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2016年9月，兩名警察在杭州一個主要購物區空曠的街道上巡邏。當時，G20峰會即將在杭州召開。
中共在新疆對維吾爾人的系統性壓迫系統，同樣應用在杭州等文明示範區，唯一的區別是共產黨需要與否。
世界已經看到了中共在偏遠西北地區監控的黑暗面，當局在那裏開展了多年的針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群體的強制種族同化運動。
中共對維吾爾人進行數字追蹤，採集臉、聲音、虹膜數據，甚至走路方式。警方不斷掃描他們的智能手機，尋找宗教身份或海外關係的證據。被認定為可能製造麻煩的維吾爾人被送進監獄或所謂的「教育培訓中心」集中營，當局辯稱他們是「依法」在新疆反恐和「去極端化」。
聯合國珊珊來遲的新疆人權報告在8月31日公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認定，中共當局針對維吾爾人和「其它主要以穆斯林為主的社區」存在「嚴重侵犯人權行為」。
報告說，在「更普遍地限制和剝奪個人和集體享有的基本權利情況下，對維吾爾族和其他人進行任意拘留的程度可能構成國際罪行，特別是危害人類罪」。
北京一直阻撓該報告發佈，並稱這是在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共宣傳下，大多數中國人並不了解新疆的基本事實。
美國國會眾議員羅伯特‧阿德霍爾特（Robert Aderholt）周五（9月2日）警告說，「如果中共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野心不被遏制，它們不會（將暴行）只局限在新疆。」
杭州市拱墅區小河街道的監控設備圖（網絡圖片）
杭州示範區監控系統打造的烏托邦
《華爾街日報》周六（9月3日）發表長篇報導說，如果新疆是黨的大規模監控陷入烏托邦噩夢的地方，那麼富裕地區，如浙江的杭州則是中共追求烏托邦假象的另一個地方。
與新疆一樣，杭州到處都是攝像頭。他們用算法緩解交通擁堵，監測食品安全，並幫助護送急救人員更快到達現場，稱之為「城市眼·雲共治」。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和監控設備巨頭海康威視為這套系統提供背後的技術支持。
「城市眼」始於2017年，海康威視在這套系統的樣本區——杭州市拱墅區小河街道安裝了約1600個警方監控攝像頭。攝像機畫面與人工智能技術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對街道進行24小時監視，一旦發現有什麼不正常的情況，就會自動發出警報，並附上屏幕截圖。該系統被用來緊盯誰亂丟垃圾，哪個小販在未經授權的地方賣貨。然後，警方或城管決定對哪些行為進行回應。
根據當地城管的記錄，小河街每月無證售貨情況從2018年8月的一千一百多起下降到一年後的30起。一位邱姓城管負責人說：「他們（小販）每次出現，你都能抓住一個。」
但是人工智能也不是每次都對。特別是在早期，機器會把落葉或降雪誤認為垃圾。
「城市眼」也用來檢測和鎮壓當地反對官方濫用權力的抗議活動，在抗議人群還未開始活動前，當局就已經預先扼殺了這類活動。
根據大陸網站「法安網」的報導，該系統列出了八類最常見問題，分別包括人員異常聚集以及違規宣傳物，稱識別這類問題速度快、且準確率高達95%以上。
中共在新疆和杭州做不同的社會實驗
華日的報導說，像新疆對維吾爾人的系統性壓迫一樣，杭州作為社會控制的實驗區，讓共產黨看到了什麼可行和什麼不可行。
「這兩個地方的實驗表明，用來恐嚇和改造那些被認為抵制黨的權威的群體的技術，也可以被用來呵護和安撫那些接受其統治的人。」報導說。
華日記者前往了小河街道。這個街道商品房、回遷安置房、老舊小區中居住人口比例為3：3：4，既有歷史保護街區，又有商業圈和文創圈。
報導中寫道：「共產黨對這樣的社區感到擔憂。小區居民要麼即將進入中產階級，要麼努力避免跌出中產階級。在這些介於兩者之間的地方，幸福感雖普遍存在，但卻十分脆弱。
「富人沒有動機製造麻煩，窮苦者沒有能力製造麻煩，但處於中間的人兩者都有可能。在現代中國，人們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壓力，無休止的工作時間、糟糕的醫療保健、不斷上漲的物價、污染和食品安全恐慌、反覆無常的股票市場⋯⋯可能使他們發怒。」
自COVID-19大流行病爆發以來，中共的黨國監控系統更是被推到聚光燈下。幾乎每個中國人的手機上都有一個健康碼應用程式，可用於跟蹤他們的行程、疫苗接種狀態和測試結果，再根據風險暴露程度被分配一個顏色代碼。
報導說：「習近平將人工智能和威權主義結合起來，在一個面臨戰爭、大流行病、經濟倒退和體制崩潰的時代，掛出（一套）安全和效率的誘人承諾。
「這種模式能走多遠，不僅取決於習近平的野心和效果，還取決於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如何應對這一同樣的挑戰。」
隨着中共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的行動和習慣數據，並開發出更多處理這些數據的新方法，中共越發希望不再用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基礎，改換為虛無的安全社會承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