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9年，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德。東邊的叫民主德國，可人民卻不願意當它的主人，而是想盡一切辦法逃離。
到1961年，總共跑掉了350萬人，佔到東德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人民外逃並不是外敵入侵，從節省口糧來說，是件好事。
然而對於洗腦事業來說，就不是這樣了：所有的宣傳機器都在竭盡所能地吹噓自己的制度最優越，自己的國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獄，結果每年卻平均有30萬人跑到地獄去，這就算是有一萬個戈培爾再世，也洗不下去。
洗不下去，謊言就要破產，權力就要崩塌。
建牆，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為必然選擇。
1961年，以「反法西斯牆」為名，東德建立起一道將柏林城一分為二的高牆，是為柏林圍牆。
「反法西斯牆」的名字，本身就充滿荒謬。
02
這不但是因為建牆者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繼承者，而且是從建立的那一天開始，它就從沒阻擋過一個企圖進攻的敵人，因為西邊根本就沒有人想進入東邊享受它那最優越的制度。
相反，這道牆的建立，固然遏制住了東德人瘋狂出逃的大潮，但它並沒有掐滅東德人出逃的念頭：
從1961年柏林圍牆建成之後至1980年，仍然有17萬東德人成功「越獄」。
東德人為了投奔「地獄」，絞盡腦汁發明了花樣繁多的方式進行「越獄」：挖地道、跳高樓、熱氣球、彈射器，等等。
柏林圍牆建成前一名東德士兵的自由一躍
期間，有201位有名有姓的東德人，死於東德士兵槍下。
心甘情願地離開幸福的人間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還會因此而命喪黃泉，唯一的解釋是，所謂的天堂就是監獄，裏面的人就是囚犯，離開天堂就是越獄，就是犯罪。
建牆是為了建造監獄，這就是柏林圍牆的荒謬。
03
建於荒謬的高牆，不可能永遠屹立。
1987年6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在柏林圍牆下發表演講，向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喊話：推倒這堵牆！
他在演講中說：
這堵牆會在歐洲倒下，因為它抵擋不了信心，它抵擋不了真理，這堵牆抵擋不了自由。
二年多後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
關於柏林圍牆的倒下，一個並不是秘密卻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實是，它並不是在那種歷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劃和氣勢如虹之中發生的，而是在誤會、遲疑和溫吞之中進行，帶着濃重的荒誕色彩。
它倒塌的直接誘因，是一場烏龍事件。
沙博夫斯基
04
1989年11月9日晚，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東柏林支部第一書記沙博夫斯基，在現場直播的國際記者會中，被一個問題襲擊得手足無措，這時一位助手給他遞了一張紙條。
他打開紙條念了起來：
公民可以自由申請私人出國旅遊，無需符合任何先決條件。
現場的記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記者追問：何時生效？
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現在，馬上。
然後他離開了會場，留下一屋子驚愕的記者。
東德當局當時確實正在計劃放寬公民出境的限制，然而決定並未最終作出，方案也並非完全的自由出入。
以沙博夫斯基的級別，在記者會上的這番發言，顯然純屬「信口開河」，是明白無誤的烏龍事件，發生得十分荒誕。
然而更荒誕的，是這個烏龍發言，並沒有遭受一向以組織嚴密著稱的東德當局的否認。
千萬東德人在電視上看到了直播，在突如其來的幸福之中，帶着疑惑、猶豫和惶恐向邊境聚攏。
05
在東西德來往最主要的檢查站伯恩霍莫大街邊境哨所，正在吃晚飯的雅格爾中校也看到了直播。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立刻致電上級求證，上級和他一樣不知所措。
中校一再要求上級下達命令以應對接下來出現的情況，但上級拒絕了，他說：我從帽子裏變不出一份文件。
就這樣，東德這個對每一個國民的思想都了如指掌的國家，卻在這一晚突然癱瘓，沒有放行的命令，也沒有阻攔的命令，一切順其自然。
中校和他的士兵一度打開了武器庫，想履行職責「守住邊境」。但最終，望着潮水一樣的人群，他在遲疑和惶恐之中打開了大門。
人潮洶湧而過，柏林圍牆倒塌了，民主德國被宣判死刑了。
電影《推倒柏林圍牆》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現了這一歷史時刻。當身為檢查站士兵的兒子拿起武器之際，在檢查站當廚師的母親對他說：
兒子，他們也是別人的兒子和女兒。
屠殺並沒有發生。當人群洶湧通過檢查站時候，兒子緊緊依偎在母親的懷裏。
另一名士兵對中校說，他的兒子跟他說過一句話，「我們有世界觀，卻觀不到世界」。
他補充說：當然，這個道理是我教他的。
這兩幕，道出這高牆的荒謬所在：
它是在摧殘人性。人生而自由，高牆卻把人當成豬一樣圈了起來，剝奪他們的自由。
而任何摧殘人性的事物，可以很強大很高聳，但倒塌是遲早的事，因為人終究不是豬，他們對自由世界的嚮往可以被抑制，卻不會被消滅。
06
為什麼像機器一樣嚴密的東德當局，會出現如此重大的烏龍事件，在出現之後又如此罕見地沉默以對？
唯一的解釋是，沒有人再想去維繫這座摧殘人性的監獄了，所有人都希望或者不排斥它的崩塌。
他們心裏早已清楚：
讓一堵建於荒謬的高牆荒誕地倒下，是對所有人的解脫。
回放歷史，柏林圍牆的確是倒得很荒誕，幾個小人物成為了主角。
然而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對自由那種發自內心的渴望；這種渴望，在柏林圍牆聳立的那一天，就決定了它在日後倒塌的命運。
荒誕僅是表象。
用荒誕的表象終結荒謬的本質，是再好不過的結局。這世上，還有多少堵牆，在等待荒誕對荒謬作出判決？
沒有什麼能夠阻擋，人們對自由的嚮往。
政治思想家喬萬尼·薩托利說，「馴化絕對權力是自由主義的精髓」，「自由主義涉及的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保護公民免於國家壓迫的自由」。東德顯然沒有這種政治自由，雖然名字叫「民主德國」，但它卻完全是「民主」的反面。
如果國家變成了全能的國家，我們的各項平等便會和我們的自由一起消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薩托利堅持「要麼是自由主義民主，要麼什麼民主都不是」，「只要自由主義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