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開始的史無前例的「大躍進」，全國各行各業無不受到嚴重破壞。我們國家的法制也被折騰得支離破碎，法不成法。筆者當時在山東一個政法部門工作，親歷了法制被折騰的全過程，感受極深。
建國初期，毛澤東曾一度關心國家的法制建設。他親自領導，並直接參與憲法的制定。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一部憲法。毛澤東說：「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1956年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黨中央當時的二把手劉少奇，在向大會作的政治報告中，強調了法制建設的重要，提出要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這一些，都為國家的法制建設指出了方向。當時，從主管全國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到各級黨委及其主管政法工作的書記、各級政法部門負責人，無不認為中央領導人重視法制建設。「實行法治」，成了全黨的共識，國家法制建設走出重要的一步。然而讓人無法料到的是，憲法尚未全面實施，許多法律尚待制定，毛澤東關於法制的想法突然改變了。雖然沒有說憲法作廢了，但事實上不算數了。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憲法記不得了。」「不靠刑法、民法維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會議決議就是法，開一個會也是一個法。」「《人民日報》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法。」憲法及其他法律，領袖一句話就變了。其他各級領導人都要跟着變。也沒有人敢不變。第二把手劉少奇在同一個會議上說：「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此後，從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到各級黨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幹部、各級政法機關的負責人，都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他們從積極主張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到批判「法治」、反對「法治」。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負責人，在「反右派」結束，向最高人民檢察院講話時，狠批了檢察院組織法。說檢察幹部執行組織法是「動不動拿本本來」。並說：「你這個檢察院，你這個第二黨，都監督到黨的頭上了。」山東省檢察院、山東省高級法院主要負責人，原來都是積極提倡法治，主張法制建設的，自貫徹全國四次司法工作會議和傳達中央領導人關於「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講話以後，一反過去，他們在山東省委主辦的《新論語》刊物上（早已停刊），以「提倡人治，反對法治」為題，共同發表文章，批判堅持「法治」是資產階級法律觀點。說「堅持人治，還是堅持法治，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堅持資產階級專政的分界點，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大是大非問題」。
由於從上到下對法制的大批判，初步建立起來的法制體系被打亂。公檢法三部門形成的各有分工、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制度被廢止。法律規定的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基本沒有實行。「大躍進」期間，在「打破法律框框」的口號下，許多地區，特別是一些縣、市政法部門，積極追趕「大躍進」的「浪頭」，批判法制，否定法制，否定法定的部門職能，推行公檢法合併。合併後的名稱有「安全部」、「治安部」；人民公社成立後，有的稱「政法公社」等等。公檢法三家合併後，辦案「吃大鍋飯」，倡導「一長代三長、一員代三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一長代三長：公檢法任何一長都可代替三長辦案。一員代三員：公檢法任何一員都可代替三家任何一員行事。所謂回來再分家，只是在法律文書上分別蓋上公檢法的印章。
在捕人、判刑上，某些政法部門也有「新創造」，所謂「四就一馬」就是「新創造」的事例之一。四就：對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預審，就地起訴，就地判刑。一馬：馬上送勞改隊。這種簡單的違反法定程序的辦案方法，曾一度在一些政法部門，特別是一些基層政法部門流行。山東省委政法部發現這一錯誤的辦案方法後，曾開會制止。但許多縣、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幹部，認為這是「新事物」，省人力，省時間，符合「大躍進」「多、快、好、省」的要求。這種錯誤的做法，在較長的時間內未停下來，個別縣、市持續到1962年。
一些縣、市政法部門，在黨委分管政法領導幹部的鼓勵下，提出不但要緊跟「大躍進」的形勢，而且政法也要「大躍進」。為此，一些政法部門提出了一些脫離實際的計劃，喊出了許多離奇的口號。提出：「從殺人、放火，到小偷小摸、封建迷信等三十多種犯罪全消滅」，把本地區的治安整頓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透明」。還有的提出：「苦戰七晝夜，實現安全縣。為了實現安全縣，寧願少活二十年，豁上身體掉二十斤肉。」類似口號在一些縣、市政法部門層出不窮。
「大躍進」打亂了政法系統正常的工作秩序。有些分管政法工作的黨委書記，聽說「打破法律框框，不受法律的約束」，就親自上陣，用大會捕人的辦法為工作開道。據1958年6月24日《大眾日報》文章：「惠民地區不少地方開千人大會，遊行示威，為翻糧打傷群眾。地委書記李×擅自決定：在惠民、陽信等縣城成立打擊現行指揮部，他親自指揮抓人。」又據1958年4月山東政法會議披露：有些縣、市政法部門「搞花樣，湊熱鬧」，熱衷於「大呼隆」。樂陵縣政法部門，在縣委分管政法書記的親自指揮下，調集500名民兵，各持步槍、土炮、大刀等武器，如臨大敵，在縣城遊行示威，高喊：「誓與違法犯罪分子決一死戰。」滕縣政法部門一長代三長，各帶領「突擊隊」分頭抓人。苦戰一晝夜，三支「突擊隊」各抓人一百多。縣檢察長向縣委「報捷」後，又向省檢察院「報捷」。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李鴻儒聽了「報捷」匯報，認為他們突擊抓人的做法很「玄乎」，對報捷的縣檢察長說：「大躍進抓人也要講事實、講證據，要符合逮捕標準。抓人不能搞突擊。」「報捷」檢察長聽了不高興，說縣委已表揚了他們。
政法「大躍進」的花樣很多，有的地區創造「多快好省」破案法。菏澤地區政法部門閻××一長代三長，創造「雙百」專區，計劃在30天內，現行案件破案率百分之百，解放後未破的積案，破案率百分之百。「雙百」計劃下達到各縣、市的政法部門，落實到人，包幹負責。「包幹」人員感到壓力大，唯恐限期內完不成任務，在破案中採取違法手段，選擇地富反壞為破案目標，利用村幹部向群眾暗示、誘導，秘密投票選舉作案人，名之曰「群眾路線」。破案人員認為即便抓錯了人，放人了事，不會追究責任。省政法工作組抽查了「雙百」期間50起捕判案件，錯案佔85%以上。省政法工作組向省委政法領導小組匯報了「雙百」考查情況。領導小組認為：「雙百」做法不能保證「不枉不縱」，不要繼續下去，還是堅持正常辦案。
「提倡人治，反對法治」，以權代法也就成為「當然」。領袖既然說「不靠刑法、民法維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治」，所以抓人、判刑，也就無須依照法律；權力決定案件。1960年春，昌濰地委副書記孫××坐鎮益都縣，親自指揮建立「共產主義新村」和開展「民主革命補課運動」。所謂「補課」，就是補劃地主、富農成分，全縣補了3000餘戶（經核查全部否定）。「建共產主義新村」，採取先破後立，拆房扒屋，已拆房佔全縣全部房屋的40%，一家三代只給留一間屋，逼着群眾到「共產主義新村」地址建新房。這時，正是三年災害的嚴重時期，群眾哪有物料建新房。「共產主義新村」一場空，引起村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甚至謾罵，有的村幹部帶領群眾集體上訪。孫副書記聽了匯報，火冒三丈說：「那些不滿分子表面上牢騷怪話，實質上是聯合新老地富反壞攻擊社會主義，要進行打擊。」在孫副書記的指揮下，全縣大逮捕，半個多月的時間裏，全縣逮捕1070人。逮捕這些人，有縣委書記批准的，有一長代三長批准的，甚至還有公社書記批准的。先捕人後補手續，檢察分院不審查材料，只管蓋章。大量捕人，縣看守所容納不下，分到各公社關押，並準備在各公社設臨時法庭，進行公判。這真是法制的大倒退和對法制的嚴重破壞。
山東省委發現益都縣亂捕亂押，拆房扒屋，對農村黨員、幹部亂開除、亂撤職（開除、撤職，佔全縣黨員、幹部的47%），特別是大批餓死人的問題，省委書記處書記裴孟飛前往處理。他對地委、縣委領導人，特別是對地委孫副書記進行嚴厲的批評，並責成他們進行檢查。省委政法工作組對1070起案件逐案做了複查，錯案佔97%以上。對錯捕的人，「教育釋放」，不了了之。
「大躍進」中，法制被打亂之後，一些黨委分管政法的書記或政法部長，往往凌駕於法律之上，干預政法部門正常業務活動。1960年春，金鄉縣法院審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合議認為：被告說「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飽」，應判三年刑，合議通過。正要宣判時，縣委政法部長徐××來到合議庭問：「準備判幾年？」審判員答：「合議三年。」徐部長說：「不行，攻擊人民公社的案件要重判，弄他十來年。」審判員只好重新合議，由原合議判三年改為判十年。1960年省檢察院工作組抽查了當年捕判的金鄉縣城關公社60起案件，按當時的標準，錯案佔75%以上。在抽查閱卷中，看到大部分案卷都有徐部長「指示」的記錄。
有的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幹部，以政法部門「當家人」自居。不懂法律，不懂業務，卻又獨斷專行，自己說了算。1959年夏，泰安地區（當時歸濟南管轄）有人舉報肥城縣發現特務組織。濟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領導人魏××聞訊後，先下令抓人。肥城公安局長經初步調查，認為案件的真實性值得懷疑，向魏××匯報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認為是特務案件，究竟是中統呢，還是軍統呢？如果都不是，這起特務案，就值得研究。」魏××聽了匯報說：「我不管他統不統，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在魏的決定下，先逮捕了「為首分子」。審訊中刑訊逼供，屈打成招，被株連40餘人，全部逮捕。他們的口供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且時供時翻。經公安部門反覆偵查和預審，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證據，建議撤案放人。魏××說：「不是沒證據，而是沒本事。」不同意釋放在押人員，堅持繼續審查。這時，正是三年災害最嚴重的時期，不要說在押人員，就是平常百姓，也有許多人被餓死。看守所內在押人員嚴重的飢餓，加之許多疾病的發生，三天兩頭的抬出死亡的在押人員。所謂「特務」案的40餘涉案人員已死亡過半，且死亡繼續發生。
山東省委及省政法部門，不斷收到泰安地區政法幹部的來信，反映泰安、肥城特務案是假案，要求查清。省委組成政法工作組，對這起「特務」案做了反覆的調查研究，認為這是一起由假「情報」，加之個別領導人的主觀主義造成的一起重大錯案，應立即糾正，釋放現有在押人員。魏××聽了工作組的匯報說：「我說是特務，你們說沒證據。你們說不是特務，我看也沒證據。」魏仍固執己見，但自知沒有理由堅持，在上下壓力之下，也只好同意撤案放人。這起「特務」假案，已過去半個世紀，但凡親歷這一事件的人，都記得這是法制被搞亂，權大於法的惡果，其教訓是慘痛的。
對法制的折騰，還表現在鼓吹檢察機關取消風和反對法律監督上。檢察機關及其監督職能，是憲法和檢察院組織法確定的，但在「反右派」和「大躍進」中，對檢察機關指責頗多。在法律虛無主義的指導下，檢察機關在一些地方名存實亡。有的檢察機關只在門口掛個牌子，無檢察人員辦公。
檢察機關及其法律監督職責，不僅遭到某些領導人的批判，且許多檢察幹部因履行監督職責，有的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反黨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錯誤的處理。昌濰檢察分院檢察長賈振英，認真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糾正了有關部門一些違法現象。特別在刑場監督中避免了幾起錯殺，受到省委、地委、省檢察院的表揚。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世英，在山東全省檢察長會議上，以「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為題，作了長篇講話。對親臨刑場監督，避免錯殺農民安樂三（村幹部誣陷安有兩條人命）的膠南縣檢察院檢察員劉明智，給予很高的評價。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正確履行監督職責，受到了表揚，轉眼之間卻成了嚴重錯誤。賈振英被指責「矛頭對內，以監督自居，向黨邀功，貪天之功為己功」。賈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養豬。1962年平反後，省委、地委、省檢察院仍肯定賈振英依法監督是正確的，只是因履行監督職責得罪了管政法的專員李××才遭此危難。
刮檢察機關取消風，反對法律監督，主要來自上面某些領導人，下面有些人跟着颳風。謝富治初任公安部長時，到山東煙臺視事，時有省檢察院工作組在煙臺地區調查案件，順便向謝匯報情況。當匯報萊陽縣村干、民兵違法亂紀，全縣打死、逼死60餘人的情況時，謝說：「違法亂紀打死人固然不好，但維護了社會治安。」在向他匯報有些地方刮檢察機關取消風，有的縣、市檢察院只掛個牌子時，謝說：「這就對了，過去檢察院做了些扯腿的工作。」謝富治的談話表現了他是那麼漠視人民生命，又是那麼反對法律監督，讓向他匯報的檢察幹部聽了寒心。
1962年，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後，檢察機關及其業務活動有所恢復。但無論從檢察隊伍的數量、幹部的監督意識、依法辦事的法治精神等，都未能恢復元氣，更談不上符合檢察院組織的要求。經過對檢察機關的批判和對檢察幹部的打擊，許多檢察人員如驚弓之鳥，做馴服工具的「訓教」牢記在心。一位1939年參加革命，建立檢察署就從事檢察工作的「老檢察」，1962年回到檢察崗位，與筆者見面時說：「這幾年挨了三次批判，得出三個教訓：一不說依法辦事，二不說法律監督，三要做馴服工具。」檢察幹部雖然回到檢察崗位工作，但在思想上很受壓抑，時刻提心弔膽。
貫徹「八字方針」後，法制體系和工作制度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反右派」和「大躍進」中被顛倒的法制是非並未得到澄清，憲法與法律的權威並未樹立起來。權大於法的觀念，在某些領導幹部中，更加突出、牢固了。檢察院獨立行使檢察權，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仍是句空話。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再無人敢說話。
「大躍進」之後，辦案已沒有什麼標準。刑法仍是草稿。「大躍進」前，高層政法機關往往制定若干「政策界限」，作為捕、判的標準。但法制遭到折騰後，連「政策界限」也不見了。捕人、判刑主要是為運動、為中心工作服務，只要涉及這兩方面案件，就要狠狠地打擊。過去提出的政法案件「三少」（捕人要少，殺人要少，管制也要比過去少）變「三多」。不僅如此，有的省、市還自製「土政策」。1964年山東一政法部門主要負責人，從南方某省取來「打擊貧下中農就是反革命」的「真經」（打貧下中農一巴掌就是反革命）。還有所謂「群眾專政」（群眾定壞人，管壞人，改造壞人）。曾一度出現法制的混亂，大概這就是「人治」。
「大躍進」後的憲法名存實廢。憲法無任何實力支撐和保障。毛澤東說：「憲法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都要實行。」但是恰恰一些領導人不實行。因此，被折騰的憲法，一不能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二不能約束權力的濫用，一紙《5·16通知》，就把全國人民投進災難的深淵。這是解放後三十年法制的悲哀。
「文革」開始，我國法制在遭到百般折騰後，又被摧毀殆盡。全國遍地是打砸搶燒殺。「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幾千萬中國人民生命的喪失，「文革」又使二千萬中華兒女的生命被奪走（葉帥講話）。五千年的古國文化遺產大部分慘遭毀滅。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被任意揪鬥、侮辱，殘酷地剝奪了一切權利，直至生命，在「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悲憤中離開人世。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我國法製得以恢復和重建。三中全會後，檢察機關是重建的。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法制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終於又回到法制建設的軌道上來。但不可低估的是：「反對法制，堅持人治」，甚至樂於「無法無天」、抵制「依法治國」的流毒，對法制建設仍有長期影響。某些人還是權大於法。幾年前筆者就親耳聽到一位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在檢察會議上說：「不要管那些法律條條。」看來，他還是喜歡「人治」，喜歡以權代法。
筆者從親身經歷中，深刻感到：法律監督也許是有效制度之一。但政治不改革，法制也不可能改革，法律監督仍沒多少權威。只有實現了「民主法制」，那才是「依法治國」的真正到來。讓我們翹首以盼。
（作者為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原檢察員）
《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