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做科學家」，在馬林的孩提時代，這幾乎是一個模範答案。
他確實也朝着這個方向前行，時至今日，這位30多歲的講師還模糊記得少年的憧憬：「科學界的生活應該是田園詩一樣，有學問的人聚集在一起，追尋知識和真理。為了共同的目標，科學界會毫不動搖地互相支持。」
但遺憾的是，當他投身其中時，科學界並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樣。
學術界的權力等級下，在他面前攤開的是另一幅畫面。「念書時，實驗室里30多人，有好幾個小團體，資源靠搶。師兄們不想乾的活，會理所當然地推給師弟。」交好的前輩囑咐他，「防着點，不要隨便跟別人聊可行性高的idea。」馬林有一篇發在核心期刊的論文，小老闆幾乎沒做什麼貢獻，但要走了一作。
工作之後，一切也沒有變得更好，屬於他自己的科研時間不斷被擠占，「老人們」把細碎的雜事交給他，他幾乎無法拒絕，「之後的考評，這些人都可能是評委中的一員。」在他加入院領導的團隊後，至少一年都在幫對方沖論文、寫本子，自己的成果是零。
馬林一直很難用言語形容這種生態，像是一種有毒的空氣，為了生存，只能把自己浸潤其中，但他和同儕確實明顯感到不適。
在國外，同樣的問題充斥着學術界，身處其中的研究者們找到了更精準的定義：「學術欺凌」（Academic Bully）。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對此有着明確的定義：
學術欺凌是在高校和研究機構中，主要發生在研究者之間的一種持續的、漸進的、針對他人的攻擊性行為。學術欺凌的實施主體可以是高校的行政領導、權威學者、教授，也可以是在同一科研領域工作的同事或同學。
學術欺凌既包括校園欺凌的常見形式，如辱罵、公開侮辱、網絡誹謗和關係孤立等。同時，也包括一些學術場域內特有的現象，如強迫下屬或學生承擔不必要的科研任務，竊取、剝奪他人的學術成果，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以及利用學術權力佔據過多的學術資源，故意排斥他人發展。
根據多項研究，學術欺凌會對被欺凌者的學術和個人生活造成嚴重而持久的影響，受害者被報告可能患有抑鬱、睡眠障礙或存在自殺意念。同時，學術欺凌還會影響科學進步，比如受害者離開學術界，增加工作人員的流動率；同時，在恃強凌弱的環境驅動下，人們會為了發表論文或獲得經費，剽竊或偽造數據。
2019年的一項綜述發現，25%的教職人員自我報告受到過欺凌，40%-50%的教職人員稱，見過其他人受到欺凌。同年，《自然》對63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進行調研，1/5的受訪者報告了被欺凌的遭遇，其中57%的人表示，由於害怕受到報復而不敢與他人談論自己的處境。
享有盛名的德國基礎研究機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也曾展開自查，根據其86個研究所里9000多名員工的調查顯示，1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過去的12個月裏經歷過霸凌，另有17.5%的受訪者說自己在更早以前經歷過霸凌。
在中國的語境中，學術界的年輕人對權力的濫用逐漸警惕，但他們更習慣用「PUA」將一切打包，這同時模糊了諸多問題。當學術欺凌以隱蔽形式展開時，我們清楚地看見，受害者們在其中的掙扎與困惑。同時，即使一些受害者能夠分辨出「這是欺凌行為」，也因為缺少申訴和保護機制，擔心遭到報復，選擇忍氣吞聲。
事實上，當我們討論科學如何健康發展時，各個利益攸關方應該意識到，正視並解決學術欺凌問題，改善機構環境，為培育科學家創造力營造健康土壤，是至關重要的。
學術批評還是學術欺凌？
結合訪談和相關研究，關於「學術欺凌」，最常見和明顯的行為是嘲笑和貶損，這多見於學生和導師之間——這是學術界最嚴重的權力不對稱關係，為欺凌的發生鋪平道路。
一位已經畢業的博士生回憶自己與導師的相處，「像坐過山車」。他很難預判導師因何暴怒，「往往都是小錯誤」引發的無休止羞辱，比如郵件沒有標註日期，或者論文中出現一個錯別字。
組會上，當着師弟師妹的面，導師抓起手裏的報告，丟在他的臉上，「整張臉都是扭曲的，他一直在吼，說得最多的就是，你做的是垃圾，人也是個垃圾。」
他明顯感覺自己的崩塌：整晚失眠；儘量拖到最後一刻給導師發信息；收到導師回信時，整個人心慌手抖；不得不見面的那一天，他必須提前做好心理建設。
包括這位博士在內，遭受嘲笑和貶損的學術人員共同面臨的問題之一是，他們很難分辨「學術批評」和「欺凌」的邊界。「我的導師未必沒有察覺自己的過分，他總會隔一段時間就講，可能話說得很過分，但這是對你們的嚴格要求，是為了你們成長。」
也有人堅持自己的判斷，「他（導師）更多是以羞辱為樂，因為他總在公共場合談論我有多麼糟糕，而不是私下提出建議，他好像更喜歡看我窘迫的樣子。」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研究納米科技的學者 Morteza Mahmoudi曾是學術欺凌的受害者，也是倖存者，他是「學術平等運動」（Academic Parity Movement）的聯合發起人和負責人。作為學術欺凌的研究者，他幾乎被受害者和目睹者的電子郵件和電話淹沒。
Mahmoudi在分辨「學術欺凌」和「學術批評/討論」時提到，關鍵差異在於，學術人員擁有批評和反駁的自由，而無需擔憂被報復或其他後果。
學術欺凌的研究者們還描述了另一種欺凌形式，「圍攻」。如果一位研究人員存在潛力或者有可能獲得成功，欺凌者們會結成同盟，破壞當事人的職業生涯。一位在荷蘭工作的國際學者提到，在她獲得數百萬美元的資助之前，她所身處的工作環境一直很好，但在獲得資助之後，她成了騷擾的目標，甚至因為欺凌，最終離開了大學。
在我們收集的訪談中，有人報告來自同輩的孤立行為。
馬林提到一位師妹遭到排擠的情況，這是他對「學術欺凌」最深刻的印象。對方手穩，實驗設計做得縝密漂亮，導師總拿她和其他人做對比，誇她「有天賦，人還勤奮」。
「科研環境是鼓勵競爭的，這本身沒什麼問題，但同時也滋生了嫉妒，這些情緒和行為非常微妙，你能明顯感覺到，這給當事人帶來許多困擾」，在馬林的描述中，師妹遭到同組人的排擠，「拿她當空氣；取笑她的口音，模仿她說話的方式」，令他感覺糟糕的是，一些資歷深的師兄師姐會聯合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給師妹使絆子，明明是公共的實驗設備，總輪不到對方使用，「問就是他們在用，需要排隊。」
馬林目睹了一切的發生，他同情師妹，但也坦陳，自己不願插手「麻煩」。「其他人可能大多都是這樣的心態，有人會討論，『是不是師妹不會做人，才惹來了這些事』」。
學術欺凌的研究者們對上述情況也有所觀察，他們描述了一種「無意/不情願的共謀欺凌」：當欺凌發生後，同事可能會在社交上排斥受害者，因為他們不願意和「麻煩製造者」聯繫在一起。管理者也可能將欺凌定義為「個人衝突」，從而使得被欺凌者失去保護。
學術欺凌還是師生衝突？
在中國的相關研究和教育文件中，我們很難看到「學術欺凌」的表述，更多的是「師生衝突/矛盾」「導學關係」等中性描述。
身在此山中，中國學術界的年輕人有時很難精準描述自己的困境，但他們往往會用其他詞語描述權力差異下的個體處境——「工具人」、「青椒」、「學術民工」，這類帶有戲謔成分的詞語，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學術界的光環。
在訪談中，我們聽到最多的是學術成果被搶奪的問題，比如「一作」（第一作者）、通訊作者，這與研究者個人利益捆綁緊密。一位青年學者告訴我，關於論文署名，本質在於「話語權」。
類似的報告包括：自己的導師曾多次表示，文章署名是由導師決定，不存在按照貢獻分配，並稱「這是學術界的共識」。這種背景下，報告者稱，在自己和同門發表的論文中，導師有時會署名一作，有時會把一作給毫無貢獻的「愛徒」，理由是「對方需要」。也有報告者稱，文章署名曾被導師拿去「做人情」。
同時，也有其他報告者稱，利益驅動下，論文署名的搶奪還來自其他人，小導師、師兄師姐、領導……
論文署名一直是學術界持久爭論的複雜議題，但國內一些學術機構對違背科研倫理的署名行為有明確的規定。
2022年2月，中科院科研道德委員會發佈「負面清單」，列出七類學術論著署名的負面行為：包括禁止無實質性貢獻的人員參與署名，禁止榮譽性、饋贈性、利益交換性署名或夾帶署名；不得違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時的必要原則而羅列過多的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等等。
在對於學術欺凌的描述中，還存在一種現象讓人警惕：強迫下屬或學生承擔不必要的工作。
鄒雨是一位第七年的博士，她曾描述自己在導師的項目組中長時間、超負荷地從事與自己論文並不相關的項目工作。「博二那年，輪到項目檢查，我平均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兩個月之後，身體垮了，直接住院，一周掉了10斤。」
起初，鄒雨認為做項目是「導師的器重」，「可以跟着學習很多東西」，導師也經常會用「鍛煉你們」「為你們好」這樣的說辭，但過程中，她感覺自己並沒有得到明確的指點，「更多是否定，有時候你會感覺，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在否定之後，他也沒有明確提出修正方向。」
「很難說有沒有得到能力的提升，畢竟你反覆做這些工作，沒有學到東西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做的項目基本與自己的論文無關，沒有署名，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勞務費，有時候四五項工作同時並進，一學期可能只有幾百元的報酬。」
在博士的前幾年裏，大量時間被擠占，她自己的論文進展極其緩慢，不得不選擇延畢。
「與其說能力增長，對我來說，更多的是痛苦的增加」。
博三那年，鄒雨在醫院確診了中度抑鬱，她嚮導師講述了情況，得到的回覆是「先休息一段時間。」
在她病情明顯的階段里，導師的信息不斷湧進，「沒有一句關切，只是說，這個事兒還是想讓你干一下，跟他提病情，他最終還是會繞回來，主題只有一個，給他幹活。」
除了不必要的科研項目外，報告者稱自己被要求承擔諸多雜事和私事，甚至包括接送導師或領導的孩子上下學，給孩子補課，去超市跑腿。
一位青年科研人員留校任教之後，和導師原本幾乎不存在工作或經費的交集，「嚴格意義上講，我們只是同事關係」。但「公」和「私」的邊界被導師一再模糊，這位年輕科研人員始終無法拒絕來自導師的要求，比如一些報銷瑣事，一些項目的畫圖工作，「別人交給他的很多事情都被推給我，比如一些文字工作，寫項目背景或者搜集資料等等，都是很雜的事情。」
「拒絕」是這位科研人員從沒想過的選項，「畢竟是導師，拒絕可能會產生爭執，弄得不好看。而且其他人怎麼看？你和自己的導師都處不好，那和其他人還怎麼合作？」
反叛者的代價
訪談對象普遍反映，拒絕和「反叛」需要付出代價。尤其對於博士生們來說，他們在獲取學術資源、研究預算、交流機會、獎學金和其他榮譽方面高度依賴導師。
一位在讀博士描述自己遇到的情況，「面對導師不合理的要求，有同門拒絕了，他（導師）開始在很多地方卡學生畢業，比如需要導師簽字的地方很多，甚至畢業或者不畢業，也全看導師一支筆，他拖着不簽，學院老師催好幾遍，他就卡着。導師對外會解釋，是自己學術態度嚴謹，總之，不會輕易讓你通關。」
2018年，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的悲劇事件發生後，教育部曾出台規定，要求「建立健全師德失范行為受理與調查處理機制，指定或設立專門組織負責，明確受理、調查、認定、處理、覆核、監督等處理程序……」
然而在實際執行中，很少有年輕人提及這套機制，「沒有相應的流程和指引」，「沒有申訴渠道」，更重要的是，「幾乎沒人敢（申訴）」。
在學術界，人們更多強調對權威的順從和尊重，導師、領導、學術前輩被賦予權威、權力和尊重。師門裏，「反叛者」更像是「逆子」，他們面對的並不是某個具體的權威個體，而是制度下的利益同盟。
一位博士講述自己更換導師的艱辛，需要找院領導溝通，需要原導師簽字放行，需要找到願意接受自己的導師，每一關都攸關人情、面子、利益（招生名額）。他最終成功換了導師，也因此成了院系裏的知名人士，管理者口中的「刺頭」。在學院工作的朋友甚至私下告訴他，他原本有望獲得的榮譽，也將變得遙不可及。
2014年，一位醫學專家在其專欄講述一次面試經歷，一位博士在其口頭陳述時，表示自己有第一作者發表的6篇中文論文，但其提交的書面材料中，6篇中文論文第一作者2篇，第二作者4篇。在場有人提出疑問，博士回答，「另外4篇雖然不是第一作者，第一作者是我的導師，實際上都是我一個人寫的。」
這位博士由此在面試中失利。集中討論的環節，有教授指出，這樣的年輕人怎麼能夠把老闆賣了呢？招進來之後如何配合科主任做好工作？以後怕是不能與同事和諧相處。
即使畢業之後，留在學術界的年輕人們依然有可能面對來自上司或同事的欺凌。以馬林為例，他一直希望獲得晉升和長聘，搶佔他的科研時間、奪走他學術成果的一方手握制定績效標準的權力，「沒有路徑可以申訴或抗爭，除非辭職或退出學術界。」
一位組織行為學博士在其文章里寫，「學術文化充滿了為欺凌辯護的神話，它讚美支配地位、競爭力和高成就的價值觀。」
「成功的學者將過去遭受的苦難合理化和浪漫化，在這種觀點下，人們不太可能將欺凌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會認真對待年輕研究人員經受的困境。因為一旦每個人都接受了『苦難是成功所必需』的觀點，就沒有更多理由反對它」——這也使得人們報告自己受害，或尋求干預變得特別極其困難。
學術界能做什麼？
在歐洲念書的博士蘇淇給我講述了她倖免於「學術欺凌」的經歷。
按照規定，她所在的學校實行雙導師制，並對導師有着諸多約束條款，比如「每兩周跟學生開一次會，學生發郵件嚮導師諮詢，如果導師三天內不回復，是不禮貌也不合規矩的，導師是需要解釋具體原因的。」
在撰寫論文時，蘇淇是主要撰寫者，大導師把控方向和細節，小導師只是做了一些較少的修改工作。在投稿過程中小導師私下表達了要二作和通訊的想法，但大導師公開發群郵件說作者順序理應按照貢獻來排作者順序，即：學生一作，大導師二作，小導師貢獻不及大導師，因此三作。
在後續的溝通中，小導師對蘇淇表現出明顯不滿。「他帶的其他學生，別人都會給他二作和通訊」。
在最後一輪修改時，小導師發郵件嘲諷「一段文字有上百個錯誤」。這讓蘇淇感到困惑，「這是否認我和我大導師的成果，甚至那段話都沒有上百個字。」
「但是我在跟大導師的溝通中，習慣講事實，他（小導師）這樣更多是一種情緒發泄，但我不能接受。」蘇淇給小導師發郵件，要求對方具體指出錯誤。「他似是而非地回復了一下，說我的意思只是需要提高什麼的。」
此後，小導師又在許多場合表現出明顯的差別對待和冷落，但蘇淇充分利用了「雙導師制度」的優點，她將更多的溝通時間留給大導師，大導師會發群組郵件，告知小導師當日的討論內容。
「我能夠不在意的還有一點，在很明確的畢業路線上，博士都有明確的計劃書，這是在學校報備的，只要把東西做完就能畢業，不存在小導師不讓就無法畢業的情況。博士的時間非常寶貴，甚至當你覺得研究過程可能跑偏的時候，可以隨時提出。畢竟是雙導師制度，很多情況下，一些小動作不可能做得那麼明顯。」
蘇淇還介紹了學校保護學生的一種機制，「剛入學的時候，學校提供了許多面向博士的免費課程，比如如何與導師相處，如何正確地匯報問題。這門課程的老師與導師完全獨立，屬於學校另一個部門的，課程老師會清楚引導博士，如果遇到溝通障礙，可以向哪個部門反映問題。」
但縱觀全球學術界，干預和反對「學術欺凌」始終充滿困難。
《自然》子刊報告了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匿名博士生，他曾遭遇導師長期的精神折磨，他覺得「學校更有動力支持一位高知名度、能為學校帶來數百萬美元經費的老師，而不是一位學生」。在他離開那所學校，在新地方安頓之後，正式發起舉報。然而，調查拖了12個月，大學給他回郵件要一周，初次面談約了一個月，公佈最終調查結果的截止日期延期兩次。他被告知，任何結果和懲罰只有學校和導師知道。
作為學術欺凌的長期研究者，Morteza Mahmoudi撰寫了一篇《學術欺凌倖存者指南》，他試圖提供一些經驗：
試着記錄你們的互動和虐待行為，包括事件經過、自己的感受、如何回應，記錄的過程能讓被欺凌者意識到是否反常，是否已經形成某種模式。
諮詢所在機構的監察員和調解辦公室，尋求專業人員的指導。要求該機構對你投訴案件調查結果的總結信，如果未來僱主對曾發生的事情有所疑問，可以證明你得到了調查支持，沒有任何不當行為。
尋找可能正在經歷同樣情況但害怕說出來的人，對於一個機構來說，忽視或消除多名研究人員共同陳述的案例是更困難的事情。
要有一個退出策略，提前聯繫好其他導師和合作者。從你決定說出來的那一刻起，就應該做好被報復的準備，有可能會損害你的聲譽，也可能會被解僱。即使是一份有充分根據的關於虐待的投訴文件也可能引發制度性的強烈抵制。
提醒自己，你沒有做錯什麼，出現這種惡劣的行為，不是你的錯。你是靠努力工作才走到今天這一步。
最後，Mahmoudi寫道，「最終，阻止學術欺凌鏈條的唯一有效方法，是讓全體科學工作者共同意識到，我們的工作場所將不再容忍欺凌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