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時了。"鄧力群於是奉命組織批判會，組織北京理論界、思想界的人搞座談會批我。
1990年2月，我收到一個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名義發來的開會通知，要我3月5日去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出席一個由鄧力群主持的座談會，討論關於帝國主義論和時代問題。我一看，來者不善，肯定是要挨批了。然而，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已經不再逆來順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檢討，而是要儘量實話實說了。於是，就以給主持人寫信的形式寫了一篇答辯，堅決捍衛自己的觀點。會上，會議主席鄧力群要我首先發言。我一看與會者多是北京思想理論界的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如何東昌、吳冷西、熊復以及徐達深、浦山、王懷寧等，就說我是來聽取批評的，還是讓別的同志先講吧。鄧力群說："那就先讀一下你的答辯吧。"我只能同意，算是做了個書面發言。隨後，大家開始討論。發言者主要是擁護陳雲對帝國主義看得准、提得及時，對時代問題倒講得不多，更沒人點我的名，同以前的那種批判會大不相同。會議開了半天宣佈休會。
第二次會於3月16日舉行，我因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沒能參加。不久，又接到3月28日開會的通知，同時附來一份《論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約15000字的長文，是浦山、王懷寧根據頭兩次討論和領導意見，將原來的提綱擴展而成的。因第二次會我沒有參加，鄧力群特意通知我，對這篇文章寫出書面意見。我遵照他的指示寫了一個文字材料，進行了不客氣的反批評。第三次會仍然是各說各的，內容主要是談當時的國際形勢，很少涉及時代問題，既無指名批評，也無激烈爭論。會議開得沒什麼生氣，但還是決定繼續進行。第四次會大約是4月上旬，我因有外事活動又沒能參加，只好向與會的徐達深了解情況。據他說，會開到後來，吳冷西作了一個發言，認為和平與發展問題是鄧小平提出的，他雖然沒和時代連起來，但一公開批判就很難分清了，就會造成誤會，所以還是以不批判為好。這個意見，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後，鄧力群就宣佈，這個會不再開了。關於時代問題的這次高規格討論，就這樣不了了之。
爭論這個問題以後，有人就問鄧小平，提出現在是和平發展時代對不對?鄧小平的態度含含糊糊，一度有些動搖，說："現在講和平發展太多了一點，以後少講一點。"後來經過幾年的討論，支持和平發展時代提法的人更多了。1997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會議總結指出，"多數學者認為，應該承認現在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因此，到了90年代下半期以後，再沒有大爭論，從中央領導到理論界基本上沒有太大分歧了。
全球化：改變不了就加入它
我當時的結論很明確，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不結盟。以前，"一邊倒"是結盟的，"一條線"也是結盟的，"十二大"就基本上轉過來了，講獨立自主，講不結盟，不和任何大國結伴走。到了"十三大"，提到和平發展是時代主題，到十四大、十五大時叫時代特徵，這就明確了。與此同時，我們逐步放棄了國際主義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是，我們外交政策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十三大"不提國際主義了，"十四大"、"十五大"也不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包括朝鮮，都放棄國際主義了。
後來，我連續發表了若干篇文章，就是講對國際形勢的根本判斷不能輕易變動，認清以後要堅持，不能一有風吹草動就動搖。我堅信，和平發展時代還會持續下去，半個世紀以後還可以繼續。我講了和平發展具備的三大條件：一是人變得更聰明了，包括大國領袖普遍沒有打仗的思想了;二是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化已經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問題，需要全世界共同調節;三是全球一體化。在這種情況下，主流當然是和平，和平背景下發展才會越來越快。我在文章里說，鄧小平的貢獻是打破了2000年的停滯狀態，使中國20多年的進步超過了中國過去的2000年。
外交的變化，對國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85年出現了全球化這個名詞。我們從80年代後半期開始積極參加到全球化裏面。我們正好在這個時候參加進去，佔了大便宜。特別是參加世貿組織以後，是我們大發展的時候。在我看來，80年代並不是生產有多大的發展，而是生產關係的解放。真正大發展是從90年代開始的，就是這二十多年。
1990年代初，鄧小平說，在聯合國要提出改變舊的政治經濟秩序的建議，要準備一個提案，推動改革。他說，舊的體制對我們不利，對發達國家有利。後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就召開了懷柔會議，我在懷柔會議上提了一個反對意見。我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繼續參加聯合國的活動。因為"二戰"以後的格局變得相當有利於窮國，一是宣佈解放殖民地，一些國家獨立了;二是在經濟上照顧窮國，照顧發展中國家，照顧第三世界國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穩定第三世界的金融機構，關貿總協定好多都是照顧第三世界國家的，既然三大經濟組織都是有利於第三世界的，我們就要趕快參加進去，先享受起來，別總想着去改變，而且我們還沒有這個實力去改變。
和平發展之路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