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雄獅少年》
近日，伴隨着iPhone15的發佈，蘋果官網上一位留有黑色長辮的專家客服，莫名登上了微博熱搜。有網友認為這位客服「留辮子+眯眯眼」的形象讓人感到「不適」，並引發大家猜測這是蘋果公司基於西方人對於中國人的刻板印象，進而上升「辱華」的高度。
隨後，多家媒體從蘋果方面獲悉，這位專家客服其實是一位印第安裔員工，並且這張照片並非只存在於中國官網，美國、日本、韓國等地區的網頁也用了同一張照片。
本以為這場烏龍就到此為止，社交媒體上的批評仍未停息。
CGTN駐美記者韓鵬便發微博稱，即使這位專家客服是印第安裔，但「留辮子+眯眯眼」的辱華符號依然成立，因為「美國的種族歧視，你不說，對方就當不存在……作為中國消費者，憑什麼看着一個疑似對我『眯眯眼』『留辮子』的網站，還不許說了？」
確認侮辱性的門檻在快速降低。從蓄意作出拉長眼角的手勢具有侮辱性，到選擇特定長相的模特搭配筷子等中國要素具有侮辱性，再到純粹製作出特定形象的動畫人物具有侮辱性。如今則是一張印第安裔的照片被抽取符號後也產生了侮辱性，幾乎已經到了不可能再繼續下降的地步。
人都不喜歡「被歧視」和「被侮辱」，但當下的輿論似乎格外「渴望」着歧視事件的出現。在本文中，翻轉電台主播李厚辰試圖解釋，在泛化的歧視指控背後，其動力源於人們對於紀律的渴望，「反歧視」不過是紀律的子類。而面對一場接一場的紀律發明比賽，普通人的言行也必將一層又一層地被權力和民意從日常中剝離，進入處罰與警示的範疇。
01
就算是印第安裔，「辱華」也依然成立？
即便在主流輿論中，如今依然認為這件事涉及「辱華」的聲音也不多了，大多接受這就是一場烏龍。但依然有不少人主張，在有官方證據證明那位客服是美國印第安裔原住民之前，網上的聲討其實是無可指摘的。其中的道理有兩點
第一，蘋果是一個商業企業，網友都是潛在的消費者，消費者對企業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有表達不滿的權利。第二，其他有色人種感覺自己被歧視，都可以發聲並指責，為何我們不可以？這裏唯一的問題是一個「事實」的錯誤，即那位客服並不是一個亞裔，而非態度和觀點的錯誤，因此，面對可能的歧視，為什麼不可以大聲喊出來？
從法律的意義上，本着言論自由的角度，網友們的疑惑、憤怒、猜測，只要不過於逾矩，都不應該受到限制和懲罰。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倫理意義上的邊界，而非言論自由的邊界問題。這個道理簡單的像是廢話一樣，但卻值得提出來。
舉一個例子說明，比如我非常不喜歡紅色，但我家附近新開的一間餐廳剛好全是紅色的桌椅，我進去用餐後非常生氣，並在朋友圈表達，並發誓我再也不會去這家餐廳吃飯了，其他人看到至多認為我的偏好有點怪異，說不上我這樣做道德不道德。但如果我非常生氣，認為這間餐廳採用這麼離經叛道的顏色做裝飾，根本就是挑釁消費者，我要讓工商局介入懲戒，觀者是否會感受到一些別樣的疑惑和困擾？前者涉及道理的爭論與自我選擇，後者涉及公共權力的介入與懲罰，這是一個本應該非常明顯的界限，但在這裏卻混淆了。
人有一般言論評價的自由，是不是消費者其實都可以講，這種批評和評價的權力不需要消費者身份賦予。但提出一種「權利訴求」，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的不爽」作為「一般評價」，和「需要權力關照的我的不爽」作為「權利訴求」，本應該是涇渭分明的，在這裏卻混為一談。
作為消費者，當我們在說「消費者的權利」的時候，其實是在說一種「法律身份」，而消費者的「法律權利」是有邊界的，一家餐廳要對消費者所肩負的法律責任也是有限的。食品不安全要受罰，但服務員好看不好看，裝修是不是符合品位，則完全不在消費者可以主張的範圍內。
因此我是消費者，我對企業說什麼都行，聽上去滿有道理。但其實完全不是如此，如果你就是「一般評價」，不管是不是消費者，你都可以說，說什麼都行。但如果針對企業「權利訴求」，即希望造成一種強制力的主張，則只有真正的消費者，且只針對企業的「法律責任」，才有足夠的合理性。
回到網友質疑蘋果「辱華」這件事上，我們可以更多分析這種混淆。造成這種混淆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近些年在社交媒體上頻發的「互聯網法庭」。短時間內集聚的大量負面聲音，足以讓企業為了避免影響「商譽」而「唾面自乾」以平息怒火。公眾的情緒和偏好在互聯網被無限放大，成為一種「易燃易爆炸」的全新風險。
當然另一方面，這對一些企業而言也是機會，和其產品與質量毫無關係的事件，甚至可以為企業在短時間內帶來巨大的聲譽和營業額，不過這並不能持續。2021年，某服裝品牌便收穫了這樣的紅利，但兩年後一切都已歸零。因此，這種混淆對企業仍是好處少，壞處多，就像互聯網上的公共輿論本就對負面信息敏感得多，是真正意義上的「好事難出門，壞事傳萬里」。
但我更想指出的是第二種混淆，也是造成當下輿論風聲鶴唳的主要原因，即「一般言行」被納入了「法律懲罰」的範圍，驅動這種懲罰成為人們樂此不疲的遊戲，不過這一點我就不做過多的展開，大家應該也比較熟悉。所以網友指責蘋果「辱華」，遠不是一個」消費者維護權利「的事件。
此種混淆會成為我們理解這種現象的背景，尤其是理解我們所面對的現象與一貫談及的「過度政治正確」之間的差異，後者似乎是關於「矯枉是否需要過正」的一種探討，而我們面對的混淆則並不涉及「矯枉過正」，因為在這裏，恐怕關注點並不在「枉」而在「矯」，互聯網明顯對「矯」有偏愛，愛看塌房，看出事兒，看翻車。「枉」在哪裏並不重要。
電影《浪潮》
02
不是「反歧視」，而是「發明新紀律」
從「消費者」的問題上，我們發現了這樣的一種混淆。現在我們可以談及那個「被歧視就要大聲說出來」的話題了，這同樣是一個聽上去絕對正確的命題。但經過對上面對於「混淆」的分辨，我們至少可以在這裏找到真實的命題，不是「被歧視就要大聲說」，而是「被歧視就要大聲要求強制力懲罰」。
這裏的話題其實並不是「反歧視」，就像一個貪官無法真誠的主張反貪，一個習慣於歧視他人的人，我們也很難想像他會真的「反歧視」。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想像一個偷工減料、添加各種食用香精的飯店從業者，自己吃飯的時候卻很小心地不攝入添加劑，他並不關心食品添加劑的問題，他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健康。你甚至可以想像這樣的人會額外關心自己的健康，如果智識水平不夠，可能還會相信很多關於健康的謠言，以至於那些其實沒有危害的添加劑，他也會避免攝入。
所以在這裏討論「歧視」的標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所談及的人並不真正的關心「反歧視」，這裏的「歧視」更像是他所認為的「被傷害」，他反對的就是對他的「傷害」，所以上面的話變成了，「感到被傷害就要大聲要求強制力懲罰」。
而什麼是「傷害」呢？在這個語境下是高度建構性和任意性的，尤其當這種傷害指向所謂情感和尊嚴，我想這與最近的《治安處罰法》修法帶來的擔憂是同樣的。每一次巨大爭議，其實都在發明或強化一種「傷害」的範式，上一次是「小眼睛」，這一次是「辮子」，這幾乎是一種純粹的語言規則設定，而不依賴真正喚起聽者的負面感受。在互聯網上，什麼規則可以浮現呢？則是那種引發了大量共鳴和討論的規則，也就是上面說的「大聲」，這是一種中國網民的信念，只要輿情夠大，權力部門就會介入，這也是真的。所以那前半句話：「感到被傷害就要大聲要求強制力懲罰」的重心其實在「大聲」，有時甚至可能很荒唐。
我記得去年有一個發源於小紅書的，最初被人嘲笑的案例：因為自己男友不熟悉一些主旋律歌曲的歌詞，因而對其有非常嚴重的懷疑。這個可笑的案例傳播得太廣，進而現在「對歌詞」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規則」，只要對於大多數人認為「耳熟能詳」歌曲不熟悉或不知曉，這個人就是潛在的間諜，甚至舉報查證ta就變得合理。
到這了，你可以理解，人們甚至要的不是「反傷害」，因為所有這些並不會對他們的情感和人格造成實際傷害，人們喜歡的是「發明規則」，或者說的更明白，「發明新紀律」。所以上面那句話其實是「感到一種紀律的違背，就要大聲要求強制力懲罰並固化這個紀律」。
電影《雄獅少年》
03
人人都是「紀律委員」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反反覆覆言說着「服從」，並希望「服從」能產生一種新的「自由」。在他的意思中，如果人服從於自己創造的紀律，並將這種紀律作為「公意」強加於他人，這就是人在「社會」中的自由了。在社會環境下，這幾乎是人唯一可以想像的自由。因為對盧梭而言，社會是「惡」的，違反人的自然天性。這種極具張力和扭曲的「紀律中的自由」就被發明出來，成為我們身體力行的文化。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接一個的紀律發明比賽，而「歧視」不過是一個詞彙，這是一種紀律的分類，是「歧視」，是「中傷」，是「偏見」，是「惡意」都沒關係，是什麼負面詞彙都可以，其下都有各式各樣的紀律在不斷推陳出新。其實愛紀律沒有那麼難以理解，紀律意味着公平，紀律在限制可能的傷害者、小人、害群之馬。紀律塑造着壓抑，但卻似乎帶來安全和公平的環境，它讓人難受，但至少讓人平等的難受。對很多人而言，這好過於讓人自由，但卻享受天壤之別的自由。
所以我們從一個荒唐的「歧視宣告」走到了這裏，就明白這不是一個歧視的問題，甚至不是很多人說的，這是一種反向的歧視——歧視印第安人，或者這是一種外貌歧視。人們真正關心的東西，不是歧視，不是消費者權益，而是被突破邊界的懲罰，塑造紀律性。這次不成功，還有下一次，人們渴望更多紀律的出現，更嚴格紀律的出現。
一般文章寫到這裏，需要有一個解決的方法，我們該怎麼面對這樣的處境，並解決這個問題。不過我得老實說，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我也很想很浪漫主義地說，每個人自己自由的生活，儘可能完成自己外在的或內心的自由，就是解決的方法。這話聽上去挺美的，但實際不是如此，紀律之所以是紀律，就在於其是剛性的，這裏沒有可以被輕輕鬆鬆忽略的空間。
但我們至少定位了問題，那麼這些紀律就成為了表徵，至少我們也明白關於「歧視」標準和「誰是真歧視」的爭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真正的公平到來之前，一個不斷沉迷於新紀律的環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