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偏安於西北的中共打着抗日的幌子，藉機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除了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採取了諸多措施外，在思想上，毛澤東還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延安整風運動，初步確立了自己絕對的領導權威。整風運動中有多恐怖，可以參見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着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簡言之，就是肉體和精神上進行雙重折磨。
書中援引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的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本文的主人公危拱之在參加一次整風動員會議後，十分絕望。據陶鑄的妻子、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曾志在其回憶錄中說，「（危拱之）感到黨組織對她的共產黨員身份都懷疑了，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放入一個夜裏，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幸好窯洞外有人站崗，聽到異響後發現了，才抬到醫院搶救了過來，但已七竅流血，滿臉污穢，枕頭床單也紅了一大片。」
被搶救回來的危拱之從此有些精神失常，經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着說要脫黨。曾志在回憶錄中提到，「她常跑到男宿舍和他的男朋友睡在一起，弄得同窯洞的男同志很尷尬。對批評，她也滿不在乎，說什麼：我命不要了，黨籍不要了，還怕什麼？我願怎樣就怎樣。」危拱之的開放和破罐子破摔，應該都是拜中共所賜。彼時的她或許後悔加入了中共，但似乎沒有辦法解脫。
出身書香門第卻誤入歧途
1905年10月，危拱之出生在河南信陽城裏的一個書香門第，父親危尚忠是個教書先生，思想中反清、同情革命，因此常常給年幼的女兒講孫中山、同盟會的故事。
危拱之乳名小玉，學名危玉辰，在參加中共後才改名拱之。她1922年考入汝陽女子師範學校。1924年夏，又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學。在校期間，危拱之受到馬列思想的影響，經常借閱《新青年》雜誌和魯迅、郭沫若的著作，思想上對革命越發嚮往。
1926年冬，危拱之等人到武昌報考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她的願望是「將天下不平的事情盡情打平」。1927年她考入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子隊，這是黃埔軍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學員，她的同學還有趙一曼、張瑞華（聶榮臻妻子）和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妻子）。據大陸《懷念危拱之》的紀念集中彭漪蘭撰寫的文章介紹，危拱之考入女生隊，給人初始的印象是個子瘦高，樸實、穩重、謙虛、對人和藹，有文藝特長，嗓音很好，喜歡參加文藝活動。文中還特別提到危拱之曾纏過小腳。
由於當時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逐步掌握了國民黨內的各項權力，並在國民黨黨內大量發展中共黨員，也是在這一年，她與上述這幾個人都加入了中共，從此走上了歧途。
1927年4月，國民黨「清黨」後，大肆抓捕中共黨員。危拱之在中共安排下，南下到中共的紅軍第四師醫院工作，並參加了中共的廣州暴亂和海陸豐暴亂。期間，她又被分配到師政治部做宣傳工作，參與創辦《紅軍生活報》和《造反》雜誌，還積極鼓動、組織當地農民，開展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實則是劫富濟貧的打殺運動。
假夫妻變真夫妻留學蘇聯失去首任丈夫
1928年4月，中共海陸豐暴亂失敗後，危拱之等人在中共安排下撤退到香港九龍，其後前往上海，被中共中央派往河南工作，任省委婦女科長，與新任省委書記張景曾以夫妻名義為掩護，對外開展革命活動。日久生情，兩人慢慢地由假夫妻變成了真夫妻，而這在中共地下黨人中並不少見，也因此出現了不少「小三」，比如大名鼎鼎的江姐。
當年年底，因為中共在河南的很多地下黨人被抓，張景曾和危拱之只得離開河南，後經中央同意，前往蘇聯學習。
1929年6月，危拱之、張景曾等人來到了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也就是之前的中山大學。張景曾被分配在特別班、即為中共高級幹部開設的班級學習，危拱之先是學習俄語，後進行歌劇、話劇、舞蹈等培訓，並主要學習馬理論。期間，危拱之懷了孩子，但她選擇了流產。
由於當時斯大林在蘇聯搞「大肅反」，中國共產主義者勞動大學中的一伙人，也藉機在學校肅反，打擊不滿「左傾」的學員。張景曾因反對左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失蹤，還有一種說法是被秘密處死。而危拱之也因為堅持丈夫的觀點被批判，最後被定為「托派嫌疑分子」，受到「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強令她到一家印刷廠勞動改造。
繼續為中共效力兩度再被開除黨籍
1931年危拱之獨自一人回國後，被派到中央紅軍大學工作，任校黨委委員兼俱樂部主任。在校長劉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釗、伍修權等人很快創辦了紅軍八一劇團，這是紅軍歷史上的第一個正式的文藝團體，成為中共又一個向民眾宣傳中共邪教的工具。
危拱之也因此被視為是紅軍戲曲運動的開拓者。按照中共黨史的說法，「她的優美舞姿和嘹亮歌聲，時刻鼓舞着蘇區軍民去戰鬥。」同年，在閩粵贛軍區參謀長肖勁光過問下，她的黨籍被恢復。
在此期間，危拱之又找了新的男朋友，即紅軍大學軍事教官郭化若。然而，悲劇再次降臨，1932年，中共紅軍內部也搞起了「肅反」，郭化若被懷疑為托洛斯基分子，中共政治保衛局派人與危拱之談話，要求她秘密監視郭化若，及時報告他的一言一行。對此，危拱之嚴詞拒絕並將談話內容告訴了郭化若，他們不得不終止了戀人關係。政治保衛局十分惱火，對她進行隔離審查。很快，危拱之被蘇區中央局「永遠開除黨籍」，但她被允許留在紅軍大學繼續從事文藝教育工作。
不難看出，危拱之身上依然還保留着傳統的道德良知，並沒有完全被中共的邪說同化，這足以說明她加入中共，極有可能是被中共表面虛假的光環所吸引，以為中共是一個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黨，可以實現自己「將天下不平的事情盡情打平」的理想。她還是太天真了。
與葉劍英的結合與分手
1934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讓中共無法繼續生存，只得北上逃跑，中共美其名曰「長征」。危拱之被編入中央軍委第一縱隊幹部團，負責後勤保障、宣傳等工作。她是被批准可以參加長征的32名女兵之一，而這32人中大部分是首長夫人。這些夫人們有的可以騎騎馬或者騾子，而據蔡暢回憶道：「整個長征途中，危拱之連一步牲口都沒有騎。」她一路上吃了很多的苦。
作為唯一一個被開除黨籍的女兵，卻能參加長征，主要原因是得到了葉劍英的關照，危拱之才得以隨軍出發，否則很可能會和很多人一樣被拋棄，結局就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了。當時被迫留下的瞿秋白等人就是被國民黨抓住後殺死的。危拱之與葉劍英是在廣州暴動時認識的，後在同一時期留學蘇聯。
最終，危拱之幸運地抵達了陝北。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時8.6萬多人，抵達陝北時只剩下8600多人，倖存者為十分之一。1935年底，她被重新恢復黨籍。
1936年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抗日人民劇社，危拱之被任命為社長兼導演。這一年夏，美國紅色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北採訪，他在看了劇社的演出後，採訪了危拱之，還為她拍了照片。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對此作了詳細介紹。危拱之告訴他，1931年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里，從蘇區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裏和在前線巡迴演出，而現在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迴劇社，「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有時，我們臨着白區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着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後，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是決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中共的紅色宣傳還真是厲害，斯諾對此寫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於不斷地改換節目，幾乎每天變更活報劇，許多軍事、政治、經濟、社會上的新問題都成了演戲的材料，農民是不易輕信的，許多懷疑和問題就都用他們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紅軍佔領一個地方以後，往往是紅軍劇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慮，使他們對紅軍綱領有個基本的了解，大量傳播革命思想，進行反宣傳，爭取人民的信任。」
7月，負責做東北軍統戰工作的葉劍英要危拱之率劇社到安塞為東北軍部隊演出節目，宣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樣的統戰，自然效果很好，也是張楊發動西安軍事叛變的推手之一。期間，葉劍英向危拱之求婚。危拱之因自己經歷曲折，表示不便與葉劍英結合。葉劍英說：「我愛的就是布爾什維克。」於是二人結婚了。
1936年12月，西安軍事叛變發生後，葉劍英攜危拱之來到西安，協助周恩來工作。中共在西安建立了紅軍聯絡處，危拱之任中共陝西省委婦女部長，對外職務是紅軍聯絡處會計。
據大陸媒體披露，1937年4月，中共派毛澤民、危拱之、錢之光、錢希均組成特別小組，赴上海秘密接運共產國際為中共募集的一筆資金，要求他們將這筆資金兌換成國民黨政府的法幣，運送到西安紅軍聯絡處，購買藥品及其他等革命根據地急需的物資。但此時的危拱之已有5個月的身孕，到上海後又發現腹部長了腫瘤。因為當時與葉劍英的婚姻也出現了問題，主要是葉失聯的前任妻子曾憲植再次聯繫上了他，危拱之決定主動離開葉劍英，於是在切除腫瘤的手術時，也將胎兒一起拿掉了。
手術後，危拱之等人將共產國際的資金兌換成法幣後，回到了延安，出任紅軍家屬學校校長。
整風運動中精神失常
抗戰期間，危拱之先後任河南省委秘書長、鄭州中心縣委書記、豫南特委組織部部長等職，在所屬的15個縣內發展了大批黨員。
1940年危拱之返回延安學習，1942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河南黨組織被打為「紅旗黨」，河南省委負責人員遭到逼供審查，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出現了本文開篇的自殺那一幕。獲救後，她的精神一度失常，或許是真瘋，或許是假瘋。而她之所以絕望和發瘋，或許是因為發現自己所效力的黨其實是很可怕的，自己當初的選擇是錯誤的吧。
她當時的男朋友是同樣遭受審查的原豫西南地委書記郭以清，不過，因為中共認為郭以清的年齡比危拱之小十幾歲，如果他們結合，將來的婚姻變數比較大，沒有同意他們的結合。危拱之只好選擇與郭以清分手。
1945年，危拱之被中共確認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劉少奇親自找她談話，當面向她賠禮道歉，她還在當年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此時她的精神恢復了正常。我們不知道危拱之當時是怎麼想的，心寒嗎？或許。
晚年悽慘報應使然
國共內戰時期，危拱之從延安赴東北工作，先後任熱河省赤峰市委副書記、熱中地委副書記、赤峰市委書記、烏丹地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參加指揮所謂的「反霸」和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
中共佔領東北後，1948年11月，危拱之任中共瀋陽市北市區委書記。1949年初，因肺結核病發到北平治病。3月，抱病參加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中共建政後，她因病長期在北京休養，但生活比較悽慘。
按照曾志的說法，「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愛。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的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悽慘的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裏糊塗、無聲無息地死去了。」她離世的時間是1973年2月8日。
危拱之一生的遭遇和晚年的悽慘，與她在文藝上為中共效力、欺騙了無數人大有關係，因為正是透過她所主持的文藝宣傳，所培訓的人員，無數人才中了共產主義和中共的荼毒，加入了中共邪教。做了這樣的壞事的危拱之，按照佛家的因果報應學說，怎麼會沒有報應呢？
參考資料：《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
《懷念危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