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着全國最多的軍隊總部、政務機關、科研院所、高等學校，這些大院從歷史、地理和人口結構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格局與氣質，這裏是北京大院人的心靈故鄉。
有些時光，有些地方，終將與主義、理想無關，只因我們曾經走過，它便成了故鄉。
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南大街東側新太平胡同11號（史稱太平胡同3號）大院的北影宿舍，曾居住過100多戶北影廠及電影界其它單位的職工，還有過一個培育了大量電影界子弟的北影幼兒園。
記得1958年我隨父母從長影遷居北京時第一次見到院子大門，門口的石頭台階與我的視線平行，頗顯偉岸；其實它的高度不足一米，只不過當時4歲的我個子太小而已。我住進大院後的最初幾年可謂幸福成長，其間有太多的溫馨畫面與我終生相伴。然而，1966年降臨的文革風暴改變了一切。
1、風暴襲來
第一次衝擊在1966年8月的一個夏夜，北影廠革委會派來程漢琨（電影《紅色背簍》男主演）等人召集全院居民開大會。會前高唱革命歌曲，氣氛詭異，與文革前歷次居民大會不同，我產生了強烈的不祥之感。雖然當時已有各種政治傳言，但剛滿12歲的我卻從未親歷過這種場面。
程漢琨會上宣佈，太平胡同住着很多「黑幫分子」，以後要監視他們的言行並組織批判，親屬要和他們劃清界限；黑幫名單計有：謝添（導演）及夫人楊雪明（演員）、陳懷愷（導演）及夫人劉彥弛（編輯）、桑夫（導演）及夫人趙瑩（導演）、趙子岳（演員）及夫人張健（老幹部）、池寧（美術師）及夫人徐清揚（幹部）、魏榮（導演）及夫人孔召召（幹部）、魯軍（編劇）、任穎（王大化烈士遺孀，編輯）、韓郯（演員）、陳晨（攝影師）、李莉（家母，幼兒園長）等人。
我當即像被打了悶棍，只覺得頭暈眼花、天昏地暗。其實，當場宣佈的「黑幫分子」一個也沒到會，這個大會好像純粹為了動員家屬。但是，從前一直受到高度尊敬的大人們忽然變成了「階級敵人」，我們這些受盡誇獎的「好孩子」忽然變成了受到歧視的「狗崽子」，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我一時難以承受，雖然別的「黑幫子女」好像沒有我這麼害怕和痛苦。
緊接着，全場高呼革命口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散會後，有人路過我家窗口時高聲議論說我父親也不是好人（因他供職影協而不屬於北影管轄故未直接波及）。父母聞聽無言，卻忐忑以目；我則一夜難眠。
翌日清晨，「黑幫分子」們穿上破舊的衣服出來打掃衛生。他們神情陰鬱，忍辱負重，形同犯人。從我懂事起就形成的印象中，他們一直處於備受尊敬的位置，忽然間變成了被人鄙視的「賤民」，其中還有自己的母親，這給我幼小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刺激和創傷。如果說後來我的性格、心態有時扭曲的話，這「慢性病」則一定是從那一天開始的。
記得勞動中家母遭到申斥時意圖反駁，鄰居趙潤波（馬爾路導演之妻）猛使眼色讓她忍耐，這同情的一瞥強烈慰籍和感動了我，使我剎那間明白了眼前的局面並非社會常態。
隨後，抄家開始了！北影革委會派人把各家各戶的書籍查抄出來，在大院中間堆成一座兩米高的書山縱火焚燒，頓時烈焰蒸騰、紅光灼人，整整燒了一晝夜。其後又陸續抄檢出來的書籍則堆滿了一間空房，最終成了大院少年們破窗而入的「閱覽室」。
我家的上千部藏書因我父親對來人說由影協負責處理而倖免於難。所有「黑幫」家的門框上都被貼上了黑色對聯。我們目睹了山西外調人員審訊趙子岳的情景，面對厲聲呵斥，這位「老革命」藝術家不溫不火，用他那忠厚、幽默的緩慢語調從容「交待」延安整風和晉綏根據地的陳年往事，讓人大開眼界。
一天，四中紅衛兵來抄陳懷愷家，因父母已關「牛棚」，遂令子女面壁而站，從小榮譽纏身的陳凱歌（陳懷愷之子）時年14歲，屈辱得淚流滿面。後來，徐清揚不堪忍受懸樑自盡了，全院充滿了恐怖氣氛，她的子女則畢生遭受着心靈陰影的折磨。
一夜，王盟盟（任穎之子，新影廠長）率領十幾個鋼鐵學院的老紅衛兵來到大院，宣示不得迫害老幹部。走後不久，北影革委會趕來幾個人尋釁滋事，受到賈清娟（老幹部，醫生）之女的痛斥。他們不識時務地質問：你是什麼人？身着舊軍裝的賈女響亮答道：人大附中紅衛兵戰士劉延梨！
當時老紅衛兵很少，但卻聲勢煊赫，只有幹部子女有資格參加。北影來人面面相覷，不敢造次，灰溜溜跑掉。我們「黑幫子女」無不拍手稱快！為了打擊「黑幫」的氣焰，北影革委會決定在大院召開一次批斗大會。獲悉消息，父母為了使我免受刺激，送我到一親戚家暫避。
在東城區乾麵胡同親戚家避居時正值「紅八月」高潮，我目睹了查抄戈寶權（翻譯家）、凌子風（導演）等名人之家，目睹了許多地主、資本家、「壞分子」被掛牌游鬥、毆打、剃「陰陽頭」，目睹了王府井大街的「破四舊」、砸招牌、毀店鋪、剁皮鞋、剪頭髮等暴行。很快，太平胡同革委會派人找到我親戚家，令我回院「鬧革命」。
回來後，「大串聯」開始了！大院的所有空房住滿了全國各地來京的學生，大人們還要為外地學生準備每日飯菜，一律不收任何費用。
一天，新影幹部陳光告訴我們，毛澤東要環城接見紅衛兵。我和幾個同伴馬上徒步趕到了北太平莊，外地學生已經在馬路兩旁席地坐好，中間留出汽車通道。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朗讀《毛主席語錄》、高唱歌曲、高呼口號，我們則站在他們後邊焦急等待。
車隊終於來了！歡呼聲震耳欲聾。毛澤東站在新出產的212吉普車上，車子緩緩駛過，與我們相隔十米左右。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佩戴紅衛兵袖章，揮動綠軍帽，身材魁梧，面色黑紅。
我感覺他向我看了一眼，目光犀利，那種神情並不是照片中常見的和藹，用幾十年後李銀橋（衛士長）的一個詞彙來形容最為準確：冷傲。
我們拼命高喊：「毛主席萬歲！」身邊聲音更為響亮的是馬駿（馬爾路之子，演員），我從來沒聽他這麼大聲喊過。林彪站在第二輛車上，頻頻揮動《毛主席語錄》，笑容可掬。我還看到坐在後面車上的劉少奇表情凝重。回家後，我為此寫了長篇日記。
此時，院子裏的大、中學生們早已去外地串聯，我們小學生不被允許參加，無奈改為下鄉勞動。一天傍晚，我和池小寧（池寧之子，攝影師）、吳京京（科影廠長吳純一之子，製片主任）、劉平梨（賈清娟之子、石油部幹部）、韓小京（會計師韓叔耀之子，北影財務處長）、李京（陳光之子，教師）一行六人，肩背行李，結隊出發了。
我們剛出德勝門就餓了，在一家餐館排隊買粉腸，覺得太好吃了。天黑後，我們到達大屯公社大屯大隊的大屯生產隊，即現在高樓林立的天通苑一帶，那時是一眼望不到邊際的田野。父母們1964年曾在那「四清」，所以老鄉對我們格外熱情。
一位老大爺照顧我們食宿，每晚和我們住在一起，特別注意火爐，他總愛叨嘮：「可別中了煤毒！」白天，我們和社員一起收割蔬菜並運進地窖儲藏，當然少不了偷吃新鮮的胡蘿蔔和白菜心，味道清脆可口。好景不長，家長們終因放不下心而把我們都叫了回去。
「十一」以後形勢變了！《紅旗》雜誌先後發表了11、12、13期社論，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資反」路線），「揪出壞人一小撮，保護幹部一大片」。中、低層幹部們奔走相告，各種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賈清娟騎着自行車在北影廠區里圍着囚禁張海默（劇作家）的樓房高喊：海默——幹部解放了！你要堅持住！然而，海默已經被打死了。賈清娟和任穎每日來我家向我母親傳播新消息，她們都加入了北影的「毛澤東主義公社」，我父親則參加了影協的「求實戰鬥組」。
2、文藝界的派別與社會上不同
這裏要澄清一個事實：北影廠乃至文藝界的派別及其觀點與當時的社會正好相反。社會上的造反派是向「十七年」（1949－1966年）和「五十天」（1966年的五、六、七月）同時掌權的各級領導造反，社會上的保皇派是既保「十七年」、又保「五十天」。文藝界的造反派則是向「五十天」造反而保「十七年」，參加者多為幹部、藝術家、知識分子等；文藝界的保皇派則是向「十七年」造反而保「五十天」，參加者多為工人——原因在於領導文藝界「十七年」的是周揚（文化部長），領導「五十天」的是肖望東（文化部代部長）；領導北影廠「十七年」的是汪洋（廠長），領導「五十天」的是許里（黨委書記）。北影廠的造反派叫「毛澤東主義公社」，保皇派叫「毛澤東思想大學」；後來公社改稱「紅北影」，大學改稱「新北影」。
整個文藝界的保皇派統稱「砸三舊」派；造反派雖不明言，卻在感情上與「三舊」（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藕斷絲連，其四大領袖則是「彭、劉、葉、石」：即北京電影學院的彭寧（彭紹輝之子，導演）、中央音樂學院的劉詩昆（葉劍英女婿，音樂家）、中央戲劇學院的葉向真（葉劍英之女，導演）和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石冼（石羽之子，演員）。
3、亂世中的北影大院子弟
當年的批「資反」路線曾是多麼地激動人心啊！一度被打成黑幫的大批中、低層幹部暫時被「解放」了，加入了群眾組織，開始參與文革；而他們的子女則暫時擺脫了「狗崽子」的身份，與其他青少年平等了。所以當時我們流着眼淚、由衷地唱起一首歌：「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很快，我和池小寧、桑強（桑夫之子，攝影師）等人組成了「追窮寇戰鬥組」，我妹妹白虹和池小青（池寧之女，畫家）等人組成了「小紅軍戰鬥組」，謝綿綿（謝添之女）和桑鮮鮮（桑夫之女）組成了「全無敵戰鬥組」。我們三個戰鬥組聯合行動，在大院和北影廠貼出了大字標語：「程漢琨必須回太平胡同做深刻檢查！」還有許多大字報（不過我們始終沒找到程漢琨本人）；我們在北影廠，與趕來支持「毛澤東思想大學」的清華大學「小學生戰鬥組」的大學生們辯論；我們在街頭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銷售《紅北影》報紙——內容都是宣傳我們這一派觀點的；我還一個人夜間提着漿糊桶，沿街張貼傳單、標語和報紙。
某夜，我在北海北門貼傳單時看到一群人貼大標語，落款是「五一六兵團」，不久他們就被作為反動組織取締了。我們多次列席了在北影大食堂召開的「毛澤東主義公社」全體大會。會前照例由秦志鈺（演員）指揮唱歌，她時年二十五歲，身穿紅毛衣，清秀幹練，英姿颯爽；後來我曾隨母親參加了她和石冼的婚禮。
一次批鬥許里時，當史大同（史東山導演之女，編輯）揭露革委會曾把大多數幹部內定為右派或中右時，全場群情激憤，尤其是帶領大家喊口號的邢榮（美術）激情澎湃。這時，北京電影學院的十幾個女生衝進會場，要求立即散會，但被人多勢眾的北影「公社」趕了出去。
會後，于洋、於萍等演員登台表演了文藝節目，最受歡迎的節目是詩朗誦《造反派的脾氣》，整場演出由我們大院的小美女龍莉（龍大夫之女）報幕。
某日，「公社」的幾十人被「大學」召集來的幾百名「北京革命造反者兵團」包圍在北影玻璃大樓內，幾乎發生武鬥，家母也深陷其中。第二天家屬趕去時，與「革造」對立的「北京紅色造反者兵團」的上千人已經解救出他們，結果有驚無險。
那些年，孩子們與家長屬於同一派別，「打派仗」同喜同悲同戰鬥，我則整天為「公社」激動萬分。一次，我鑽進了北影「遵義兵團」（第三派）幾十人的辯論會場，因為個子不高，遂站到椅子上與大人們辯論；忽然沒站穩，我仰面朝天摔到地上；全場立即噤聲，全都轉頭看我，繼而把我哄將出去。
然而，當時的我們畢竟是童心未泯的孩子，所以更多的時間還是結伴遊戲。剛一聽說「停課鬧革命」、無限期放假的消息，我們歡呼雀躍，高喊：「李雪峰（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萬歲！」幾年間，我們游泳、滑冰、田間捕蛙、果園偷桃、城牆嬉戲、買月票乘車兜風、騎自行車橫行街巷……
印象最深的是陳凱歌、田壯壯等中學生接管了什剎海業餘體校和游泳場，我們這些小學生負責監視游泳池的治安狀況；一旦發現有戀愛中的青年男女迅即報告中學生，他們便把男青年拖到室內「教訓」。看到那些男青年挨打，我們心裏也不是滋味，但馬上又用「打流氓沒錯」的「道理」說服自己，那時許多青少年的變態心理就是這樣形成的。
我們有時也懷念文革前，便設法找來老唱片偷聽，《天鵝湖》等古典音樂把我們帶入遠離現實的美妙仙境，但同時我們又得常常告誡自己那種美妙的境界其實是「罪惡」的禁區，於是我們從小就有了某種輕度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
再後來，北影廠進駐了軍代表（8341政委狄福才），派別鬥爭逐漸結束，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和籌拍樣板戲電影。
北影宿舍的大孩子們陸續上山下鄉，其中韓小順（韓郯之子）在陝北延安墜崖身亡。我們這些小學生則進入了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