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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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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災難突然降臨到我們這個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審判員的父親,因曾在原中央大學上學和在民國法院工作期間參加過國民黨、青年軍,並擔任一定職務,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判處勞教5年。父親被判刑後,母親成為反革命家屬,在四川舉目無親,兩個幼子又經常生病,無奈之下,只好辭掉川南法院書記員的職務,回到鎮江我外祖父家。當時哥哥3歲,我3個月。

外祖父是鎮江的開明人士、商會理事,五進的房產都作為藥材行公私合營了。母親帶着我和哥哥投靠外祖父,全家8口人住在一個50多平米的屋子裏。1956年,外祖父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兩個小舅舅與我弟兄倆年齡相仿,外祖母和我母親成了家中的頂樑柱。

當時鎮江小學教師奇缺,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母親就當了一名小學教師,且一干就是26年。1956年,她的工資定為44元5角,因丈夫是反革命,直至1979年退休,幹了20多年,還是44元5角。父親5年勞教期滿後,仍然不得回家與親人團聚,又在原勞教農場工作了5年,每月近有20元的生活補貼。

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母親都不可能也不敢帶我和哥哥去四川看望反革命父親。為了滿足父親渴望見到孩子的心願,每年兒童節期間,母親都帶我們弟兄倆到照相館拍照片,寄給父親。父親在四川的10年中,也給我們寄過兩張照片。這就是10年裏母親和我弟兄倆能夠看到的父親形象。

反革命父親給我弟兄倆的童年帶來說不盡的痛苦,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同學罵我們是野孩子、狗崽子,我們沒有資格當班幹部。童年的逆境和母親的教誨也給了我和哥哥上進的動力,從小學到中學,我倆始終是班級和學校品學兼優、特長明顯的好學生。因父親是反革命,小學畢業時,我倆都不敢報考重點中學,先後報考了不太重視家庭出身、以升學考試成績排學號的鎮江二中,我和哥哥的學號分別是班級的1號和5號。

1965年,哥哥連普通高中都不許上,只能到鎮江蠶桑耕讀學校半工半讀。1969年,我和哥哥一起上山下鄉,上學、招工、參軍皆與我們無緣。粉碎四人幫後,哥哥和我才先後回城。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2011-04-01)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黑五類憶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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