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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錢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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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時任新亞書院院長的錢穆在院慶晚會上行拱手禮

在民國知識分子中,有兩位大師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錢穆。前者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分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後者亦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他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稱他們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極少數人」。

為何這兩位文人讓毛如此憤恨?那是因為與諸多上中共當受中共騙,留在大陸,飽受中共摧殘的民國知識分子不同,傅斯年、錢穆不僅學問做得好,而且頗具慧眼。雖然他們理念不同,但他們都看透了毛澤東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奪取江山之際,選擇了離開大陸。本篇只說傅斯年、錢穆二人。

黃河流域第一才子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為清朝順治時期的第一位狀元,並曾出任宰輔,是以家門顯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學習國學,據說每次考試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從北大畢業後,先後入倫敦大學研究院、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還對比較語言學和考據學發生興趣。

1926年冬回國後,傅斯年被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歷史系、中文系主任,後創辦了在國內頗有影響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自任所長。他還積極組織了幾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陽殷墟的發掘,其在史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於這一時期。

抗戰期間,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聯大教授的同時,還擔任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抨擊貪官污吏,當時權傾一時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彈劾下落馬的。

延安之行認清毛與中共

抗戰後期,日本戰敗已是不爭的事實,國共兩黨開始考慮政權問題。此時,一些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多為有名氣的知識分子)希冀未來由三方共同執政,因此決定前往延安說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黃炎培章伯鈞等民盟成員拉上無黨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聯合致電毛澤東,提出訪問延安。兩個星期後,毛才復電,表示歡迎;而蔣介石亦不表示反對。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一行6人乘專機抵達了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親自到機場迎接。毛除宴請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的緣故,還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交談。傅斯年亦有機會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機關,並見到了中共的歷史學家范文瀾。

7月5日,訪問團成員離開延安回到重慶。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着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的談話過程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不過是「宋江一流」。

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

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

對蘇聯中共無好感

事實上,傅斯年一直對蘇聯和中共沒有好感。早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他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我不能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對共產黨,因為若先向共產黨拜了老師,用他那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則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結果,只有替共產黨擴張勢力耳。」在其眼中,中共與蘇聯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緊隨斯大林搞專制,因此一旦共產黨執政,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變成沙漠,等等。

當傅斯年看到許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時,十分不安。他曾與別人說過這樣的話: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

正是因為有着這樣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大陸,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因突發腦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會上,蔣介石親臨致祭,各界要人也紛紛前來告別,致祭者共計5,000多人,而輓聯、祭文、唁函唁電、紀念文章亦相當多。為了紀念傅斯年,台灣大學將其陵墓安置在校園內,人稱「傅園」。

學術成就

祖籍江蘇的錢穆,7歲入私塾讀書,10歲進入新式小學,13歲時入常州府中學堂,在這裏,他遇見了後來的大歷史學家呂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中學停辦錢穆遂在家自學,後到一小學任教。據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講述,1910年梁啓超發表的力證中國不會亡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後,錢穆深受感染,但他與大多數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是轉入了歷史的研究,即希望通過研究歷史,尋找中國不會滅亡的根據,這也是驅動他80年歷史研究的動力所在。

沒有進過大學讀書的錢穆,依靠着勤奮自學,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歲的錢穆在蘇州省立中學任教,在這裏,他完成了《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歷史學家顧頡剛家在蘇州,返家小住的時候見到了錢穆,在讀過他的《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後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於是推薦錢穆去中山大學任教。但因故錢穆沒有去中山大學赴任。

36歲那年,錢穆應顧頡剛的約稿,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反駁康有為等的疑古之說。文章一發表,立即震動了學術界,使人們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籠罩中徹底解放出來。顧頡剛由此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教授國文。此後,錢穆又在北大歷史系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後來還開了一門「中國政治制度史」、一門「中國通史」。據說錢穆的中國通史課堂堂爆滿,頗受學生好評,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聯大上了兩年。

除此之外,錢穆還在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

1935年,《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國大師陳寅恪在看過其稿後,私下對人評價道:「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按:王靜安即王國維。)錢穆的學識和聲望由此可見。

北大、清華等高校遷往雲南組成西南聯大後,錢穆撰寫了史學巨著《國史大綱》,這是錢穆畢生最負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為人們所追讀。

抗戰勝利後,錢穆並沒有收到北大續聘的聘書,這可能和北大代校長傅斯年與錢穆理念不合有關。錢穆最終選擇了去無錫江南大學任教,作《湖上閒思錄》、《莊子纂箋》。

毛的一份文告讓錢穆選擇離開

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分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毀,最終鬱郁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創辦新亞學院拒絕中共統戰

錢穆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之初,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實上,新亞書院最初的老師和學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輕知識分子;當時及此後在新亞任教人文學科的學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復觀等,公開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其先後任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而錢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晚年堅拒中共國號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台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台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結語

可以肯定的是,若錢穆留在大陸,不僅連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創辦新亞書院,更遑論長壽如此。至於性格剛烈的傅斯年同樣未必見容於中共。顯然,他們的慧眼讓他們逃脫了中共的戕害,從這一點上說,那些錯信了中共、留在大陸的那些大師們的結局就沒有那麼好了,陳寅恪、劉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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