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那個難忘的夏天，北京城殺氣騰騰，中了「陽謀」暗算的知識分子紛紛墮入「右派」的泥坑。當時我在西郊一所外語學院任教，經過半年多批鬥勞動後，受到「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的一等一級處分。次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上級機關的一輛軍用吉普車把我押解到半步橋，關進北京市監獄內新開業的勞動教養所，從此開始了二十餘年的賤民生涯。
離家前夕，懷孕已七個多月，她一邊為我收拾行裝，一邊說：「換洗衣服，盥洗用具，放在你這個舊洗衣袋裏。不知道你會有空看書嗎？」
「勞動改造嘛，有空時間也不會多的，」我說。「把那天新買的《杜甫詩選》，還有那本原文的《哈姆雷特》扔進去吧，有空時翻翻吧。」
於是，馮至編選的一本杜詩就伴隨我踏上了「路漫漫兮的流放征途」。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時許，我就被關進勞教所二樓一間牢房，一蹲就是一個多月。二十多個青壯年男人擠在一起，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一日兩餐啃有霉味的窩窩頭，日日夜夜聞屋角里尿桶散發的臊味。間或晚飯後有一點空閒，我就從枕頭下面拿出《杜甫詩選》來看看，我的心成了「天地一沙鷗」，飛出鐵窗到詩聖的自由天地中去遨遊。六月五日晚飯後，我正在看杜詩，忽然接到妻子從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於三日清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她取個名字。恰巧我剛剛讀過杜甫贊孔明的詩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我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也不得一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從人間地獄祝願她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六天以後，奉旨離京，八百名勞教分子浩浩蕩蕩搭乘「專列」，由大批武裝警衛押送離京，車行數日，無所事事，幸有杜詩可讀，沿途隔着車窗遠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萬般無奈，信筆在詩集末頁空白處留下了四居感言：「相識遍天下，知心無一人。唯有詩千首，天涯慰寂寥。」風雪荒原，三年勞改，這本杜詩成了我的知心難友。老杜久經喪亂，對生離死別感慨最深：「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我幼年喪母，後來一兄一姐相繼夭折，抗戰期間父親又為日軍所害，還不上二十歲我就飽經了死別之痛。一九三七年冬，日軍逼近揚州，我高中還沒畢業，就含淚告別家人，流浪他鄉。誰會料到呢，當年我雖沒當上亡國奴，二十年後，日軍早已戰敗，中國大陸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成為階下囚，萬里迢迢，妻離子散，竟又體驗到「生別常惻惻」！但一想到生不逢辰如我者何止萬千，何況妻子年紀輕輕守着小兒女，度日如年，我豈能顧影自憐。安史之亂中，杜甫被擄至長安，身為階下囚，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苦難，而是流落他鄉的妻子：「今夜郛州月，閨中知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鬢濕，請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干。」千載之下，同病相憐，我竟在興凱湖邊為老杜一哭。
對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當時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劃清界限」，反而魂牽夢繞，寫一首又一首詩為「斯人獨憔悴」鳴冤叫屈，反觀今世，一年前，「反右」一聲令下，文藝界「冠蓋滿京華」，（這本杜詩的編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陣，口誅筆伐「右派」詩人、作家，哪裏會有「乾坤一腐儒」說這樣的怪話：「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的至情與正氣可歌可泣，李白是有福了，社會主義勞改營中的囚徒也托福了。他生在「萬方多難」的時代，終生顛沛流離，偏偏還要「窮年憂黎元」，荷負天下眾生的苦難，把數十年家國之痛化為彪炳日月的詩篇。晚年漂泊湘、鄂一帶，「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飢，竟死於病毒性痢疾。一個不識時務的書生如我者，有幸來到北大荒廣闊天地，有萬千難友為伍，有杜詩一卷可讀，夫復何求！深夜捫心，我感到愧對千古一詩聖。
三年之後，由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語），神州大地上餓殍萬里，勞改營里更是「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史聲啾啾」。我在清河勞改農場被餓得奄奄一息，終於感謝「革命人道主義」的寬大政策，奉准「保外就醫」，到妻子所在的安徽大學落腳。囚首垢面，回到妻孥身邊，此情此景仿佛早已寫在那本和我相依為命的杜詩里了。「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只不過，居委會耳目眾多，自然不會有「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欷噓」。我離家時，丁兒還不到三歲，眼下已快六歲了。孩子雖然又黃又瘦，記性倒不錯，教給他幾首杜詩，他背得滾瓜爛熟，劫後餘生，這也可算作天倫之樂了。一年後，被安大僱用為臨時工，總算有飯吃了。「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豈料紅色恐怖臨頭，這也成了罪名：宣揚「四舊」，腐蝕下一代，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還關在「牛棚」，妻子作為「牛鬼」家屬，被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時，狠批「封、資、修」，橫掃「四舊」，已經搞了三年，不少「緊跟形勢」的大學教師們紛紛把存身書當廢紙賣掉，六分錢一斤。妻子「不識時務」，把我的兩、三百本舊書統統裝進舊紙板箱，連人帶書同乘一輛卡車下放和縣高莊。又過了一年，我被放出「牛棚」，爬上卡車，也到高莊和妻孥團圓。我的境況和杜甫從鳳翔回到羌村與家人重聚時差不多：「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這時我又成了無業游民，雖然沒有生活出路，倒是有時間看書了。一個大晴天，妻子和我把幾箱舊書抬到門前空地上，一箱箱打開。由於潮濕，許多書都發霉了。還有耗子在一個箱子裏做了窩，並且咬壞了一些書，其中被咬得最慘的要數那本《杜甫詩選》。我捧在手裏，仿佛見到了一個被「革命小將」橫掃得遍體鱗傷的敵人。為了不讓妻子難過，我故作鎮靜地說：「可憐的小耗子！它們準是比我在六零年冬天還餓呢。」
我們一家五口住的是生產隊用公款蓋的一間茅草棚，黨員隊長偷工減料，不到一年就漏雨了。第二年夏天，我為瘧疾所苦，發高燒，說胡話，妻子冒雨趕到兩里外的公社衛生院去請醫生。這時風雨交加，屋頂上的草被颳走了不少，屋裏到處漏雨，唯一干處是屋角里女兒的小床，我躲在上面呻吟。魯醫生一進門，先忙着給我吊鹽水退燒，隨即去幫妻子掏水。魯醫生還不到三十歲，沒上過幾年學，好讀書，有空常來和我聊天兒，和我一起讀那本杜詩，全然不理會上級要他「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的警告。雨停之後，我的體溫下降，魯醫生來到我床前，笑着說：「巫老師，『床床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你和杜甫風雨同舟了。」
我指着床頭一本新書說：「北京的一個詩人朋友剛寄來的，那位翰林院院長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他貶杜褒李，投當今之所好，並不奇怪。這位身居京城豪華官邸、養尊處優的大人物，竟然以『卷我屋上三重毛』為論據，一口咬定杜甫是殘酷剝削農民的地主分子，也未免太離譜啦。」
魯醫生說：「恕我直言，巫老師，你真是書生氣十足，要不你今天就不會病臥這間破茅棚，小雨小漏，大雨大漏。人家郭老識時務者為俊傑嘛。」
我說：「人各有志嘛。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他想的不是自己如何鑽營奔走，去搞一套豪華邸宅，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雖然是書生的烏托邦夢想，仍不失為仁者之心，包容天下的胸懷。杜甫真不愧為千古一詩聖，知識分子的萬世師表！」
文革後期，我們全家回城，我和妻子到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工作。六年之後又「落實政策」，重返北京。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帶着小兒子起程北上。一毛已在師大就讀，不能同行。分手前，她要我留本書作個紀念。我想了一下，沒有比那本《杜甫詩選》更合適的了。它既是一毛名字的出處，也是我們一家人劫後餘生最好的見證。書的末頁已有我二十二年前流徙途中留下的小詩，現在又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說當年如何「以言禍獲罪，流放北大荒，囚車孤獨，但讀杜詩而已」等等。來年廈，一毛赴美求學，行囊中帶着這本杜詩，上面有我贈書時的祝福：「他日鸞鳳高翔，有厚望焉。」
九零年夏，我來美講學，先到一毛家小住，那本杜詩赫然在目。久別重逢，「舊書重讀似春潮」。一毛見我和它難捨難分就說：「爸爸，你帶在身邊翻翻吧，別搞丟了就行，這是咱家的傳家寶啊。」從此，當年的患難之交成了我形影不離的旅伴，每到以處，舊雨新交往往會問起我流放的往事，我也常常請他們一睹那本杜詩劫後餘生的風采，引起了聲聲感喟。
九四年夏，我結束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訪問，道經東京返美，在荷蘭王國駐日本大使楊樂蘭夫婦家作客。他們倆都是漢學家，對中國人民和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在談話中，他們特別提到杜甫「國破山河在」那首名著，於是我從手提箱裏取出那本《杜甫詩選》展示，並回顧了它的來龍去脈。楊樂蘭風趣地說：「小耗子口下留情，要不你就沒這個傳家寶啦。」七月三日，他們送我登機返美。十小時之後，安抵聖荷西國際機場，我興沖沖地提着手提箱奔向在迎候我的妻子和一毛，順手把小箱子往手推車上一放，三人站在行李運輸帶前等候大件行李。一轉眼間，一毛驚呼：「手提箱不見啦！」
劫後餘生，對身外之物早已感到無所謂了。這次丟了那本鼠口餘生的杜詩，多少天我都心神不安，夜夜輾轉反側，仿佛遺棄了一個久經喪亂的親人。楊樂蘭夫婦接到我的「報喪」信後，，安慰我說：「我們可否認為命運已劃下一條分界線？過去到此為止—新生活從今開始？」
從加州回到一村兒在華府郊區的家中，過了幾天後硬着頭皮把這件事說出。一村也熟讀過這本杜詩，他沉吟了半晌後說：「怪不得你回來後悶悶不樂呢。丟了書還要生悶氣，那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有兩句杜詩我非常喜歡：『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你老人家『七十餘年如一夢』，平生蕭瑟也絕不下於庾信，如今四海為家，夕陽紅於二月花，何不來一個『敢有歌聲動地哀』，才真正不辜負老杜三十六年的患難之交。」
選自巫寧坤著《孤琴》，允晨文化出版，2008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