1913年在黃興的幫助下去了英國，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專業。這一讀就是7年。
楊端六到英國時已經28歲，尚未訂親，也未談婚論嫁，冥冥之中似乎在等着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晚他三年來到英國求學的袁昌英。袁昌英的父親袁雪庵，是湖南名士，楊端六還在國內時便受到他的賞識。袁昌英聽父親說起過這位湖南老鄉，兩人異國相逢，很自然地便走到了一起。雖然專業方向不同，但志趣相投。於是每逢假期，楊端六會約上漂亮而浪漫的袁昌英，四處遊歷，或是去法國，或是去瑞士。
1920年，楊端六學成回國，受聘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並在中國公學兼任經濟學、會計學教授。第二年，袁昌英也完成學業回到國內，兩人這才正式完婚。此時，新郎楊端六36歲，新娘袁昌英27歲。
1926年，楊端六由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推薦，出任研究院所屬的經濟研究所所長。也是這一年，袁昌英選擇了再次出國。她和楊端六已經有了一個孩子，她把孩子託付給父親和繼母，隻身去了巴黎，在巴黎大學潛心研究法國文學和歐美戲劇。
兩年後，袁昌英回國，任上海中國公學教授，教外國文學及西方戲劇。
1930年，國立武漢大學完成籌建，參與籌建工作的楊端六舉家遷往武漢，在武漢大學，楊端六先後擔任過教授兼經濟系主任、法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因為丈夫的工作在武大，袁昌英隨後也在1932年來到武大，受聘為外文系教授，講授英法文學史、戲劇史和名著選讀。這一教就是25年。
她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教育，培養造就了一大批外國文學人才。知名作家、翻譯家葉君健就是她的學生；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的法文就是她教的。她的專著《法國文學史》，是國內各大學的教材，15年中重印4次。她的散文《游新都後的感想》，與朱自清、俞平伯的兩篇同題散文《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被文壇譽為鼎足而三，其藝術技巧已達到與朱、俞並列的地步。她還是一位熱忱的愛國學者，曾把多年積蓄的很大一筆錢，捐給國家支持抗日。
1948年3月，袁昌英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一年後，新政權建立，她一如既往熱情工作，1956年加入民盟，選為武漢市政協委員，三次參加武漢市文代會，當選為武漢市文聯執行委員。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1957年，這個只醉心於教書做學問的知識女性，會被劃為右派，免去了她的教授職務，下放到圖書館勞動。一年之後又以莫須有的罪名，由法院宣判為歷史反革命，開除公職，交由街道監督勞動改造。
1966年文革降臨，與袁昌英共同生活了45年的伴侶楊端六去世。造反派勒令她搬出原有的教授房，居住到一間狹窄的房子中。兒子楊弘遠也被迫與母親分開，同她劃清界限，斷絕關係。1969年12月，袁昌英在武大珞珈山居住了幾十年的權利被強行剝奪，作為「五類分子」勒令限期離開。這一年，袁昌英已經75歲，白髮蒼蒼，竟然被逼到無處安身。而遠在北京的女兒楊靜遠正在「五七」幹校勞動鍛煉，自顧不暇。幸虧老家有一位貧下中農，是她從未見過面的遠方侄子，經聯繫後表示願意收留她，這才有了安身之處。
寒冬臘月，步履蹣跚的袁昌英，在凜冽的北風中，被遣送回離別了幾十年的醴陵鄉下。
在故園駱家坳，沒人把她當做知識分子，更沒人知道她曾經是講台上意氣風發的女教授。她只能獨自一人躺在破舊的床上，望着麥草鋪蓋的房頂。唯一能給她安慰的，是身邊堆放的書籍。她為自己居住的山村小屋，取了個「陋園」的名字。
在這兒，她不再是眾望所歸的教授，不再是莎翁的講授者，也不再是享譽文壇的作家。她只是個被人疏遠的「五類分子」，每月要靠女兒楊靜遠寄來的20元錢支撐度日。
而曾經的珞珈三傑，凌叔華遠在英國倫敦，蘇雪林住在海峽對岸。曾經那樣親密的女友，再也無法相聚談心，攜手出遊，登高望遠。曾經風華，都漸漸遠去，在越來越淡的回憶中，遠得那樣蒼茫，那樣往事如煙。
1973年4月，在遣返回醴陵鄉下的第四個年頭，袁昌英在駱家坳的陋園小屋中去世，身邊沒有親人。
6年後，武漢大學改正了袁昌英的右派結論，武漢市法院也撤銷了1958年對她所作的錯誤判決。
在此之前，也是這樣的兩張紙，將她徹底摧毀，使她從講台消失，從創作的舞台墜落，把她變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人。
2022-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