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讀了《炎黃春秋》2011年第四期上發表的吳傳鬥同志的《一個右派的「飢餓改造」》這篇文章後，當晚曾輾轉難眠，思緒萬千，許許多多學生時代被餓得死去活來的情景一幕幕地湧現到我的面前。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作為那個年代的「階級敵人」屬於「黑五類」來進行改造的，而我與他不同的是，我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也曾經是「祖國的花朵」，儘管如此，我也在劫難逃，與他經歷的飢餓劫難並無二致，而且持續的時間更長。
今年清明節前夕，我問著名新聞學教授王振亞先生：「清明節，你回老家掃墓嗎？」他說：「我每年都回去給我那1960年餓死的老爹掃墓，那一年，僅俺村的王氏家族三戶人家就餓死了18口！土改時俺村共有276口人，到1960年夏天就剩下68口人了，其慘狀現在回憶起來還膽戰心驚」，說完他悲悽地搖了搖頭。50多年的時光過去了，可見「三年困難時期」的饑荒在人們心裏留下的重創與傷痛並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消失。我每每想起學生時代所親歷的飢餓生活也是心痛不已，不堪回首。
解放前在冀魯豫行署解放區工作的父母后來進城了，父親成了平原省濮陽專署（1949年劃平原省，省會新鄉市，1952年底撤省後劃歸河南省）的一名中層領導幹部。父母把我從山東農村姥姥家接回到城裏來，我從貧窮落後的農村第一次來到城裏，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電燈，看到了馬路和樓房覺得真是新奇極了，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光輝燦爛的嶄新的天地。1950年，我挎着新書包開始上學了，成了一名一年級小學生，那時的生活真是太幸福了，經歷了舊社會忍飢挨餓的苦難歲月後，一步邁進了新社會，再也不用過吃糠咽菜，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日子了。
閒暇時，父親經常帶着我去地委、軍分區他的老戰友、老朋友家裏去玩，他們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後打出來一個新天地，那份自豪，那份幸福時時出現在他們的言談中，有時他們也指着我說，咱們受苦受難搞革命不就是為了他們這一代人的幸福嘛，我也傻乎乎地衝着他們笑笑，心裏覺得反正以後我會有吃不完的白面饃饃，缺吃少喝的日子與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沾邊了。
1958年開始「大躍進」了，秋天開學我剛上高中一年級，還沒有上課，一開學就大煉鋼鐵，為了實現「三年超英（國）五年趕美（國）」的偉大奮鬥目標，我們在校院裏支起土爐灶，沒明沒黑地煉起了鋼鐵，學校操場上濃煙滾滾，人聲鼎沸，那種熱火朝天的勁真比爐子裏的熊熊烈火還熱幾分。我們挨家挨戶地去搜集鐵源，什麼鐵鍬犁鈀、鍋勺鏟盆凡是帶鐵的都拿來往爐子裏燒，按規定每個學生都有獻鐵任務，有的同學看到家裏實在沒有鐵可獻了，為了完成任務，竟然把母親出嫁時陪嫁的衣櫥上的鐵環都拔出來獻了。城裏的鐵資源沒有了，我們就移師到鄉村去煉。農村的鐵源就是挨家挨戶地去砸人家的鐵鍋，甚至連農民家大門上的鐵釘都不放過。那時候飢餓就已經開始露頭，且漸行漸近了，然而我在農村卻親眼看到大量的紅薯、玉米都爛到了地里無人收割，甚至連犁鏤鋤鈀都扔到地里無人要了。現在回憶起來，從當時爛在地里的那些碩大的紅薯、玉米、穀子、高粱穗來看1958年應當是風調雨順的豐收年，而豐產卻沒有豐收，因為人們都去挖水渠、煉鋼鐵去了，「一天等於20年」，已經「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土地不是自己的土地，糧食不是自己的糧食了，誰還去管地里那些陳穀子爛芝麻！
狂熱的浪潮過後，迎來的卻是深重的災難。到了1958年底，飢餓的妖魔張着血盆大口一步步向我們走來了：學校的食堂里開始一日三餐給我們煮蘿蔔小米稀飯，開始時還是比較稠的，後來就越來越稀了，正在長身體的中學生豈能是幾碗稀飯就能填飽肚子的！為了充飢，大家都是三碗五碗地喝，上一堂45分鐘的課都支撐不下來，大家兩次三次去廁所，有時候正在講課的老師也停下課來往廁所跑。1959年初春，母親要到外地進修學習幾個月，臨走前，她給我家附近一個包子鋪的老闆留下了一些錢說：「孩子上中學挺累的，每天晚上你給她送兩個包子過去。」這個老闆特講信譽，母親走後他果然每晚送兩個包子過來，除了在學校的每天三頓稀飯外，起碼我比其他同學還能多吃兩個包子。沒過多久，包子皮竟然換成紅薯面加白面的黑皮了，又沒過多久，這位大爺就不再給我送包子了，我怕是媽給的錢不夠了，就跑去問他，大爺悽慘地苦笑了一下對我說：「妮啊，我的包子鋪已經關門了，買不到面和肉了啊，咋做包子呢。」大爺把剩下的幾塊錢塞給我說：「我正要說把剩下的錢叫孩子給你送去呢。」回家的路上我邊走邊流淚，從今以後我唯一的精細糧斷路了。
1960年，全面的大饑荒襲來，田野、鄉村一片蕭瑟，人們一個個面如菜色，許許多多的人都浮腫了，眼睛腫得眯成一條線，腿上一按一個坑，鞋子都穿不進去，那時候如果看到誰沒浮腫就會驚奇地問「你是咋回事，怎麼沒有浮腫？」這時候我是高二年級了，每天飢腸轆轆，一低頭眼睛裏直冒金星，走路渾身無力，終日無精打采，一動彈就頭暈眼花，只想躺在床上睡覺。我的父親當時按級別享受一點點所謂的「特供」，即每個月大概有三兩次吃到點肉的機會，因怕不能足額吃到領導嘴裏，這點肉都是由機關食堂統一做好由享受特供的人打回家裏吃，母親怕我眼饞，每到此時她總是帶着我到機關食堂吃飯，還有意多磨蹭一會兒，估計着等父親吃完了才帶我回家。等我回到家裏第一眼關注的還是父親吃剩下點湯水沒有，父親總是要給我留下三兩片肉，沒有肉了也要留下點肉菜湯，那時我吃着這帶腥味的湯真是如食甘露仙丹，香極了。
為了保持身體的熱能，維持着生命的底線，我們不僅不再去挖渠修堰煉鋼鐵了，而且學校的一切體育活動全部取消，就這樣也沒有抵擋住飢餓的折磨，紅薯葉子、梗子、野菜、蘿蔔葉都成了食用的上品。有一次，實在餓得心裏發慌，我和兩個同學到郊外農田裏想找點能吃的東西，也就是看看地里有沒有農民刨地時剩下點沒有拿走的小紅薯和小蘿蔔之類的東西，好撿來充飢，誰知道田野里的那幅景象把我驚呆了：樹葉被摘得所剩無幾，有些樹皮也被扒光了，看着那白花花的樹幹，我心裏又驚又怕，人們怎麼把樹皮都扒吃了呢。
為了維持我們年輕的生命，學校千方百計想出各種絕招叫我們這些中學生填飽肚子；用水紅花（黃河裏漂浮生長着的一種雜草）碾碎摻上面蒸「饃」，草畢竟是草，無論怎麼碾，蒸出來的乾糧都保留着許多半厘米左右的草梗，學校食堂當時的粉碎技術還沒法把這些雜草梗變成細粉。那時能用來充飢的東西太少了，只要是能吃了不死人的東西，一丁點兒也捨不得拋棄，沒有哪一個同學說難以下咽的，大家照樣吃得很歡實。俗話說：狼惡虎惡沒有餓惡，不吃就不能活命啊！這一年我懂得了啥叫飢不擇食，就連積水上邊長出的一種綠蘚苔我和我的同學也撈着吃過。還有一種叫地衣的東西，農民也叫地骨皮，即下過雨後積水處經太陽一曬會有一種黏糊糊的東西粘在地上，等幹了以後把這層皮揭下來洗淨吃。這一年，我把草根、樹葉、蘚苔全都吃過了，這些如今豬狗不食的東西養活了我。
1961年，在飢餓中我考上了大學，雖然成了那個年代的天之驕子，但是飢餓的狀況並沒有得到太多改變，每頓一個純高粱面乾糧，剩下的就是隨便喝的沒油的菜湯。當時大學生的定量可能是每月29斤，並沒有聽說過誰剋扣過我們的糧食，也就是說這些糧食都足額吃到我們嘴裏了。如果按現在人們的飲食習慣，這個主食的量足夠兩個人吃了，因當時沒有雞、魚、肉、蛋、奶、油、糖等副食，還是天天餓得心慌。
上大學期間令我至今仍記憶猶新的兩件事是：剛考上大學去校農場勞動，我們班的鳴鳳挖地時，偶爾挖到了一個花生，她驚喜的大叫了一聲說：「啊！花生！」我們幾個女同學都圍了過去，她說：「咱們幾個女同學分吃了吧。」一個花生兩粒米，我們班共有六個女生，鳴鳳硬是把它掰開使我們每人都吃到了一丁點兒，因為很久都沒有嘗過花生啥味道了，豆大的一點花生米也算是叫我們解了解饞。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母親高興地告訴我：「給你爸發了一張廣州酒家的餐票，你去吃吧。」我說：「咱們一家都去吃多好啊。」媽說：「傻孩子，你以為這票里有多少東西給吃啊，夠你一個人吃飽就不錯了。」廣州酒家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是鄭州鬧市區經營廣式風味的最高檔的飯店。我一聽高興極了，當我走進這家飯店後才發現這裏十分蕭條冷落，什麼生猛海鮮魚翅燕窩早就沒有了，這裏也只能經營些很一般的極為普通的飯菜。這張餐券所供應的是四個包子一碗湯，餐桌上我把一個包子才咬了兩口，這時闖進來一個漢子，騰一下子把三個包子全抓走了，我連他長啥樣都沒看清，已經是大一學生的我當時趴在桌子上就哭起來了。
1962年的冬天，「包產到戶」的成就和威力顯現出來了；有一天，大約晚上9點鐘以後，我正在教室里上晚自習，忽然聽到校外有叫賣熱紅薯的聲音，在那漆黑陰冷的冬夜裏，這聲音好像報春鳥一樣使我驚喜不已。熱紅薯的叫賣聲音，昭示着農村經濟正在逐步復甦，農民已經能把食物拿出來換錢了。我真想出去買塊熱紅薯吃，但是又沒有這個膽量，因為這叫資本主義的尾巴，賣者為什麼白天不敢出來賣，晚上才敢出來叫賣，也是怕被「割掉資本主義尾巴」。買賣自由自古就是花開花落兩由之，當時，生活在夾縫裏的買者和賣者想交易也是多麼的不容易啊。
時光移到1964年，我上大四了，秋季開學一天課沒上，我們就下鄉搞「四清」，「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為了照顧大學生，上級為我們選擇的是生活條件比較好的河南省偃師縣山化公社。按規定必須到貧下中農家輪流吃派飯，中農以上成分的人家是不能去的（地富反壞右家更不能沾邊）。因為貧下中農家經過我們一冬天的吃喝，每家也都反覆輪過許多遍了，到了春天放寬到可以到中農家裏去吃飯了，儘管是生活條件比較好的公社，不管是中農還是貧下中農的生活依然還是十分貧困的，家徒四壁，進村以來，我們的主食全是紅薯，喝的是小米稀飯或者玉米面糊糊，當時能吃飽，干一陣子活就餓得心慌。
畢業前夕，我們班六個女生在一起談理想，當說到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最想乾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時，有的說是先買條漂亮的床單，有的說先買雙好看的鞋子，輪到我時，我想了想很嚴肅認真地說：「我先買幾根油條吃吃，這幾年我都沒有正兒八經地吃過油條了。」一句話叫她們幾個笑得眼含淚花，評價是：說得最實在，最現實。
《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