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國就是制度好，白宮和國會輪流坐莊，這不，共和黨坐莊，又聲稱要「追究病毒源頭」、又高喊「受騙了」，不過這位麥卡錫是不是只耍嘴皮子，則要往後看了。美國政界確有一個「屠龍派」，深知對付中共只有一招：幫助中國人民起來推翻他們自己的這個制度，全世界就安全了，當初川普、蓬佩奧那一屆內閣做下去的話，沒準這場瘟疫就不會發生了。但是，拜登還是要跟中共做生意，就像三十年前老布殊在「六四」屠殺後還要跟鄧小平做生意一樣，令美國的綏靖主義泛濫，他們大概不會汲取這個教訓，這也是沒轍的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日2日會見六四參與者王丹、蘇曉康、李恆青和李蘭菊等人，美國國務院於3日中午12時許公佈會面消息，並發佈正式新聞稿《美國國務院六四事件31周年聲明》：
『今天我們榮耀勇敢的中國人民，他們要求民主、人權以及沒有腐敗的社會，卻於1989年6月4號在天安門廣場面對中國共產黨派出以坦克和槍枝武裝的人民解放軍。天安門抗議活動鼓舞了前蘇聯以及東歐受到打壓的民眾，要求並且達成民主改變。
中國共產黨政府卻因管制資訊和暴力鎮壓,得以倖存。31年之後，死亡或着失蹤的天安門抗議者數目仍然未知。美國持續讚賞他們的願景，美國人民與仍在哀悼期死去家屬的中國家庭，包括勇敢的天安門母親，即使面對巨大的個人困難與風險，她們從未停止為他們孩子們的死亡，尋找正義。我們重申並呼籲：
針對死亡或失蹤者，進行完整並公開的計算。我們哀悼1989年6月4號的受難者，我們也與嚮往一個保障人權、基本自由以及基本們性尊嚴政府的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6月2日進國務院見蓬佩奧，是余茂春安排的。三十年前他還在伯克利師從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讀博士，就打電話給我說魏教授也樂意帶我，我卻被車禍絆住了，沒去成。後來他在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教書，我們就常常可以在派對上碰到了。那天見國務卿大概四十分鐘，蓬佩奧只簡單地說了一句：我們怎麼幫助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希望聽聽你們的意見。李蘭菊向國務卿講她三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故事，講得很細，蓬佩奧就靜靜地聽她說。我則通過余茂春翻譯對國務卿說，美國調整中美關係、從只對當局到轉向民間，實在是一個大清醒，而喚醒中國老百姓，首先要喚醒中國知識分子（讀書人），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可能不太好），但舍此無它，怎麼做？需要好好規劃。然而，其實我心裏知道（沒敢說出口），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其實還沒醒來，國內一則閉塞，二則前現代，讀書人觀念陳舊落後，跟不上趟兒，膽兒最大的，也還在那兒呼喚「改革」，而「改革」早就死了，或成了中南海忽悠內外的臭裹腳布，至於今天怎麼先去「啟蒙」讀書人，沒人知道，因為五四那時候只有「啟蒙百姓」這檔子事兒，誰啟蒙了陳獨秀、胡適，我還真不知道呢。
那幾天正逢「六四」三十一周年，想想我已經流亡了31年，真是不可思議。台北中央社記者張淑伶來採訪我，我年年說「六四」，這次揀了一個新話題：西方不懂「韜光養晦」：
（台北4日電）六四事件31周年，作家蘇曉康說，六四改變人類歷史，今天的世界正承受六四後中共發展經濟以壯大自我、同時因恐懼丟失政權而更加專制的苦果，但西方社會對此體認還不夠深刻。
蘇曉康2日與王丹等人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會見，他在行前接受中央社記者採訪時說，在中國禁止討論的情況下，談紀念六四對今天的中國沒什麼意義，但是，理解和反思六四事件，對西方社會來說愈來愈重要。
他說，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亡黨亡國、丟掉天下」的焦慮，而這是六四和當今中國政治最重要的關係。
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之說，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下來，中國的經濟起飛，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蘇曉康在去年底出版的「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一書中，梳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
他說，六四危機令中共「生死存亡」，卻「死而後生」，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裏。
1988年時，蘇曉康因擔任電視紀錄片「河殤」的總撰稿人，已成為文化界享譽全國的人物，隔年他曾參與連署並在天安門廣場上聲援學生。
他說，當時學生並沒有要推翻執政者，但鄧小平立刻認為政權要丟失了，採取開槍鎮壓，「我想，鄧小平也知道自己失策了，殺雞不需用牛刀，付出了太大的代價」。
我也強調兩點：
第一、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就沒有回頭路了。蘇曉康說，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但不可能真的忘掉，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就因為怕丟失政權，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搞自己的一套。
在蘇曉康看來，幾乎沒有西方的政客或評論家看到六四屠殺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即使中美現在對立，主要基於覺得中國佔了他們的便宜、只想到公平交易的問題，這說明了西方政客始終沒懂得「韜光養晦，改革開放」這兩句話的真義，也沒去認真探討「中國崛起」和六四有什麼關係。
他分析，第二、所謂韜光養晦，就是「我臥薪嘗膽，等我起來就要滅你」，這是「中國式的陰謀」。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則是野心外顯，大力宣傳「一帶一路」等政策。
蘇曉康認為，如果西方國家能體認到六四與當今世界局勢的關係、了解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政權，「我認為他們會從很多方面瓦解這個政權」，就像1950年代美國杜魯門主義的反共戰略一樣，對中共圍堵。
然而，和當年的「老大哥」蘇聯不同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2，除了富豪外，絕大多數的教授、作家、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
經濟上，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
蘇曉康認為，要改變中國政治，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但他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境外勢力」處處設限以防止「和平演變」，還輸出銳實力「講好中國故事」。
今年的六四紀念日，正值全球關注武漢肺炎疫情及北京強推「香港版國安法」，蘇曉康強調，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
——《瘟世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