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毛澤東110周年誕辰時，我從報上讀到記者採訪著名二胡演奏家閔惠芬的報道：
1975年，她接到了一個任務：要為毛澤東主席錄製一批京劇唱腔。用二胡來演奏京劇唱腔，既要展現京劇演唱的韻味，又要保持二胡自身的特點，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閔惠芬曾在不同的文藝團體工作過，又具有相當高的二胡演奏功力，再加上當時年紀輕，於是，她決定全力以赴攻克這個難關。為了掌握京劇聲腔的特性，那段時間，閔惠芬在京、滬兩地到處求教京劇名家，不但自己學唱，還仔細揣摩不同流派的區別。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不長的時間裏，她跨進了京劇的大門，並且用二胡錄製了一大批京劇唱腔。……不久前，她從新華網的一篇《毛澤東遺物故事》中得知，毛澤東主席生前收藏着許多唱片和錄音磁帶。文中寫到「在眾多樂曲中，毛澤東更喜歡閔惠芬演奏的二胡曲。他生前特別喜歡聽閔惠芬獨奏的《逍遙津》、《斬黃袍》、《臥龍弔孝》、《連營寨》、《哭靈牌》等名曲。」她讀後不禁淚水盈眶。
我在遇上閔惠芬的時候，也不由得跟她聊起當年拍攝京劇唱腔「內片」的情形。
如今，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內片」是怎麼回事。那是28年前，我奉命為毛澤東拍攝「內片」……
1976年5月初，根據來自北京的指示，上海成立「內片」攝製組。我突然被任命為上海「內片」攝製組導演。
當時我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這一任命，不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使我的同事們都驚訝萬分。因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文藝黑線干將」、「大毒草作者」，遭到抄家，在「五七幹校」度過3年，然後則去「深挖洞」——挖防空洞及做煤渣磚。這樣的「臭老九」，怎麼可能去拍攝「內片」呢？
在當時，所謂「內片」，也就是保密性極高的影片。進入「內片」攝製組的每一個人，都必須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
接受任命之際，我理所當然提出自己的疑問。經過解釋，這才明白，這些「內片」是「中央直接交辦」的，是專為中央首長拍攝的娛樂性影片——代號為「文集內片」。
當時，對「內片」的要求是質量高，速度快，限時限刻完成。在任務下達之後，必須在半個月以至一星期完成影片——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速度！
上海一共成立了兩個「文集內片」組。我所負責的這個組有50多名工作人員，趕拍《馴獸》以及京劇唱腔音樂。另一個組則拍攝京劇「舊戲」——才子佳人戲。這在當時簡直是不可理解的事！
後來才知道，這些「內片」專供病重的毛澤東觀看，在北京與上海兩地各成立「文集內片」組。
後來才知道，我作為「臭老九」，突然被起用，其原因是：為了確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辦」的「文集內片」，必須挑選「手腳快」的導演。在諸導演之中，選中了我——因為我在同行之中向來有着「快手」之譽，不僅劇本寫得快，拍攝影片也快。
於是，在毛澤東病重的那些日子裏，我變成了「忙人」，兼編導於一身——自己寫劇本，自己導演。從1976年5月接受任務，到9月9日毛澤東去世，短短4個多月中，完成了9部影片。
由於「文集內片」的拍攝處於極端秘密之中，關於其中內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黃春秋》雜誌上，見到齊英才的一篇回憶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攝傳統戲始末》。齊英才原是著名京劇演員，當時擔任上海內片組總負責人。
他回憶道：
1975年深秋，天氣特別陰冷。一天上午，當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人孟波同志突然來到我家，很神秘地對我說：「老齊，咱們倆有些事要馬上去北京。」他這沒來由的話，把我弄得如墜雲霧，不着邊際。那時，我剛被宣佈解放，雖然說是讓我和陸漢文、胡冠時等同志負責上海京劇團（即現在的上海京劇院）黨委工作，但我是心有餘悸，處處小心，大事小事都請示，生怕再被靠邊批鬥。出于謹慎，我問：「是什麼事情？」孟波不露聲色地說：「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問底：「你不說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嗨，你這個人真死心眼，告訴你，是搞傳統戲的事。」一聽說是搞傳統戲，我急忙搖頭說：「這個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見我如此認真，便朝我面前湊了湊，輕聲說：「你放心，這是中央最高領導要看，不會有問題。」他特別強調「最高領導」，使我感到有了幾分安全感，於是便點了點頭。孟波見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機票後告辭了。
……
登上飛機，孟波和我相鄰，待飛機升空，他瞧瞧前後左右，對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說：「是毛主席要看，因為你熟悉京劇，所以非你莫屬。」我這才恍然大悟。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這樣的決定。
……
主席指示要搞傳統劇目的錄音、錄像、拍電影。這個決定使江青等感到為難，頂着不辦，主席那裏交代不過去；辦，等於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這十幾年來的所作所為。所以江青幾次找于會泳等商量對策，結果是打出「給中央負責同志作調查研究」、「給今後文藝革命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留下寶貴資料」的旗號，來掩蓋他們的空虛，並且儘可能縮小範圍、對象，嚴加保密。
……
按照文化部于會泳「對外要嚴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攝地點選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也叫麗都花園，即現在的上海市政協）。這是一座花園式的別墅庭院，門口有大鐵門，院子裏很寬敞，有游泳池、辦公樓、會議廳、放映廳等，大門一關，即與外界隔絕，確是一個理想的拍攝點。按照拍攝計劃，各路人員很快進入拍攝點，成立由我擔任組長、上海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齊聞韶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參加拍攝的人員都按照樣板團的伙食標準，免費供應中、晚兩餐，菜餚不錯，這在「36元萬歲」的年代，還是頗為實惠的。
……
片子送審通過後，只准印四個拷貝，一個送中央，一個送國務院文化部，一個送釣魚台，一個送中央電影局資料庫。這種種的神秘色彩像是一道無形的鞭子，催促着我們日夜加班，不停地趕拍，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二十餘部戲的攝製。這種速度現在看來確實驚人。
迄今，我手頭還保存着當年的一份「內片《馴獸》情況匯報」。
「文集內片」的攝製，隨着毛澤東在1976年9月9日去世而戛然停止。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我除了把已經拍攝的內片完成收尾工作之外，又奉命寫攝製小結。
我在1976年9月22日寫出攝製小結初稿，9月26日改出二稿。
在我改定這份小結，過完國慶節休假後，便從北京傳來振奮人心的喜訊：「四人幫」被粉碎了！
從此，我這個「臭老九」走上了新的電影創作之路，並在1980年捧得第三屆電影「百花獎」的獎盃……
葉永烈，《往事》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