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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本文系1999年5月底中央大學舉辦之「企業倫理與永續發展研討會」中發表之論文，呼籲重新拾回古典經濟學家所着重的基本倫理道德。
一、前言
自1998年10月以來，台灣大企業倒賬風波接二連三，這些原本被認為實力堅強且政商關係良好的集團企業之所以產生經營危機，不務本業、過度投資於投機性行業，借用過多別人資金等等共同特性的行徑，不但引發該企業本身危機，拖累其員工、股東，而且牽連眾多債權人，更讓人憂慮的是有拖垮金融機構的風險。推而廣之，在聯鎖效果下，整體經濟或將受到嚴重傷害，不但經濟成長率會大幅下滑、失業急速擴增，所謂的經濟蕭條、崩盤等等顧忌也成為隱憂，於是政府在一面聲稱台灣經濟基本面堅強且表現優秀下，一面又忙不迭地匆忙祭出各項救火政策。就在一陣忙亂中，台灣經濟還是掉入不景氣谷底，會不會產生更大風暴，以致發展受阻，甚至走向日本十多年深沈不景氣，以及菲律賓早年興盛，多年以來卻衰頹，如今仍在泥淖中掙扎的覆轍，備受國人關切。
台灣經濟將伊於胡底固然眾說紛紜，這些面臨巨大危機的大企業之經營方式廣受非議已是有目共睹，「讓它倒」應無大疑義，因為優勝劣敗的市場倫理已在發揮，而此等企業的經營是否具「企業倫理」也引起討論，尤其某些業主在跳票之餘還大言不慚地指責金融機構抽銀根、怪罪他人的行徑更讓人憤慨。同時，政府進場紓困、強制金融機構展延借期，以防波及效果引發骨牌效應的做法，是否違背市場倫理、助長企業不良示範效果，讓企業倫理進一步腐蝕，終而不但企業不再考慮永續發展，只看重短期利益而將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整體經濟也難以永續發展。這些課題必須嚴肅看待，並深入討論。首先，讓我們從何謂「永續發展」談起。
二、永續發展是何意指？
「生命的目的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這兩句一直被台灣人視為八股的話語，其實生動地說出了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的真義、並且傳神地道出人生的意義。
一個人一旦降生到人世間，就面臨「要活下去」的基本問題，直到有能力為止，都是依賴父母或他人養活，一旦開始自立更生，自己就必須思考如何存活的課題。相信每一個人都不只希望能夠活下去，而且期盼活得愈來愈好；進一步言，不只希望自己活得好，也期盼其親朋好友如此，推而廣之，不僅希望這一代活得好，更期盼下一代活得更好，而且代代生生不息、福祉不斷增進。這應該就是永續發展的正確概念。無可置疑地，人生很自然地，或者可說主動地會有人與人的「人際之間」之關係。除非刻意當獨夫，執意過着與世隔絕生活的人不需與他人交往，否則縱然是漂流荒島的魯濱遜，也渴望有「星期五」這個土着為伴。為何人有群居特性？是不是彼此之間經由「分工合作」可以增進生活福祉？開放性社會的分工合作必須由「市場交易」來完成，而交易必得支付代價，為了降低交易成本，自然而然地會有「規則」、「秩序」、「制度」的出現，我們可以簡單地用「市場倫理」涵括。市場裏形形色色的行為人起碼應遵守一些基本倫理，否則成本將提高，生活福祉將下降。
我們也應該都不會否認，人類生活福祉的滿足與促進都離不開自然資源，無論是直接地使用或間接地作為生產要素來生產無數的產品。如此一來，永續發展的達成，就必須在人際間、人與自然間尋找出合適的相處方式才能竟功。如上所述，人際間有必要的規則、秩序、制度必須遵循，同樣地，人與自然間也需遵循必要的規則、秩序[1]。由於自然資源的相對稀少性，如何善用，進而使其生生不息，是人類面臨的重大關鍵課題。其實，這些也正是經濟學之所以出現的根源。
三、經濟學本來就是追求永續發展學科
經濟學開宗明義闡述人類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應該包含人力和自然等全部資源）來達成最高生活福祉，該學科的出現，咸認源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76年出版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這本被國人誤譯、誤解為《國富論》，因而有助長「國家主義」以鄰為壑惡劣作風的經典之作[2]，眾所周知旨在闡述如何透過價格這隻「無形之手」的運作，達成分工合作以促進人類福祉，讓人類得以「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3]。人際之間的分工合作是不分人種、不分地域的，透過分工合作不但各個人都能發揮「天生我才必有用」，讓各自擁有的有限且寶貴的人力及自然資源做最有效率使用，還能經由交易往來相互學習，衝激出創新，俾增進彼此生活福祉，讓人類不但綿延不斷且福祉愈來愈高。
不過，分工合作中交易行為的順利進行，必須行為人具有基本的道德修養，或者有基本倫理，這在《原富》中並沒有呈現出來，可是這卻是亞當‧史密斯最在意的，因為這些道德可說是分工合作的先決條件。遺憾的是，當前標準的經濟學理只根據《原富》中的理念發揮，殊不知亞當‧史密斯最重要的書，或者史密斯認為最根本的著作卻少被經濟學界提及，或者被漠視，或者壓根兒少為人知的是《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這本書[4]。有識者甚至認為《原富》只是《道德情操論》的「附錄」，旨在強調市場的自由運作最能達致有限資源的最有效率使用這個最基本道理。不過，要市場機能充分發揮，前提條件是參與市場者具起碼的「市場倫理」，不會有意傷害彼此，也不會蓄意破壞彼此的承諾，尊重約定，亦即依規矩行事本應是天經地義的。也許許多人不知道，史密斯竟然是格拉斯哥大學的倫理學教授呢！他且是十八世紀英國極重要的倫理學家，當然他所強調的道德倫理與我們所謂的「中華文化」精髓之倫理道德，表面相同，但前者是自然融合在日常生活，後者卻不幸淪為口號，迄今且落得成為學子們訕笑，作考試答題用的八股而已，此由1998年底台北市長選戰引發「誠信」議題，而不少人士諷刺、揶揄「道德家」，並鄙視誠信，就可見一斑。
我們知道，史密斯的《原富》，旨在探索如何創造並增加人類的財富，以使人類能生生不息地存活，且愈活愈快樂。我們不宜將財富只狹義地定義在物質面，而且也應注意史密斯的「永續」概念，恐怕這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家們共同的見解，當前吵嚷不已的「綠色環保」、「永續發展」等等，其實只是回歸從前，而目前所強調的是以「人為」的政策，利用公權力執行「人造的法律、命令」來達成目標，換句話說，是以懲罰式的「強制」手段讓心不甘情不願的行為人就範，而史密斯卻是想經由誘發行為人出自「內心」所產生的自發抑制力量來實現。
可想而知，懲罰若有效應屬短暫的，但人生漫長，一代傳一代更是綿延不絕，讓倫理道德成為生活習慣，讓誠信成為基本生活原則，不是好的多嗎？不過，社會風氣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而且培養難但破壞卻易，尤其在位居上位者帶頭，以及受擁戴的風頭人物現身作不良示範下瓦解得更快，證諸台灣近幾屆的重大選戰，總統每每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為執政黨候選人大力背書，不問其是否操守有瑕疵，不問其倫理道德之低下就可知端倪；而馬英九曾公開承認嚴重背信，卻仍一意孤行帶壞原已敗壞的誠信風氣，最後又高票當選的實景，更印證台灣的基本生活倫理沈淪之一斑！
四、文化因素再度受重視
對於道德倫理的再度被看重，近十年來形成一股風潮，遺憾的是，風潮不是發自東方，而是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5]。順手舉兩個例子，一是1993年出版的《強國之路》（Who Prospers?），作者勞倫斯．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嚴肅檢討當時經濟表現走下坡的美國，重新發現及肯定適當的文化因素是進步與發展的必要條件，而社會成員間的信賴、鞏固的道德制度是最重要的兩項因素。到了1997年，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直接了當地以《誠信》（Trust）作為書名，探討經濟成長，他明確地指出文化因素對一個社會培養健康制度的能力極為重要，但文化對於經濟成長鮮少有直接的影響，他在書中指出文化因素只在經濟成長的因素中佔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另外百分之八十是自由市場經濟。福山是引用晚近經濟學裏威力強大的「數量化」解剖方式來表現文化因素的重要，但就像他所說的，文化是長期的，且是先決條件。雖然他舉出各國的文化各有特色，但人際間的「信任」無疑是共通的，只是有的地方只對近親，有的擴及他人。就是由於信任程度和範圍的有別，各國的經濟成長成績也有異，東方國家較重視私人情誼，西方先進國家則擴及他人，如今的發展成果很明顯地有差距。我們可將一些國家在亞洲金融風暴肆虐的期間，依自由市場經濟體和誠信程度這兩個面向作區分，作粗略地評比績效。
美國是高度自由經濟體和高度誠信兩者皆備的代表[6]，無怪乎近幾年的表現一枝獨秀；日本是誠信高但自由經濟度較低典例，東南亞諸金融風暴受創國則是兩者皆相對低，台灣屬於高度自由經濟，但誠信度不高之社會，新加坡是誠信度高，自由經濟度中等的國家，香港原本與美國同類，但近期的自由經濟程度卻大跌。在如此分類下，福山的理論似乎可稍有印證，以台灣言，市場力量頗強，即使誠信受到鄙視，但仍然有良好的表現；日本在管制過當，自由經濟受到嚴重限制下出現十多年的嚴重不景氣，但其人民的倫理道德誠信美德卻仍足以支撐而免於崩盤；香港由於捍衛匯率，讓自由經濟堡壘垮台，雖然仍保有高度倫理，但元氣大傷程度令人搖頭[7]。其實，由這些國家的表現也可發現一旦真正實施自由市場經濟，生意往來的經驗逼得非講求商場倫理，或市場倫理不可，否則市場競爭力量終究會將無信用者淘汰出局。不過，由於資訊永遠不充分，將不誠信者淘汰需要時間，如果一方面能施行自由經濟，在自由開放環境下，逼使民眾守信，另一方面政治領導者和家長、老師們以身作則，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地養成誠信習慣，讓守信彷如吃飯、睡覺一樣的理所當然，不是再理想不過的嗎？
五、風暴危機凸顯市場倫理可貴
不只是不同國家間由於倫理道德、市場倫理的差異，致經濟發展情況有別，就是在產業和業者比較個體層面的表現也是相同的。以台灣來說，中小企業所顯現的韌性、彈性已人盡皆知，屢仆屢起依市場競爭優勝劣敗的基本原則存活，或者變大，或者改變生產方式，或者轉換產品繼續發展，在資源受到政府政策管制，致大多為特權事業享用的人為不公平環境下，幸有活力充沛的地下經濟，讓他們依循競爭市場倫理，彈性地存活，像極了生命力極強的蟑螂和變形蟲，呈現出來的是永不服輸、熱愛生命的韌性，這種方式的發展應該也才符合上文所提的永續發展真義。
台灣的中小企業在高度競爭環境下起起落落，受着市場競爭倫理的制約，而大企業是否也如此呢？無可置疑的，相對地，台灣的大企業被認為受到政府的大力保護，撇開公營事業這種明顯例子不說，就是一般的民間集團企業，在所謂的「政商掛勾」下被認為享有特權，尤其在那個管制處處的時代，必須有特許才可經營某種事業，更是太明顯不過了，特別是金融機構全權握在政府手中的時候，「貸款」特權是一大顯例，這也是為何如此多人不惜花費龐大代價，謀求當上民意代表的重要因素。
這一個階段的市場機能在國內可說受到莫大限制，等到開放、自由化、國際化不得不施行之後，不但公營事業被迫往民營之路，媒體、金融、電信等等事業，即使只作局部性開放，市場競爭壓力也悄悄發揮力量，政商掛勾縱然還能發揮一些威力，若無法妥善經營事業，特別當國外環境驟起變化波及本國時，困境就出現。1998年10月開始爆發的不務本業，從事投機炒作其他投機性事業或者盲目擴充經營之大企業集團，骨牌效應似地倒賬，就是市場力量發揮的證據。一時之間政府忙亂地從事紓困動作，或協調銀行展延債務期限，或以低率融資來助其度難關，甚至藉由拉拔股市和房市以防止股價和資產縮水來協助，但受輿論撻伐且效果有限，實在是耐人尋味。此一現象正是市場力量已發揮運作的表示，因為經營者違反了市場倫理，經營犯了錯誤，應該要付出代價，即使具特權身份，也已無法免疫。政府雖然極力對之伸出援手，但已證明乏力，而其他民眾也不再那麼被施展「五鬼搬運」手法而受損了。相對地，穩健保守經營、謹守本分者在外在危機出現時刻，凸顯出屹立不搖，換句話說，他們一向不依恃特權及政策的庇蔭，在市場競爭環境下營生，依「優勝劣敗」法則戰戰兢兢地經營事業，他們也都尊崇市場，希望在「市場經濟」的市場倫理下公平地競爭。在這些事業體中，我們可以推舉台南奇美企業的許文龍、長榮集團的張榮發，以及台塑企業的王永慶三人為代表，從他們身上或許就可以找到「企業倫理」是何指，也或可看到「企業家」的形象，三人中特別是許先生最值得進一步介紹。[8]這裏有必要先對市場倫理中除誠信這項基石之外，最重要的「競爭」倫理，小心地解說清楚，並澄清一些世俗性的誤解，而最需辯正的是「競爭」非鬥爭，亦非生物學的「物競天擇」之基本觀念。
六、市場「競爭」是最重要的市場倫理
無疑地，「競爭」是我們社會中常見的名詞，甚至是人人的口頭禪，而「優勝劣敗」也被當成競爭行為的結果，在這種似乎並不離譜的理解中，其實仍然存在着一些謬誤在，尤其對市場內商業行為的競爭更有着錯誤了解，此由「商場如戰場」人人琅琅上口已可見端倪。當然，將同業間的競爭比喻「商戰」，進而把買賣雙方的關係看作戰爭的，究竟不多。為何把同業間競爭的商場看作戰場這一謬見得以流行，很可能與達爾文（Charles R.Darwin,l809-1882）進化論的「物競天擇」有關聯。不過，達爾文所謂「物競天擇」的「競爭」，畢竟指的是生物學上的競爭。這種競爭是指一般動物為着爭取賴以生存的食物和環境而作的「生死鬥爭」。但是，人類自由市場同業間的競爭，是「社會競爭」，是人們在社會合作的制度下，為爭取最有利的地位而作的自我努力。這種競爭，表現於每個行業、每個廠商彼此都努力於提供價更廉、質更美的貨物或勞務，來勝過對方，爭取顧客，這與生物學上的競爭實在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商業競爭是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最有利的長處，讓擁有的有限資源作最有效率發揮，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寫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能活，並且都能活得更為美好的情況，是有智慧的人類發揮分工合作的方式。在競爭中是有「優勝劣敗」，但敗者只是在某一產品、某一比賽項目中失敗，由於在社會中充塞着無數機會，任何一個有心人總可很快地再尋得自己較強的項目去努力奮鬥，並非被競爭對手將形體都消滅掉。
戰爭是我們人性中殘存的獸性表現。在戰爭中，至高無上的目的是在毀滅敵人，因而任何手段都可採取。「兵不厭詐」歷來是戰略的箴言。商業，是我們人性中理知運作的產物。把商業比作戰爭，不僅是比類不倫，而且嚴重地破壞商業道德。「誠實是最好的政策」這句西方的格言，特別適用於商業。如果「兵不厭詐」的戰略箴言也可以引用到商場，那還有什麼商業道德可言?在台灣盛行的假冒商標，顯然是違反商業道德的。可是，如果你把商場看作戰場，那將有何話說呢？
近十多年來國際貿易的趨勢，雖有走向自由貿易「假象」，實則仍有濃厚重商主義的味道。各國都在愚昧地偏向不同面貌的保護政策，關稅壁壘、配額限定雖已減退，但貨幣貶值、反傾銷、補償性貿易等等管制政策，更細緻地干預市場…等等，都是或攻或守的戰略運用，也即「商戰」這個謬見在背後隱隱地作祟。說得更極端些，當前經濟學的主流「賽局理論」（game theory），其教導「爾虞我詐」、無所不用其極以求得勝的方式，或許就是競爭的本意被繼續扭曲的一大禍源呢！[9]
寫到這裏，腦子裏鮮明地浮現1998年美國職棒全壘打競賽時，馬奎爾和索沙兩人活生生地詮釋「競爭」真義的故事。當馬奎爾率先打破馬里斯障礙且刷新全壘打紀錄時，在致謝詞中特別感謝其對手索沙，原因是由於索沙的參與競爭，讓馬奎爾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就在彼此砥礪的過程中，潛藏在體內的能力被逼了出來，最後才能突破自己的極限。如果索沙沒有盡己全力，甚至於放水、欺騙，「競爭」就根本不存在，那麼馬奎爾也將失去破紀錄的一大動力，而連帶地棒球比賽也就失去精彩度。
經查「競爭」這個字的字源，在拉丁文是strive with，而非strive against，意即一起奮鬥，而非殲滅對手。儘管兩照競爭的優勝者只一方，但競爭絕非是「零和」遊戲，也非無所不用其極的惡劣鬥爭，而是參與競爭遊戲者共同完成更高層次的東西。運動競賽如此，商業競爭如此，就是一般生活中的各種人際之間關係也都是如此。可是，在當今充滿刀光劍影的台灣社會，理解競爭真義者究竟有多少呢？
也就因為「競爭」真義難被了解，甚至被誤用，特別是商場上更是充塞着刀光劍影、殺氣騰騰….肅殺氣氛，「奸商」的稱謂其實已經道盡一切。其實，如果將時間拉長一些，那些所謂的奸商應都已一一被淘汰了，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的天理畢竟在，然而遺憾的是，由於人類「短視」，再加上倫理道德沈淪、社會風氣敗壞，「無商不奸」仍掛在人們的口頭上，仍被無情的事實所印證。在此環境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商人或企業經營者，他們的行徑應該就合乎「企業家」稱謂，而他們的經營法則也就合乎企業倫理。以此角度衡量，上提三位本土企業家似乎可以作為典範。許文龍、張榮發和王永慶三人的共同特色是「相信市場」，也咸信市場競爭是公平準則，他們都與政府當局保持一定距離，也當然不會要求保護。他們經營事業也同樣以「自利」、賺取利潤為中心，但賺錢只是一種自我滿足手段，不是最終目標，他們至少以事業蓬勃發展為職志，對參與企業經營的各種生產要素妥為照顧，並且提供價廉物美產品在市場參與競爭。在這種基調下，他們已不只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筆下具創新精神的企業家[10]，也在這些基本原則下，各自採取不同的經營方式。關於王永慶尊崇市場、歌頌市場經濟的理念，可參閱1998年底到1999年初他在《台灣日報》連載的有關文章；張榮發先生的經營哲學及理念，則可參閱遠流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的《張榮發回憶錄》。由於個人較偏愛身體力行「自由經濟理念」的許文龍，也認為他才真正合乎個人心目中典型的企業家，因而下文就比較詳細剖析許先生的企業精神和倫理。[11]
七、自由經濟理念的身體力行者許文龍[12]
許文龍也是一個一如你我的「凡人」，追求的無非是生活幸福美滿，而事業成功、賺大錢只是達到幸福的過程而已，充其量只可說是條件之一。當許文龍自認自己賺的錢已足夠時，他就分享他人，此由「退潤」這種經營界難得一見的怪事可見端倪。黃越宏先生以「企」這個字的分解來強調許文龍經營事業的精神，「企」是由「人」和「止」組成的，去掉人就剩止，意思是說，企業的主體是人，沒有人也就沒有企業可言，而人當然包含所有的員工。
許文龍強調員工是資產，他由小時候父親被解僱，致其父親及整個家庭所遭逢的困境推己及人，在「尊重」、「體諒」原則下，設想出誘發每個人由心底產生的動力，讓全體員工分工合作，各在其位各盡其能來經營事業。其員工往往能夠「忠誠」、「敬業樂群」，用白話來說，就是表現出高度「職業倫理」。此在現今勞資糾紛頻傳，所謂「惡性關廠」、「倒閉事件」比比皆是的台灣，更凸顯其可貴。到底許文龍是如何待其員工的呢？他時常強調找問題的「答案」，而不是找「責任」，因而他不但不喜歡講「管理」這兩個字，而且還要消滅之。具體而言，對成績表現差者，不是去責備他、要他扛起責任，而是要成績好者參與，來幫表現差者共同找出之所以差的原因，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刺激出人性中「善」的一面。由失敗中找答案，這種做法簡直就是「失敗為成功之母」的最佳詮釋，視失敗為一種挑戰，於是就不會怕失敗，而且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斷地勇於改善、創新。
「人性」經營哲學的體現
在許文龍的公司里，有「分紅入股」和「周休二日」制度，並且有「產業民主」的影子。這些辦法與其刺激出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所關聯，不過，必須先鄭重提醒注意的是，不要以為許文龍經營事業非常成功，而且也實施了這些制度，就率性地引伸出各個公司也必須如此做才能經營良善。如果不能了解其來龍去脈，深入這些制度的內涵，以及檢討其實施背景、環境，極可能走入「東施效顰」、「適得其反」的不幸下場。
許文龍的ABS(工業塑膠)王國，員工們幾乎按時上下班，不因為工作而耽誤家庭生活，這是工作效率發揮到極致下的成果。別人要學的不是準時上下班這個皮相，而是為何員工能在上班時間發揮高度效率，這也不只是「努力工作」、「肯拼」就能達成的，必須在「觀念」上、工作倫理上有其特質才能實現。奇美公司在1988年實施周休二日之前，經過一番精準安排和諸多準備，在環境成熟後方付諸實施，其後也經過一段調整適應期才終於落實，並非在政府公權力壓逼下實施的，可說由其公司內部「自動演化」而來，這與當時不少人要求「一體適用」周休二日予所有廠商，其差別有如天淵之遙。我們可以這樣說，如果奇美公司員工無法適應周休二日制度，那麼許文龍也就不會硬幹下去。希望大家有所體認才好！
至於勞委會(現今勞動部)當時一直推動的「分紅入股」，在奇美公司也有另一番風貌。奇美員工持股的股金是「貸款的」，由公司「無息」貸與，除非離職，否則可以一直欠着，若離職可依淨值扣貸款，拿走公司連年累積的利潤。舉例言，某位員工配得5萬股（每股10元），五年後5萬股配成10萬股，此時每股20元，若該員工離職則可拿走150萬元現金（20´10－10´5）。若不離職，每年可依配股分紅。奇美的分紅入股有其特色，入股並非員工主動購買，而是公司以無息貸款「配給的」，員工的持股權只限於「受益權」，將在〈民法〉中所有權中的「佔有權」、「使用權」和「處分權」凍結。此種「權利分割」的巧妙安排，使員工得以安心分享紅利，經營者可以專心衝刺，且能避免勞資糾紛。據說有些立意頗善的企業想模仿，但成效並不理想，由此也可得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有道理在的。
至於奇美的「產業民主」制度，以「經營委員會」作為決策層，以「企劃處」作為幕僚，這是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的組織方式，經營權由「委員會」來管理，收集思廣益之效，委員由公司成員聘兼，不計酬，有任期。企劃處則是正式編制的組織，成員是支薪的，該處屬幕僚組織，無直接之行政指揮權。至於一般員工的參與，除前述分紅、配股外，提案制度和目標管理也值得一提。目標管理其實是1950年代末期就開始流行的管理法，包含「計劃」、「實行」「檢討」三階段的循環，而計劃必須有明確、具體目標，不像政治口號的曖昧、空洞、虛偽、自欺欺人。奇美公司的目標管理以半年為一期，但按月執行檢討，以確實把握計劃目標的進度。提案制度也學自歐美，先由日本模仿，奇美再第二手學習，該制度的目的是要從業員發揮創意，促進從業員對經營合理化與提高生產力之同心協力關係，提案種類涵蓋經營活動的全部範圍，提案發揮效果者有獎金可得。
奇美的這些產業民主制度，老實說一點地不稀奇，許多業者也都採取，不同的是，如何讓制度真正落實。其關鍵就是「在上位者是否能以身作則」，因為大家都知道，制度的破壞多來自老闆，奇美公司的老闆股東們，一向都很遵守公司有關規定，許文龍尤其起帶頭作用，他乾脆禁止其子女進入公司，因而奇美公司的「關說」少之又少。就在老闆不破壞規矩，員工能群策群力之下，奇美公司收到「人性管理」的成果。「退潤」也是許文龍人性管理藝術的代表。退潤是交易已了結、銀貨兩訖，卻還將已賺到手的錢還給對方，而商場中常用的「退傭」招數，是為了交易的達成，加以允諾或勾結，標的物也是「錢」。兩者都是「退錢」，但意義卻大不相同。
「觀念」主導一切
談過奇美公司實施的制度，也提過公司老闆們的以身作則，我們可以發現還是「事在人為」，居上位者若無誠心一切就都枉然。上位者的誠心如何養成？許文龍口中一直強調的「觀念」就是關鍵，而觀念是日常生活中體驗出來的。許文龍非常相信自由競爭，極為排斥政府的保護措施，因為他重視長期，也相信只有自己具有競爭能力才活得踏實、尊嚴，也才有彈性應變能力，縱使保護政策有效，也只有「短暫」利益，但卻更可能讓人失去進步的動力。許文龍時刻在思考、反省，讓自己保持一顆開放心靈，藉「求新求變」以苟日新、日日新，他對「產品」和「商品」的分野非常清楚，後者才是迎合市場，具競爭力的東西。在自由競爭理念下，「天生我才必有用」、「分工合作」、「適才適所」、「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的「體諒的心」也自然流露，俗世里的貴賤之分也自然不會在其心中滋生，於是「不注重面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充滿自信、具幸福人生目標也存在他自己心中。此種理念擴散到整個企業全體員工，無怪乎形成「分權分工」、「全心賦與」的企業文化，而許文龍本人也就有許多從事思考，享受人生的空閒時間，一星期上一天班也就當然足夠了。
許文龍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只是高工教育程度，但在日常生活中卻體會出藝術文化的重要，自己也培養出欣賞能力，他的奇美博物館中樂器館裏所搜藏的名琴(小提琴)在世界上數一數二，頂尖的名家都願意讓自己用過的琴由該館搜藏。許文龍認為藝術文化不是孤芳自賞的東西，也當然不是抬高身價的事物，他的搜藏藝術品由內心裏油然而生，因為錢財只是「交易媒介或工具」，以之換成提升自我生活福祉事物（不論有形或無形）才是真的，也才不至於成為金錢奴隸。
許文龍認識人生、享受人生，也自然地由日常生活中吸取知識，「人生處處是學問」可用來形容這種態度。他的老莊哲學理念得自「樹下老人」的智慧;台灣鄉下常見的「造假墓」，也被他活用在商場上；上飯館點菜，店主要他「點夠吃」就好的方式，也被他用來當行銷手法。我們可以說，在許文龍的眼裏，芸芸眾生都是他的老師，真是「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再笨的人總有長處可供人學」的活生生寫照，無怪乎人生充滿驚喜和樂趣。這種精神和理念與已故的自由經濟大師海耶克（F.A. Hayek）實無二致，的確，正如海耶克所言「知識是散在民間的」，沒有任何人具壟斷知識的力量！
精簡行政組織、尊崇市場競爭
許文龍是總統府國策顧問，也被標上總統的民間友人，此在當時台灣社會難免會被認為可上達天聽，有特權可享，但由其極少數的曝光發言，卻都放言直批政府及其政策的諸多不是觀之，恐怕他這項國策顧問真的是一個空名而已。迄今仍不願在螢光幕上露臉的許先生，近年來比較會接受平面媒體採訪，但公開談話仍然罕見，在1998年11月底於台大管理學院難得的公開演講中，對於「政府再造」這個晚近頗為流行的事項，提出其依經營企業所得經驗之看法，說中央要懂得授權最重要，對政府再造工程中最重要的「組織架構」，肯定「三權分立」，只選總統、立委、縣市長及議員。而民意代表應重質不重量，立委只三十名到五十名，縣市議員僅七到十一名為原則。這種傾向極度精簡的看法，與當前台灣政府架構在精省表相下，卻擴大立院並有國大擴權趨勢的當時之現實對比，不是明顯與當道的理想（指李登輝當總統時）相違背嗎？
除了在政府組織和政府職能方面的觀點異於決策當局外，對於1998年10月底以來，政府一連串明顯「救股市」的短期急就章政策。許文龍在1999年2月25日《中國時報》刊出的專訪中，更是極力反對，認為政府是拿全民的錢去救枱面上金權人士，是欺騙百姓，再將窮人的錢拿出來，輸送給富人一次。對台灣總體經濟的惡化，批政商掛掛勾企業體是泡沫經濟的元兇，並對舉國上下太重視經濟成長率等無謂「數字」，一味追求經濟成長，反而造成無效、無限產能擴充大加撻伐，此無異與政府的「擴大內需」大戲唱反調。
針對各種短期刺激景氣措施，許文龍以「吃興奮劑」來形容，認為觀念都不正確，而泡沫經濟的源頭—股市、房地產炒作，肇因則是土地政策失當，許先生特別批判「不釋放農地」，尤其以「防止戰爭來臨」的說法最荒謬，結果是提供財團炒作的空間，長期下來泡沫就形成。因此當務之急是減少錯誤，不是再不斷施用行政措施以致愈搞愈糟。對於保護金融業的措施，許文龍也直言是錯誤，企業該倒的就讓它倒，銀行也不應例外，不應有特別待遇，也沒有不倒神話，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殷鑑。對於企業經營和哪種企業有發展前景等課題，許先生更坦言，產業發展、結構變化沒有什麼好或不好，他甚至以自己企業為例，認為有一天也會倒，因而任何時候都預存關廠心理準備，畢竟任何事都沒有永遠好的時候，任何行業也沒有永遠賺大錢的時候，不好的產業、不賺錢的企業，該關就讓它關，該結束就讓它結束。許先生也認為，台灣企業幾十年來，一直能維持活潑風貌，這種機動調整機制，功不可沒。
許文龍最後也認為國家是該有政策，但政策的偏頗更可怕，這似乎與「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的說法相呼應。他舉例說，生產事業可以倒，但金融業不能倒，是本末倒置的沒有道理！備戰心態制訂的政策，如稻米自給率，台泥廠在花蓮開挖都是豈有此理。他語重心長地呼籲台灣朝野上下，仔細地想一想是否應拋棄以國民所得的「成長數字」為追求標的指標，改以創造「民眾生活福祉」為指標的政策，也就是說，將以「物」為目標的政策轉向以「人」為出發點，讓我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有更乾淨的生活空間。
八、回歸「人本」的企業家、企業倫理真義
經由上文冗長的討論，個人歸結出個人心目中企業家的輪廓：稱得上起碼企業家的經營者，至少應盡力做到其「企業責任」，而此企業責任則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在其1962年的名著《資本主義與自由》第八章〈壟斷及勞資雙方的社會責任〉中所說的：「在自由經濟體制下，資方只有唯一的一項社會責任，也就是在遵守不欺騙、不舞弊、從事公開而自由競爭的遊戲規則前提下，運用資源投入種種活動來提高其盈利。」
在這看起來毫不起眼的責任中，其實已點出企業家也是一個凡人，有作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靈魂的真人的基本「誠信」倫理，作為一個企業經營者，進一步需善用種種生產資源來賺取最大利潤，這種利潤的賺取是在遵守遊戲規則，不欺騙、不舞弊之下獲取的。這其實已將那些偷雞摸狗、依附權勢，從事政商掛勾、尋租活動的經營者排除在外，也當然有「人本」意味在。
至於一般人所強調的諸如「公益」活動，是企業家基於利他情懷，自願且「主動」從事的行為，我們不必也不應該以「法律」等方式多所強制，否則鑽營逃稅等等漏洞反會出現，甚至可能逼使企業倒閉呢！當然，我們歡迎類似擁有許文龍經營企業哲學的「上層」企業家多多出現在台灣社會。這有賴並且有待於整體社會風氣的改善，以及所謂的倫理道德能普遍在民眾心裏自然滋生，而位居廟堂者和公眾人物，拋棄「言行不一」陋習，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恐怕更是一項重要因素。因此，讓我們不要再競喊「心靈改革」等空洞口號，摒棄「說的比唱的好聽」作秀行徑，人人由自身認真「盡本分」實際落實吧！
九、結語
「人生如寄旅」這一句俗話，生動地傳達出任何一個凡人都只是人間「過客」的實情，而人間旅店的主人、經營者也是這些過客，代代相傳、生生不息。問題是：如何能代代相傳生生不息，而且一代比一代寄居得更為舒坦？這座「人間旅店」除了自然資源必須生生不息之外，所擁有的人力資源也需善加使用。
任何一個人若能謹守「利己利人」、誠信相待、分工合作基本倫理和原理，和諧相處地「各盡本分」，不是就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生生不息目標嗎？身為企業經營者的本分，無非在遵守公開的自由市場競爭倫理，不欺騙、不舞弊來善用生產資源獲取最高利潤，分享他人，畢竟物質財富是「生帶不來，死帶不去」的空幻。在人際間、人與自然間，經由市場競爭倫理的運作，人類的永續發展也才得以實現，並源遠流長。
參考文獻
1.弗利曼原著，藍科正、黃美齡合譯（1994），《資本主義與自由》第八章，久大萬象公司。
2.吳惠林（1998），〈「誠信」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經濟前瞻》，第58期，中華經濟研究院。
3.吳惠林、謝宗林（1997），《自由經濟的本質》，第一、三篇，中華徵信所。
4.哈瑞森原著，黃葳葳譯（1993），《強國之路》，正中書局。
5.海耶克原著，謝宗林等譯（1995），《不要命的自負》，遠流出版公司。
6.海耶克原著，夏道平譯（1993），《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遠流出版公司。
7.黃越宏（1996），《觀念—許文龍和他的奇美王國》，商周文化。
8.孫震（1998），〈台灣經濟倫理的演變與重建〉，演講稿。
9.夏道平（1989），《自由經濟的思路》，遠流出版公司。
10.福山原著，李宛蓉譯（1998），《誠信》，立緒出版公司。
11.謝宗林（1998），〈揭開科技的真面目〉，《經濟前瞻》，第59、60期，中華經濟研究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1]這裏只提到人際間、人與自然間需有必要的倫理、規矩、秩序來遵循，並未觸及另一個也是相當重要的「如何形成倫理、規矩…」之課題，此可參酌海耶克（F.A.Hayek）的有關論著，本文不擬論列。
[2]關於此點的討論，請見夏道平（1989，頁279~280）。
[3]此句話出自《舊約‧創世紀》1章28節。
[4]史密斯的畢生志業原本是想以《道德情操論》為基礎，完成一本也許會被稱為「自然法理學」的著作，參見吳惠林、謝宗林（1997，頁36）
[5]其實，前總統李登輝也曾提倡「心靈改革」，而「道德重整」更是早年流行的「運動」，再則李國鼎資政多年前倡導的「第六倫」，都是期待倫理道德在國人身上出現，但似乎都變相淪為口號。等而下之，還成為獲取選票工具，因而不但徒勞無功，還因「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收到反效果。
[6]前柯林頓總統在緋聞事件里表現的欺瞞，是一個極壞的示範，但引發滔天巨浪，也可以反面解讀為美國人對誠信還是很在乎的。
[7]不能否認這種分類非常不嚴謹，但也似乎言之成理，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市場愈自由開放，最基本的市場倫理就愈易形成。以台灣為例，雖然政治圈充斥虛偽、背信行徑，但從早年的蓬勃發展地下經濟，其實已可窺知民間信用度之高！
[8]一定有許多人納悶，為何不將施振榮、張忠謀等廣受輿論青睞的業者也含括在內，主因是他們所從事的高科技產業與政府獎勵政策關係密切，有享受保護的嫌疑。此外，相信有人對王永慶先生的經營方式也多所質疑，尤其早年受到政策照顧崛起的事實，但近數年來他所表現出不依附政府，且勇於公開提出異見，弘揚市場經濟的事實，也足以呈現其合乎企業倫理經營方式。至於張榮發先生，由其從事全球運輸事業所面臨的強大國際市場壓力，由不得他違背市場競爭倫理呢！當然，對應時下所謂大小工商團體代表，其用心經營政商關係，時時敦促政府當局施行對他們企業有利政策的行徑，王先生即使在處理汞污泥的爭議表現也相對具企業倫理啊！
[9]此說必會引起學界強力反感，然而撇開過分數理化走向不談外，此理論不以基本的倫理道德作終極基調，恐怕可能走入《厚黑學》同路，而「權謀」的盛行，也將與之一拍即合呢！
[10]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創新、技術進步、R&D等等名詞，在科技掛帥的現代世界，其流行意義恐怕與真正企業倫理和企業精神，以及永續發展不同調。有興趣探索科技真義的讀者，可參見謝宗林（1998）
[11]有興趣進一步探究競爭真義的讀者，可參見弗利曼（1994，第8章，頁123）；海耶克（1993，第五、六篇）。
[12]下文有關許文龍經營哲學的摘述主要來自黃越宏（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