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語：中共國防疫三年，是數字威權主義最「完美罪行」的現實精華版；最近一周之內，世界又被中共國間諜（數字）氣球「流浪」於全球的事實所震駭；當下整個世界正在艱難地辨認ChatGPT對人類未來意味着什麼，應用該應用程式以CNN之名的AI主持人節目遂出現，專門攻擊民主制、頌揚中共專制極權。無疑，無論從主觀野心、政黨殘暴本質、操練經驗還是技術成熟度，中共國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數字奴役，正在極速推向全球。因此，譯者選擇了史丹福大學一組成果綜述翻譯出來，以警醒世人和民主運動行動者。
該成果是史丹福大學網絡政策中心所屬「全球數字政策孵化器」項目的一次會議綜述，該項目是在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史丹福大學法學院的聯合倡議之下成立的。其使命是激發政策和治理創新，以加強數字領域的民主價值觀、普遍人權和法治。其目的是作為制定規範、指南和法律的協作中心，以增強全球數字生態系統中的自由、安全和信任。
緒論
全球數字威權主義趨勢構成了對當下人權最重大的新威脅。這一趨勢讓數碼技術得到越來越廣泛地使用，在一國之內部通過監視、審查和信息操縱來進行鎮壓；又以同樣的目的向國外出口鎮壓技術；頗為老練的國際外交努力破壞着數碼化社會對人權所做的承諾。根據「自由之屋宇」（Freedom House，一個專門研究數字威權主義的學術網站）進行的年度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數字威權主義最強大和最重要的傳播者，一直是世界上互聯網自由最邪惡的濫用者。
上個月，全球數字政策孵化器與人權基金會、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以人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合作舉辦了一場由四部分組成的會議，題為「數字威權主義的興起：中國、人工智能和人權」」。會議考察了推動中國崛起為威權數字大國的幾個方面，整個議程包括以下組成主題：
第一部分：人工智能如何為中國的國內監控提供權力；
第二部分：與中國和中國公司做生意的倫理規範；
第三部分：中國作為新興的全球人工智能超級大國；和
第四部分：民主國家應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為人工智能超級大國。
借鑑這次會議及其演講者的見解，本簡報審視了中國打先鋒並輸出的數字威權主義的威脅，並概述了人權的風險和影響。簡報最後建議民主政策制定者採取行動，以在全球範圍內對抗數字威權主義。正如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在會議的開場白中指出的那樣，中國不斷上升的數字威權主義所帶來的挑戰對自由人民構成了重大威脅，「民主國家需要認識到我們在這裏正在進行一場競賽，一場對人類未來有着巨大影響的競賽。」
一、威權主義局面
在審視中國在數字威權主義興起中的作用時，從兩個主要方面考慮政府的行為是有意義的：(1)在國內對中國公民的虐待和威脅；(2)中國通過技術出口和國際論壇外交重塑全球規範和標準，使數字領域的威權行為成為可能，從而向其他國家輸出數字威權主義所帶來的全球風險。
1.1中國在國內施虐
在審視中國在國內的數字威權主義實踐時，數碼技術的三種應用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的權力濫用尤為重要。
首先是審查制度。在中國，網絡審查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防火牆實現的，它（藉助深度數據包檢測能力、DNS中毒、VPN攔截器和IP位址限制等技術機制）阻止人們對外國媒體、網站和訊息傳遞應用程式的使用，這就相當於一個高度複雜的審查機構。中國審查制度的另一個特點包括進行內容刪除，系統地從數字媒體中刪除對政府的在線批評。此外，在加強對在線媒體限制的立法和法規的支持下，一種特別激進的審查形式得以實現，是通過離線逮捕以及對互聯網行動和批評追究後果。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中國的國家安全法，該法已在香港實施，對用戶和社交媒體公司（如果認為其內容反映了網上民主活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個相關應用涉及政府對信息空間的控制。中國的國內信息策略包括宣傳，還包括控制構成數字媒體和傳播生態系統的工具、軟件和基礎設施的能力。使用這些工具，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取消對信息的訪問，或取消移動和互聯網連接，作為對社會行動的懲罰來施加控制。此外，在線操縱使信息空間充斥着付費評論，從而淹沒了批評聲音。
第三個要素是大規模監控，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科學家、中國數字時代的創始人兼總編輯肖強表示：「中國正在通過這種方式對其人口進行360度全方位觀察」。這個監視系統是多層面的。例如，人權觀察中國高級研究員王松蓮指出，中國不僅開發了國家身份證系統，而且除此之外還收集了廣泛類別的個人數據，從生物特徵（包括 DNA、語音樣本、和面部識別碼）到健康記錄，甚至是相對普通的個人信息，例如市民的購物店會員資格。這些要素結合起來構成了一個精心設計的社會信用體系，在該體系下，政府能夠利用協調的行政體系，通過制裁和公開羞辱來影響公民的行為。正如肖強所說，這種方法代表了一種新的數字形式的「威權主義，它不擇手段地將權力擴展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些累積的監控做法得到了技術、應用程式和密集人工勞動的支持。例如，面部識別技術使自動種族定性成為可能，王松蓮對《紐約時報》的技術記者保羅·莫祖爾都指出，這種技術已被用來監視和制服新疆數百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族群的成員，「綜合聯合作戰平台」(IJOP)為監控提供了進一步支持，這是一個用於監視公民的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系統中的系統」。政府利用「綜合聯合作戰平台」，部分地採用了一個這樣的應用程式：收集和綜合有關公民行為的數據（包括從天然氣使用到電力使用和包裹遞送的信息）。通過這個應用程式，官員可以收到可疑活動或情況的報告，這可能就會促使官方調查。這些形式的極端監控遍及該國不同的階級和文化，並分別針對城市和農村環境量身定製了獨特舉措，稱為「天網」和「銳眼」。
這三個要素——審查制度、信息控制和大規模監控——結合在一起，使政府能夠對中國公民的生活行使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威脅到線上和線下的人的自由、安全和自主權，下面將作更詳盡的描述。然而，專家警告說，雖然政府正在以壓迫的方式利用技術，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做法並不是中國文化或社會價值觀的症狀。據肖強觀察，中國政府的中國夢，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民的夢魘。
1.2全球風險
中國除了在國內濫用權力之外，其他重要趨勢也在助長數字威權主義在全球興起。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的新興技術研究員林賽.戈爾曼(Lindsay Gorman)指出了三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趨勢。她認為技術競賽不僅僅是技術本身，也是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之間的鬥爭。
第一個趨勢是，經濟和國力之間的日益融合。美國國防創新部主任邁克·布朗在演講中回應了這種動態，他強調了技術競爭力現在與國家實力直接相關的多種方式。這種趨勢在知識產權盜竊的背景下尤為明顯——這是中國作為技術強國崛起的一個普遍問題——以及中國政府為實現全球競爭力而對華為等電信公司進行的大量國家補貼，戈爾曼和布朗都強調了這一點。正如戈爾曼所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這種觀念，即技術競爭力正在成為國家實力的關鍵要素……我們真的無法像以前那樣將這兩個維度分開。」
與第一個趨勢相關的第二個趨勢是，國家實力正變得越來越不單純與軍事實力相關，而是越來越與軟實力相關，包括通過技術競爭力和信息領域的實力塑造國際環境的能力。戈爾曼說：「以前，國家安全更[直接]被定義為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但塑造全球規範和治理以及在信息領域行使權力的能力現在「正在成為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的競爭領域。」儘管邁克·布朗指出，中國致力於削弱美國的軍事優勢，但這只是實現全球實力的多管齊下戰略之一部分。通過觀察中國的數字絲綢之路戰略（其「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組成部分，邁克·布朗指出可以將其描述為「殖民主義的一種經濟形式」）以及美國最近對TikTok所有權屬於中共國所做出的政策回應（它援引國家安全當局來證明在美國對流行的應用程式進行阻止是合理的），可以找到這種趨勢的證據。
戈爾曼確定的第三個趨勢是，將數據用作國家權力的工具，既可以行使控制權，也可以積累可以為未來技術提供動力的資源。她指出，到2025年，全球數據總量「將達到數個澤字節[一個澤字節是六十億字節]。這不僅僅是添加更多信息和啟用一種線性尺度的應用程式」。一旦信息達到這種規模，威權政府就有動力「從公民那裏提取儘可能多的數據，不僅是為了壓迫，也是為了推動下一代新興技術的發展。」谷歌前行政總裁兼執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指出，儘管中國可能享有某些數據優勢——無論是在聚合量方面，還是在不考慮私隱標準的情況下使用數據的意願方面——但這並不一定等同於更廣泛的人工智能技術進步，因為算法的發展需要更少的訓練數據來實現相同的學習。施密特表示：「中國目前的優勢可能在於其數據聚合方面，但這種優勢最終可能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重要。」
總而言之，這些趨勢促成了中國共產黨不僅將數據和新興數碼技術武器化以壓迫其本國公民，而且還能夠將這些風險的影響範圍擴大到境外。
中國的監控技術出口是國際關注的一個有據可查的現象。與會者表示，監控技術已出口到埃塞俄比亞、厄瓜多爾、南非、玻利維亞、埃及、盧旺達、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例如，哈薩克斯坦的公交車上使用了中國的面部識別技術。此外，中國商業開發的基礎設施和消費技術正在無數國家使用，包括歐洲和北美的民主國家。中國跨境傳播技術和工具不僅使非自由主義政府能夠在國內模仿中共的數字威權主義模式，而且還將中國監管的潛在範圍擴展到其他國家。在我們的會議期間，GDPi聯合負責人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與克里斯·梅瑟羅（Chris Meserole）（布魯金斯學會）、安雅·曼紐爾（Anja Manuel）（Rice、Hadley、Gates& Manuel LLC）和克里斯托弗·巴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越南富布賴特大學）主持了一場會議，就此問題進行了深思熟慮的討論，強調了中國出口做法之影響力的複雜性以及可能出現的回應。
中國還通過積極利用國際體系重塑規範和原則來影響全球格局。美國參議院最近的一份報告詳細說明了，中國利用多邊論壇將其議程的各個方面制度化、侵蝕人權標準並破壞自由公平的互聯網的方式。這些努力反映了中國的技術競爭力可以產生隨之而來的國際軟實力和經濟影響力的方式。諸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國際電信聯盟之類的論壇面臨着這樣的風險：成為把有關數字權利的新威權標準和做法制度化的附庸。
在戈爾曼對全球格局的評論中，她描述了互聯網在三個關鍵層的未來：基礎設施層（如5G網絡）；應用層（包括面部識別等技術，也包括智能傳感器、自動駕駛汽車和其他收集數據的技術）；最後，治理層（包括中國利用其技術競爭力、以符合其願景的方式、塑造國際實踐和原則的方式）。中國不僅在國內而且在世界範圍內都在努力在所有這些層面上佔據主導地位。這些特徵結合在一起，中國數字威權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構成重大風險，這就確定無疑了。
二、人權風險和影響
受到數字威權主義威脅的主要人權之一是私隱權。作為壓迫工具和經濟工具，廣泛的監視，加上各種數據的整合（如社會信用體系所示），大大削弱了中國公民的私隱以及他們的人性和自主性，部分原因是選擇被替代，做決定的分析呆板僵硬。私隱風險對所有中國公民來說都是嚴重的，尤其是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而言，他們在中國境內和據報道在國外的僑民社區都受到嚴格監視。如上所述，這些對私隱的威脅因中國監視技術向威權政權和新興民主國家的廣泛出口而變得更加複雜。
數字威權主義也威脅言論自由。廣泛的互聯網審查、對信息獲取的限制、系統性的內容刪除——以及經常逮捕那些在網上以相當平凡的方式反對中國政權的人——嚴重威脅着公民自由表達意見的能力。對數字信息環境的重大操縱加劇了這些威脅，大量支持政府的言論抑制了公民形成不受政府影響的意見的能力。COVID-19危機進一步放大了這些風險，在此期間，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控制有關這一流行病的信息。
無處不在的監視以及對言論和信息的嚴格限制也對集會和行動自由構成威脅。例如，王瑪雅（Maya Wang）指出，IJOP數據收集機制和面部識別技術位於不同的地理接觸點，創造了一種虛擬柵欄效應，限制了這些社區之間的自由流動。更一般地說，當公民知道他們受到國家監視的程度時，可能威脅政權甚至在特定問題上挑戰政權的集會就會變得更加危險。有報道稱，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即使在離開中國後也可能成為攻擊目標，這進一步放大了這一點。這意味着對行動自由的限制在加劇，因為他們知道即使離開該國也可能會被國家繼續監視。
最後，中國利用其數字基礎設施以多種方式威脅其公民的安全和保障。許多人權組織記錄了中國西部對維吾爾少數民族的鎮壓和強制拘禁。數字工具與這種鎮壓的交集是深刻的，包括使用社交媒體進行跟蹤；針對離開中國的維吾爾人的家人；使用虛擬圍欄和IJOP應用程式對維吾爾人進行極端的侵入性監視。除了對這些少數群體的威脅之外，中共還使用其數字監控設備對付香港的民主抗議者，將他們作為逮捕和暴力的目標。中國壓制性的數字信息法還導致記者和其他公開反對該政權的人被強制監禁。
三、給政策制定者和民主政府的建議
3.1民主政府應合作重振數字時代的民主聯盟。
民主國家應該合作行動，闡明一個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和一個自由開放的數字未來的積極願景。這一願景應包括協調應對數字專制威脅的國際機制。正如斯坦福互聯網觀察站主任亞歷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在我們的會議上指出的那樣，通過國際協調，出口管制等政策應對的效力得到了顯著提高。為了在民主國家之間實現這種水平的合作，谷歌前行政總裁埃里克.施密特鼓勵政府領導人建立「數碼技術和價值觀聯盟」。施密特（Schmidt）在會中與 GDPi執行董事艾琳·多納霍（Eileen Donahoe）進行了對話，她強調：「這是一次外交機會……[以及]齊心協力將擴大我們的影響力。」
3.2民主政策制定者必須在國內就技術發展與治理實施一種尊重權利、基於價值觀的方法。
民主政府應該在自己的決策中堅持這些原則，從而展示一種超越數字威權主義、基於價值觀的替代性方案的優勢。正如克里斯·梅瑟羅（Chris Meserole）所簡潔指出的那樣：「我們必須讓我們的房宇井然有序。」為成功實現這一目標，民主政府應實施組織化的安全保障，以確保國內數字政策的制定與互聯網自由的國際原則保持一致。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林賽.戈爾曼建議：「民主國家……照照鏡子[並問：]我們自己系統的哪些因素可能會助長鎮壓？」
3.3民主政府應在多邊議程中清楚闡述並提升數字威權主義的風險級別。
民主政府必須在全球多邊舞台上與中國會面，既要挑戰數字主權等封閉概念，又要積極利用這些國際論壇來推進互聯網自由的民主模式和原則。正如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最近的報告明確指出的那樣：「從聯合國(UN)到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國利用其政治和經濟實力塑造着圍繞數字領域的國際標準，從而利於一種更極權的世界觀。」民主政府必須在多邊領域對抗的中國這些努力。
3.4民主政府應優先投資技術研發。
這些投資將確保反映民主價值觀的未來技術組件的可用性，同時保持民主制在技術治理和權力領域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康多莉扎·賴斯(Condoleezza Rice)在我們會議的開場白中說：「我們需要代表自由的人民，齊心協力地努力，確保數字獨裁者不會獲勝；他們無法贏得這項技術的競賽，因為無論誰贏得競賽，都將在塑造國際體系的重大方面捷足先登。」美國國防創新部主任邁克.布朗在講話中強調了這種情緒，他指出：「如果你不在技術上領先，那麼你在治理領域就缺乏權威。」民主政府應優先考慮研發投資，以維持全球競爭力。
3.5民主政府應投資市民社會並致力於加強民主制度。
市民社會組織可以在如下方面發揮作用：促進政府在尊重權利的數字實踐中負起責任；通過努力提升數字素養、更清醒地意識到數字風險，從而增強社區韌性。
（原作者：基普.溫斯科特(Kip Wainscott)，是全球數字政策孵化器的高級顧問。作為一名律師和政策專家，他在政府、公民社會和私營部門擁有豐富的經驗，廣泛從事技術對民主和人權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