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下套中共「恩人」家破人亡＊阿波羅新聞網

楊兆龍，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末任最高檢察長、知名法學家，曾冒着巨大風險，救了一萬多名中共黨員的命。但是，楊兆龍在中共運動中，還是被整得家破人亡。（《百年真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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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末任最高檢察長、著名法學家楊兆龍，曾經冒着巨大風險，救了一萬多名中共黨員的命。但是，中共當政後恩將仇報，把楊兆龍整得家破人亡。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這件事。

法學牛人

可能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楊兆龍是誰了。

他絕對是一位「大牛」，1948年，被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全球最傑出的50位法學家之一。

楊兆龍畢業於燕京大學和東吳大學；24歲成為上海持志大學教授；25歲被聘為東吳大學法學院和上海法政大學教授。1934年，30歲的他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錄取為博士研究生，次年獲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到德國柏林大學法學院做博士後研究。

世界兩大法律體系——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楊兆龍都有精深的造詣。他還通曉英、法、德、意、西、俄、捷、波8種外語，是《聯合國憲章》的中文翻譯者。

1936年回國後，楊兆龍先後在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東吳大學、朝陽法學院、西北聯大、復旦大學任教授，也曾當選中國比較法學會會長、刑法學會會長、國際刑法學會副會長等。

他參與起草的法律包括《中華民國憲法》《軍事徵用法》《國家總動員法》《戰爭罪犯審判條例》等。

1945年4月，他受聘擔任中華民國司法部刑事司司長，着手戰爭罪犯審判及漢奸懲治等相關準備工作，並在隨後組建「戰犯罪證調查室」，領導七百多人，搜集日軍侵華罪證三十多萬件，對審判日本戰犯起了重要作用。

致命決定：留下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中共眼看要奪取政權。這時，擺在楊兆龍面前的選擇有五個：第一，去台灣，國民黨已經派人給他們夫婦送來兩張赴台機票；第二個，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德多次請他到哈佛任教；第三，去加拿大，他已收到加拿大某大學的聘書，邀請他擔任終身教授；第四個選擇，去荷蘭，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也給他寄去聘書；最後一條路，留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當時，中共南京地下黨派幹部與楊兆龍面談，極力勸他留下來。中共給了很多承諾，說將來決不會虧待他，像他這樣的法律專家，在新中國一定大有可為，保證他享有不低於現在的社會地位等等。

結果，楊兆龍真答應留下來了。

一個原因是，妻子沙溯因也勸他留下來；又或許，中共的虛假承諾太具誘惑力；也可能，楊兆龍認為只要幫過中共大忙，留下來最起碼不會有身家性命之憂。

他幫過什麼大忙呢？

上萬中共黨員的「救命恩人」

1948年底，中共為營救被關押在監獄的黨員，通過地下黨員沙軼因，請她的姐夫、時任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楊兆龍幫忙。

據沙軼因回憶，當時，楊兆龍思想鬥爭很激烈。他說：「做這件事，是很危險的，以後共產黨究竟對我怎樣？這是關係後半生的大事，不可不慎重考慮。」

沙軼因一再勸說他打消顧慮，並安排中共地下黨的幹部白沙跟他面談。白沙跟他談了一晚上，代表中共南京市委對他作了各種承諾。最後，楊兆龍答應幫忙。

不久，楊兆龍出任最高檢察署檢察長。他先做通了司法部長張知本的工作，由張知本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動議，行政院通過「釋放政治犯」的決議。之後，張知本委託楊兆龍前往廣州，請代總統李宗仁簽字。李簽字後，張知本立即訓令最高檢察署草擬具體落實的詳細辦法，通令全國司法機關釋放政治犯。

據江蘇、浙江、安徽等十幾個省司法部門報告的數字，估計全國釋放一萬多名中共黨員。

1949年中共軍隊佔領南京後，原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親自到楊家拜訪，對楊兆龍幫助釋放政治犯致謝，一再稱楊是「救命恩人」。

三大「罪名」與「極右派」

中共建政後，楊兆龍擔任了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不過，他很快就不是了。

據《楊兆龍的功與「罪」》一文，1952年，中國的大學按蘇聯模式進行院系調整，包括東吳大學法學院在內的許多大學，法學院被撤銷，法學教授被冷落，要麼被安排到圖書館做雜務，要麼賦閒在家。楊兆龍賦閒在家一年後，1953年被分配到復旦大學，不是教法學，而是教俄語。

1955年3月，中共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楊兆龍成為復旦大學打擊的重點對象之一，被扣上三個罪名：殺害烈士、破壞土改、有特務嫌疑。

這些都是莫須有的東西，其中最諷刺的，是「特務嫌疑」。之前，中共好說歹說把楊兆龍留在大陸，到了「肅反」，辦案人員卻說：你曾是國民黨高官，為什麼沒逃去台灣？為什麼留在大陸？就憑這一點，你就很可能是「潛伏的國民黨特務」。

楊兆龍因此多次遭到批判，直到「肅反」後期，所謂專案組才說，經過調查發現，三項罪名不成立。

楊兆龍算逃過了一劫，但是，這只是他噩運的序曲。

1957年4月，中共號召黨外高級知識分子「幫黨整風」。楊兆龍從一個法學家的角度講了一些真話。

比如，他發文批評中共1952年司法改革時，將大批非黨員的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審判人員）調出司法機關，分配到火葬場等工作，同時把大批從農村和部隊進城的文化低、無法律知識的人調進司法部門，充當擁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審判員。幾個私立大學的法學院全部被取消，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的法律系，被合併到新成立的政法學院，這些做法損害了中國的法學教育。

楊兆龍沒想到的是，中共鼓勵黨外人士「幫黨整風」，是為了所謂的「引蛇出洞」。像他這樣的「蛇」都出「洞」後，「幫黨整風」一轉眼成了「反右運動」。

他說的那些話，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他被劃成「極右派」，受到行政停職、降薪處分，月薪從300元降到35元。他還被趕出原來的住所，強制勞動一年多，直到累得吐血，送進醫院。

他的女兒、長子和次子，不同意父親被亂扣罪名、錯劃成「右派」。結果，中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們也全劃成「右派」。

公安的圈套

「反右」運動過後，安全部門在楊家安裝了竊聽器，連楊家保姆也是公安局派來的。公安局甚至設圈套，佈置特務誘取罪證，以便伺機逮捕楊兆龍。

有一個姓張的特務，經常藉故找楊兆龍說話，假裝同情他，說他這樣的人才在大陸遭受這般委屈，令人惋惜，並一再鼓動他逃離大陸。張某說，他有朋友在廣州的漁船上，可以幫他偷渡到香港。

楊兆龍拒絕了，但他不知道張某是特務，最終中了圈套。這是怎麼回事呢？

復旦大學法律系一個女學生被打成「右派」，她不想就此斷了學業，就向楊兆龍求助。楊兆龍覺得她可以去香港繼續上學，就把張某介紹給她。張某答應幫忙，但索要2000元費用。這個女學生家裏窮，拿不出這麼多錢。張某就讓女學生打張借條，由楊兆龍擔保，在借條上簽名。

後來，張某私下對這個女學生說：「你可以投奔台灣的國民黨。」女學生一聽覺得不對勁，就改變主意，不走了。當她到火車站退票時，被特務抓捕，後被判刑9年。

楊兆龍呢，因為在那張借條上簽了名，留下了「罪證」。1963年9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七八個便衣特務闖進楊家，把楊兆龍和他的次子楊定亞，以「現行反革命」「投敵」的罪名抓捕。

為什麼連兒子都一起抓？他兒子在上海交大讀書時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因十二指腸潰瘍大出血被送進醫院搶救，之後又被責令去新疆勞動。當時，楊家還不知道張某是個特務，他們擔心兒子赴新疆小命難保，所以同意兒子與張某聯繫，通過他的關係去香港轉美國繼續上學。

結果，這又是「罪證」。楊家父子雙雙被捕，兒子被判刑10年，楊兆龍被關押8年後，被判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