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27歲北京青年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犯「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在當年轟動了全中國。他到底做了什麼，要被處以極刑？（《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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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十萬人大會上，北京青年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犯「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是當年轟動全中國的重大案件，這位生命永遠停留在27歲的年輕人，牽動了很多人的心。他到底做了什麼，要被處以極刑？
本期節目，我們跟大家說說這件往事。
兩次死刑
1968年1月5日早上，遇羅克像往常一樣，帶着簡單的午飯，騎自行車到工廠去上班。
他剛一進工廠的大門，就被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公安抓捕。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裏，他竟然兩次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第一次的時間是1968年1月。
這個說法出現在北京市中級法院（79）中刑監字第1310號「刑事再審判決書」中。其中寫道：
「遇羅克，男，1942年生，漢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資本家，本人成分學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機器廠徒工，住北京市朝陽區南三里屯東五樓十三號。1968年1月被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犯『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但是，1968年1月，遇羅克並沒有真的被執行死刑。這是為什麼呢？
張郎郎在《我和遇羅克在獄中》一文中回憶說：1970年2月9日，他和其他幾十個人被關進北京看守所「死刑犯」監室。單人牢房的門剛被關上，他就聽見走廊另一頭有個犯人喊報告。
張郎郎聽到一個聲音說：「報告管理員，我要見軍代表。上一批的幾十個人都去見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因為我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待，可沒什麼人提訊我，我怎麼交待啊？」
說話的人正是遇羅克。
此前，張郎郎跟遇羅克在一個監室被關了半年多，對他的聲音非常熟悉。當時，張郎郎就明白了，第一，遇羅克還沒有被處死；第二，他之所以沒有被處死，是因為他在臨刑前說有重大案情要交代。
但是，到1970年3月5日，事情又有了變化。
那一年，中共以進入戰備狀態為由，突然發動「一打三反」運動。「一打」就是「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運動一來，不僅新抓捕了很多所謂「反革命」，以前在押的「反革命」，也都被從重、從快打擊。
張郎郎回憶說：「1970年3月5日，他和許多人一起被拉走了。他們走了以後，走廊里死一樣地寂靜。我們知道又是一場宣判大會。我預感到遇羅克再也不會回來了。」
張郎郎的預感沒有錯。正是在這一天，遇羅克再次被判處死刑，並被「立即執行」。
為什麼一定要處死他？
1970年1月9日，中共軍方的「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了一份通知，將20名罪犯的材料下發給「革命群眾」，徵集處理意見。關於遇羅克，是這麼寫的：
「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來，遇犯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餘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
根據這份材料，遇羅克被處死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散佈大量「反動言論」；第二，策劃暗殺活動；第三，在押期間氣焰囂張。
三條罪狀中，第一條看着比較「實」，具體到有「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有反動文章「十餘篇」；而第二條和第三條比較「空」，沒有具體事實。由此判斷，遇羅克被殺，主要是因言獲罪。
「反動言論」
遇羅克有哪些「反動言論」呢？主要有兩方面：
第一，他公開反對一篇文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這是毛澤東為發動「文革」大造輿論的第一篇「重磅」文章。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是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毛澤東幕後授意姚文元寫這篇炮轟吳晗的文章，矛頭對準的，其實是吳晗背後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彭真，以及彭真背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
但是，遇羅克哪知道這些權斗内幕？1966年2月13日，他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公開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反對姚文元的文章，不就成了反對毛澤東，反對「文革」嗎？這是遇羅克的一大「反動言論」。
第二，遇羅克批判中共「出身決定待遇」的血統論。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發。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學生中的幹部子女貼出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
這副基於血統論的「紅對聯」，成為「文革」時期流行極廣、影響極壞、後果極嚴重的一個口號。
當時，所謂「出身好」的人，即出身於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家庭者，這些人被稱為「紅五類」。所謂「出身不好」的人，即出身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家庭者，被稱為「黑五類」；後來，又加上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擴展成「黑九類」。
「紅五類」成了「人上人」，從生到死的各種環節，如上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招工，提干，參軍，結婚，就醫，購物，甚至進火葬場、墓地等，都享有特權。
而全國各地數以億萬計的「黑九類」則成了「人下人」，方方面面都受歧視，在「紅色恐怖」中被侮辱、被傷害、被打、被殺。
就在「血統論」甚囂塵上之時，1967年1月18日，遇羅克以「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名義，在他創辦的《中學文革報》第1期上發表長文《出身論》。
文章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牽涉面很廣。」「有多少無辜青年，死於非命，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面對這樣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不能不正視，不能不研究。」
遇羅克明確提出，必須打倒「唯出身論」。
此文一經發表，立即在全國產生巨大反響，因為他說出了所有「出身不好」的人的心裏話。
但是，中共鼓吹的就是它的老祖宗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一直把中國人劃分成不同的階級，然後煽動階級對立、階級仇恨、階級鬥爭。怎麼劃分階級？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出身。
中共建政後，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所有所謂「出身不好」的人，都是被打壓的對象。
而遇羅克的《出身論》，在「文革」瘋狂的年代，自然被認為是「反動言論」。
刑場上的黑幕
「文革」結束後，遇羅克冤案被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法院作出再審判決：「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宣告遇羅克無罪。」
但是，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到底是在哪裏被執行死刑的？怎麼執行的？他的屍體誰處理的？怎麼處理的？這些疑問，至今不得而知。
2019年6月，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說：「在我哥哥平反以後，有一個大夫曾經找到我姐姐，揭露說，我哥哥的眼角膜當時被摘除了。但其它器官就不清楚了。因為這個大夫是眼科大夫。他說（眼角膜）給了一個人，當時所謂的勞動模範。」
遇羅克的眼角膜被摘除了，他的心、肝、腎等其它器官呢？是否也被摘除了？
翻閱中共歷史，從上世紀40年代延安整風時起，到文革中，再到文革結束，都有死刑犯被活摘器官的例子。
2019年6月17日，位於倫敦的國際獨立「人民法庭」經過多方取證、聽證和調查後宣判，判定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為已存在多年，並仍然存在。
那麼，遇羅克被執行死刑時，是否沒被一槍打死，而是留着活體，以便醫生摘取器官，在器官被摘取後而死呢？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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