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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影大院:荒唐而殘酷的文革日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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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着全國最多的軍隊總部、政務機關、科研院所、高等學校,這些大院從歷史、地理和人口結構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格局與氣質,這裏是北京大院人的心靈故鄉。

有些時光,有些地方,終將與主義、理想無關,只因我們曾經走過,它便成了故鄉。

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南大街東側新太平胡同11號(史稱太平胡同3號)大院的北影宿舍,曾居住過100多戶北影廠及電影界其它單位的職工,還有過一個培育了大量電影界子弟的北影幼兒園。

記得1958年我隨父母從長影遷居北京時第一次見到院子大門,門口的石頭台階與我的視線平行,頗顯偉岸;其實它的高度不足一米,只不過當時4歲的我個子太小而已。我住進大院後的最初幾年可謂幸福成長,其間有太多的溫馨畫面與我終生相伴。然而,1966年降臨的文革風暴改變了一切。

1、風暴襲來

第一次衝擊在1966年8月的一個夏夜,北影廠革委會派來程漢琨(電影《紅色背簍》男主演)等人召集全院居民開大會。會前高唱革命歌曲,氣氛詭異,與文革前歷次居民大會不同,我產生了強烈的不祥之感。雖然當時已有各種政治傳言,但剛滿12歲的我卻從未親歷過這種場面。

程漢琨會上宣佈,太平胡同住着很多「黑幫分子」,以後要監視他們的言行並組織批判,親屬要和他們劃清界限;黑幫名單計有:謝添(導演)及夫人楊雪明(演員)、陳懷愷(導演)及夫人劉彥弛(編輯)、桑夫(導演)及夫人趙瑩(導演)、趙子岳(演員)及夫人張健(老幹部)、池寧(美術師)及夫人徐清揚(幹部)、魏榮(導演)及夫人孔召召(幹部)、魯軍(編劇)、任穎(王大化烈士遺孀,編輯)、韓郯(演員)、陳晨(攝影師)、李莉(家母,幼兒園長)等人。

我當即像被打了悶棍,只覺得頭暈眼花、天昏地暗。其實,當場宣佈的「黑幫分子」一個也沒到會,這個大會好像純粹為了動員家屬。但是,從前一直受到高度尊敬的大人們忽然變成了「階級敵人」,我們這些受盡誇獎的「好孩子」忽然變成了受到歧視的「狗崽子」,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我一時難以承受,雖然別的「黑幫子女」好像沒有我這麼害怕和痛苦。

緊接着,全場高呼革命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散會後,有人路過我家窗口時高聲議論說我父親也不是好人(因他供職影協而不屬於北影管轄故未直接波及)。父母聞聽無言,卻忐忑以目;我則一夜難眠。

翌日清晨,「黑幫分子」們穿上破舊的衣服出來打掃衛生。他們神情陰鬱,忍辱負重,形同犯人。從我懂事起就形成的印象中,他們一直處於備受尊敬的位置,忽然間變成了被人鄙視的「賤民」,其中還有自己的母親,這給我幼小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刺激和創傷。如果說後來我的性格、心態有時扭曲的話,這「慢性病」則一定是從那一天開始的。

記得勞動中家母遭到申斥時意圖反駁,鄰居趙潤波(馬爾路導演之妻)猛使眼色讓她忍耐,這同情的一瞥強烈慰籍和感動了我,使我剎那間明白了眼前的局面並非社會常態。

隨後,抄家開始了!北影革委會派人把各家各戶的書籍查抄出來,在大院中間堆成一座兩米高的書山縱火焚燒,頓時烈焰蒸騰、紅光灼人,整整燒了一晝夜。其後又陸續抄檢出來的書籍則堆滿了一間空房,最終成了大院少年們破窗而入的「閱覽室」。

我家的上千部藏書因我父親對來人說由影協負責處理而倖免於難。所有「黑幫」家的門框上都被貼上了黑色對聯。我們目睹了山西外調人員審訊趙子岳的情景,面對厲聲呵斥,這位「老革命」藝術家不溫不火,用他那忠厚、幽默的緩慢語調從容「交待」延安整風和晉綏根據地的陳年往事,讓人大開眼界。

一天,四中紅衛兵來抄陳懷愷家,因父母已關「牛棚」,遂令子女面壁而站,從小榮譽纏身的陳凱歌(陳懷愷之子)時年14歲,屈辱得淚流滿面。後來,徐清揚不堪忍受懸樑自盡了,全院充滿了恐怖氣氛,她的子女則畢生遭受着心靈陰影的折磨。

一夜,王盟盟(任穎之子,新影廠長)率領十幾個鋼鐵學院的老紅衛兵來到大院,宣示不得迫害老幹部。走後不久,北影革委會趕來幾個人尋釁滋事,受到賈清娟(老幹部,醫生)之女的痛斥。他們不識時務地質問:你是什麼人?身着舊軍裝的賈女響亮答道:人大附中紅衛兵戰士劉延梨!

當時老紅衛兵很少,但卻聲勢煊赫,只有幹部子女有資格參加。北影來人面面相覷,不敢造次,灰溜溜跑掉。我們「黑幫子女」無不拍手稱快!為了打擊「黑幫」的氣焰,北影革委會決定在大院召開一次批斗大會。獲悉消息,父母為了使我免受刺激,送我到一親戚家暫避。

在東城區乾麵胡同親戚家避居時正值「紅八月」高潮,我目睹了查抄戈寶權(翻譯家)、凌子風(導演)等名人之家,目睹了許多地主、資本家、「壞分子」被掛牌游鬥、毆打、剃「陰陽頭」,目睹了王府井大街的「破四舊」、砸招牌、毀店鋪、剁皮鞋、剪頭髮等暴行。很快,太平胡同革委會派人找到我親戚家,令我回院「鬧革命」。

回來後,「大串聯」開始了!大院的所有空房住滿了全國各地來京的學生,大人們還要為外地學生準備每日飯菜,一律不收任何費用。

一天,新影幹部陳光告訴我們,毛澤東要環城接見紅衛兵。我和幾個同伴馬上徒步趕到了北太平莊,外地學生已經在馬路兩旁席地坐好,中間留出汽車通道。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朗讀《毛主席語錄》、高唱歌曲、高呼口號,我們則站在他們後邊焦急等待。

車隊終於來了!歡呼聲震耳欲聾。毛澤東站在新出產的212吉普車上,車子緩緩駛過,與我們相隔十米左右。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揮動綠軍帽,身材魁梧,面色黑紅。

我感覺他向我看了一眼,目光犀利,那種神情並不是照片中常見的和藹,用幾十年後李銀橋(衛士長)的一個詞彙來形容最為準確:冷傲。

我們拼命高喊:「毛主席萬歲!」身邊聲音更為響亮的是馬駿(馬爾路之子,演員),我從來沒聽他這麼大聲喊過。林彪站在第二輛車上,頻頻揮動《毛主席語錄》,笑容可掬。我還看到坐在後面車上的劉少奇表情凝重。回家後,我為此寫了長篇日記。

此時,院子裏的大、中學生們早已去外地串聯,我們小學生不被允許參加,無奈改為下鄉勞動。一天傍晚,我和池小寧(池寧之子,攝影師)、吳京京(科影廠長吳純一之子,製片主任)、劉平梨(賈清娟之子、石油部幹部)、韓小京(會計師韓叔耀之子,北影財務處長)、李京(陳光之子,教師)一行六人,肩背行李,結隊出發了。

我們剛出德勝門就餓了,在一家餐館排隊買粉腸,覺得太好吃了。天黑後,我們到達大屯公社大屯大隊的大屯生產隊,即現在高樓林立的天通苑一帶,那時是一眼望不到邊際的田野。父母們1964年曾在那「四清」,所以老鄉對我們格外熱情。

一位老大爺照顧我們食宿,每晚和我們住在一起,特別注意火爐,他總愛叨嘮:「可別中了煤毒!」白天,我們和社員一起收割蔬菜並運進地窖儲藏,當然少不了偷吃新鮮的胡蘿蔔白菜心,味道清脆可口。好景不長,家長們終因放不下心而把我們都叫了回去。

「十一」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先後發表了11、12、13期社論,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資反」路線),「揪出壞人一小撮,保護幹部一大片」。中、低層幹部們奔走相告,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賈清娟騎着自行車在北影廠區里圍着囚禁張海默(劇作家)的樓房高喊:海默——幹部解放了!你要堅持住!然而,海默已經被打死了。賈清娟和任穎每日來我家向我母親傳播新消息,她們都加入了北影的「毛澤東主義公社」,我父親則參加了影協的「求實戰鬥組」。

2、文藝界的派別與社會上不同

這裏要澄清一個事實:北影廠乃至文藝界的派別及其觀點與當時的社會正好相反。社會上的造反派是向「十七年」(1949-1966年)和「五十天」(1966年的五、六、七月)同時掌權的各級領導造反,社會上的保皇派是既保「十七年」、又保「五十天」。文藝界的造反派則是向「五十天」造反而保「十七年」,參加者多為幹部、藝術家、知識分子等;文藝界的保皇派則是向「十七年」造反而保「五十天」,參加者多為工人——原因在於領導文藝界「十七年」的是周揚(文化部長),領導「五十天」的是肖望東(文化部代部長);領導北影廠「十七年」的是汪洋(廠長),領導「五十天」的是許里(黨委書記)。北影廠的造反派叫「毛澤東主義公社」,保皇派叫「毛澤東思想大學」;後來公社改稱「紅北影」,大學改稱「新北影」。

整個文藝界的保皇派統稱「砸三舊」派;造反派雖不明言,卻在感情上與「三舊」(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藕斷絲連,其四大領袖則是「彭、劉、葉、石」:即北京電影學院的彭寧(彭紹輝之子,導演)、中央音樂學院的劉詩昆(葉劍英女婿,音樂家)、中央戲劇學院的葉向真(葉劍英之女,導演)和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石冼(石羽之子,演員)。

3、亂世中的北影大院子弟

當年的批「資反」路線曾是多麼地激動人心啊!一度被打成黑幫的大批中、低層幹部暫時被「解放」了,加入了群眾組織,開始參與文革;而他們的子女則暫時擺脫了「狗崽子」的身份,與其他青少年平等了。所以當時我們流着眼淚、由衷地唱起一首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很快,我和池小寧、桑強(桑夫之子,攝影師)等人組成了「追窮寇戰鬥組」,我妹妹白虹和池小青(池寧之女,畫家)等人組成了「小紅軍戰鬥組」,謝綿綿(謝添之女)和桑鮮鮮(桑夫之女)組成了「全無敵戰鬥組」。我們三個戰鬥組聯合行動,在大院和北影廠貼出了大字標語:「程漢琨必須回太平胡同做深刻檢查!」還有許多大字報(不過我們始終沒找到程漢琨本人);我們在北影廠,與趕來支持「毛澤東思想大學」的清華大學「小學生戰鬥組」的大學生們辯論;我們在街頭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銷售《紅北影》報紙——內容都是宣傳我們這一派觀點的;我還一個人夜間提着漿糊桶,沿街張貼傳單、標語和報紙。

某夜,我在北海北門貼傳單時看到一群人貼大標語,落款是「五一六兵團」,不久他們就被作為反動組織取締了。我們多次列席了在北影大食堂召開的「毛澤東主義公社」全體大會。會前照例由秦志鈺(演員)指揮唱歌,她時年二十五歲,身穿紅毛衣,清秀幹練,英姿颯爽;後來我曾隨母親參加了她和石冼的婚禮。

一次批鬥許里時,當史大同(史東山導演之女,編輯)揭露革委會曾把大多數幹部內定為右派或中右時,全場群情激憤,尤其是帶領大家喊口號的邢榮(美術)激情澎湃。這時,北京電影學院的十幾個女生衝進會場,要求立即散會,但被人多勢眾的北影「公社」趕了出去。

會後,于洋、於萍等演員登台表演了文藝節目,最受歡迎的節目是詩朗誦《造反派的脾氣》,整場演出由我們大院的小美女龍莉(龍大夫之女)報幕。

某日,「公社」的幾十人被「大學」召集來的幾百名「北京革命造反者兵團」包圍在北影玻璃大樓內,幾乎發生武鬥,家母也深陷其中。第二天家屬趕去時,與「革造」對立的「北京紅色造反者兵團」的上千人已經解救出他們,結果有驚無險。

那些年,孩子們與家長屬於同一派別,「打派仗」同喜同悲同戰鬥,我則整天為「公社」激動萬分。一次,我鑽進了北影「遵義兵團」(第三派)幾十人的辯論會場,因為個子不高,遂站到椅子上與大人們辯論;忽然沒站穩,我仰面朝天摔到地上;全場立即噤聲,全都轉頭看我,繼而把我哄將出去。

然而,當時的我們畢竟是童心未泯的孩子,所以更多的時間還是結伴遊戲。剛一聽說「停課鬧革命」、無限期放假的消息,我們歡呼雀躍,高喊:「李雪峰(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萬歲!」幾年間,我們游泳、滑冰、田間捕蛙、果園偷桃、城牆嬉戲、買月票乘車兜風、騎自行車橫行街巷……

印象最深的是陳凱歌、田壯壯等中學生接管了什剎海業餘體校和游泳場,我們這些小學生負責監視游泳池的治安狀況;一旦發現有戀愛中的青年男女迅即報告中學生,他們便把男青年拖到室內「教訓」。看到那些男青年挨打,我們心裏也不是滋味,但馬上又用「打流氓沒錯」的「道理」說服自己,那時許多青少年的變態心理就是這樣形成的。

我們有時也懷念文革前,便設法找來老唱片偷聽,《天鵝湖》等古典音樂把我們帶入遠離現實的美妙仙境,但同時我們又得常常告誡自己那種美妙的境界其實是「罪惡」的禁區,於是我們從小就有了某種輕度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

再後來,北影廠進駐了軍代表(8341政委狄福才),派別鬥爭逐漸結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和籌拍樣板戲電影。

北影宿舍的大孩子們陸續上山下鄉,其中韓小順(韓郯之子)在陝北延安墜崖身亡。我們這些小學生則進入了中學……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新三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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