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犧牲掉的潘漢年與關露。
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裏」即出自關露手筆。
這是兩個鼎鼎大名的近代歷史人物，潘漢年與關露，他們都是中共在抗戰期間被充分使用的為中共聯日反蔣、賣國奪權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物。又都是中共非法建政後被殘酷封口的典型例子。
抗戰期間，潘漢年奉中共之命冒死成為中共與侵華日軍、日偽政權聯繫的交通員。關露被中共強迫做公開的「紅色漢奸」，打入日本人圈子，收取情報，這兩位隱蔽戰線的「功臣」，在中共非法建政後一個被秘密打入深牢大獄，監禁至死，另一個經歷了無數次殘酷革命運動，直到白髮蒼蒼之時才被宣佈「平反」，隨後飲藥自盡。
《九評共產黨》中有這麼一段話：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什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什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潘漢年北京開會遭秘密逮捕
中共奪權後，潘漢年擔任過上海市副市長、市委社會部部長、統戰部部長、市委副書記等職。
1955年4月3日，著名劇作家吳祖光攜夫人新鳳霞到北京飯店，看望到北京開會的夏衍和潘漢年，四個人一起吃了晚飯。飯後，夏衍和潘漢年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晚上8點左右，潘漢年突然接到一通電話，說樓下有人找。
他以為又有什麼人來看望，於是穿着拖鞋匆匆下樓。來到一間小客廳後，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出現了，羅當場宣佈逮捕審查令，幾個荷槍實彈的便衣幹警一擁而上，「陪着」不知所措的潘漢年急急走出北京飯店大門，上了等在門口的一輛小汽車，迅速離去。
被抓當晚，那輛小汽車直接把潘漢年拉到公安部直屬的功德林監獄。進監獄兩天後，4月5日，上海市委書記陳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團開會時宣佈：潘漢年因「內奸」問題被逮捕了，希望與他有來往的各代表對此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陳毅還說：「潘漢年被捕之事，對外要嚴格保密，並統一口徑。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潘有緊急任務出國了。」
為什麼潘漢年都被送進監獄了卻不敢公開講是「內奸」呢？原來中國共產黨組織是最大的與侵華日軍勾結的內奸，而派去與侵華日軍秘密聯繫的聯絡員是潘漢年。
潘漢年在功德林監獄裏被關押了將近五年。1960年3月，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剛剛落成，他又被移送到那裏，成了秦城的第一批政治犯。
1963年1月9日，中共最高法院對他秘密開庭審判。助理審判員彭樹華在《潘漢年案審判親歷》一文中回憶：審判前就已經知道結果，因為時任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說過，「這是中央交辦的案子，我們只是辦理法律手續」。也就是走一下法律程序的過場而已。
潘漢年的罪名有三個：內奸、特務、反革命。
彭樹華說：「當時我們聽說上面給潘漢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訴他只要認了罪、判了刑就放人。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庭審時潘漢年都認了罪的原因。」
審判後一個月，潘獲得假釋，他帶着「刑釋管制份子」的身份，被轉移到了位於北京南郊大興縣境內的團河勞改農場。
●文革期間被判無期徒刑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當時的公安部長是謝富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在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毛澤東妻子江青的指令下潘漢年夫婦再次被關入秦城監獄。三個月內，潘漢年遭到47次突擊審訊。一個多月後，為了審訊他在中共當政後的「罪行」，38天內他又被「連續作戰」41次。
經過近3年的審訊和大規模內查外調後，專案組沒有發現任何新材料。在這種情況下，1970年7月3日，專案組向中央文革小組提出「罪行審查」和「判刑意見」報告，建議將潘漢年「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報告經江青轉呈毛澤東之後，毛圈閱同意。
1975年5月，已經在秦城監獄八年多的潘漢年夫婦，被押解到湖南省公安廳所屬第三勞改單位──茶陵縣洣江茶場。由於缺乏醫療，營養又差，年近七旬的潘漢年肝病迅速惡化，又患了類風濕關節炎、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種病症。
1977年2月底，他臥床不起，被化名「蕭淑安」送到湖南省第二附屬醫院治療。一個多月後的4月14日，潘漢年去世，終年71歲。
潘漢年被監禁至死，真正的原因是什麼？怕他把抗戰時期中共與侵華日軍勾結的秘密吐露出來。
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藤譽，根據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和日本間諜的回憶錄，寫了一本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書中引用確鑿可靠的證據，揭露了不少歷史內幕，包括中共派遣高級特工潘漢年等，主動聯繫日本外務省在上海的間諜機構「岩井公館」和日軍參謀總部在南京的間諜機構「梅機關」，與這些機構交換情報，共謀削弱抗日的國軍，與日軍簽訂停戰協定，等等。
抗戰期間，曾任「中國新聞社」記者的顧雪雍，在《我所知道的中共「五方特務」袁殊》一文中寫道，1939年，潘漢年和日本外務省特務岩井英一會見後，在另一名中共特工袁殊的陪同下，到南京與「梅機關」首腦影佐禎昭見面。
岩井和影佐知道，潘漢年不是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毛澤東的特使」，所以對他特別重視，不僅給他發了特別通行證，讓他以「胡越明」的化名，按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經費，還在當時上海最高檔的匯中飯店開了房間給他住。
據「中國軍網」在2016年刊出的「軍事解密」系列文章，日本間諜機構為潘漢年舉辦歡迎盛宴後，雙方會談三天，達成重要默契，並寫了會談紀要。主要內容是：日軍與中共軍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互相和平共處；中共負責保護鐵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壞；中共可到日佔區採購戰略物資；日軍對中共開放長江封鎖線，中共人員物資可順利在長江兩岸通行等。
這些默契使日軍和中共都獲得極大好處：日軍不再受中共軍隊威脅，得以抽調大量兵力進攻西南的國民黨軍隊；中共則不再擔心日寇掃蕩，在日佔區後方擴張地盤和軍力，為後來推翻國民政府打下基礎。
潘漢年被監禁至死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奉命會見汪偽政權的頭目汪精衛。抗日戰爭時期，投靠日本的汪精衛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潘漢年兩次前往會面。
第一次，是他到南京見「梅機關」的首腦影佐後，通過影佐跟汪精衛見了面。影佐的公開身份是汪精衛的最高軍事顧問。這件事，日本間諜岩井英一在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有詳細記錄。
第二次：1943年，潘漢年在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的陪同下會見汪精衛。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是汪偽政權特務機構所在地，由李士群直接指揮。潘漢年與這個特務機關也有聯絡。20世紀40年代，他和李士群多次會面。
根據中共領導人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回憶，「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
●潘漢年是中共的替罪羊
有朋友可能聽不明白了，潘漢年是「奉命行事」，怎麼卻被自己的組織定罪了？因為，毛澤東要掩蓋他定下的「聯日反蔣」決策，讓潘替中共背黑鍋，同時讓潘閉嘴。
1962年，潘漢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審判。負責辦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樹華，在查閱了全部案卷後提出八點質疑。他們向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匯報，謝說：
「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澤東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的。」
「（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另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年譜》中，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的記錄達三十多處。
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羅青長在《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中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羅青長回憶說，「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然而，這種「肯定」換來什麼？假如當初，潘漢年知道自己只是被利用，還將被卸磨殺驢，他還會如此賣命地當這個「紅色特工」嗎？
中國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你一旦加入此黨，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它要求黨員絕對犧牲，無條件服從，將個人意志完全交給組織，而組織則冷酷無情，對黨員可利用則利用，無可利用則棄如敝屣，甚至肆意蹂躪踐踏置之死地。女共產黨員關露（1907──1982）悲慘的一生是最好一例。
關露生於1907年，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關露」是她後來從事文學寫作的筆名。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自幼喜愛文學，三十年代在文壇已是頗有名氣的女作家，尤擅長於寫新詩，趙丹、白楊主演的經典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歌「春天裏」即出自她的手筆，是中共左翼文聯的活躍女性。
關露1932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這一選擇從此改變了她的命運，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劇。
●奉黨之命做漢奸文人收集情報，勝利後仍背黑鍋
1937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奉黨組織之命留守上海孤島。1939年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密電她到香港見廖承志。到香港後，通過廖承志（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見到了中共特務頭子潘漢年，接受了一個機密任務──打入上海汪偽「七十六號」特務機關，充當中共與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之間的聯絡人。當時李士群與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他聯絡，因胡繡楓曾對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過，但胡繡楓在大後方另有任務，潘漢年遂決定改派關露。
潘漢年對關露說，「今後要是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關露無條件地接受了任務，回到上海與原來左傾文化界朋友斷絕來往，承受着同胞難堪的眼光，與漢奸頭子李士群交際應酬。
1942年，中共特工系統另外派人與李士群聯絡，關露接令如釋重負，向組織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軍。但想不到組織派給她的新任務更叫她難堪：進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漢奸文人的角色，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報。
在共產黨員無條件服從黨的工作需要的組織信條下，關露犧牲了自己的名譽，進入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雜誌任編輯，並經上級領導吳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參加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消息並見了報。
在當「漢奸」的這段時間，面對朋友的鄙視和世人的責罵，作為理想主義者新女性的關露內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脫離此羞辱環境，調往他處去抬頭做人，但多次向組織要求調離上海，均被拒絕。關露只好忍辱負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戰勝利後還她清白。
但1945年抗戰勝利了，關露的噩運也從此開始。
關露戴着「文化漢奸」的帽子，國民政府懲辦漢奸，她首當其衝。為了怕暴露中共與日偽間的秘密關係，中共不是出面澄清關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將關露迅速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要她躲起來。渴望着新生和戰友理解的關露隨後即遇到一連串誤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見上海來的青年當眾罵她是漢奸，她為此大病一場，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
隨即她多次要求發表詩作，卻被《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要求她換一個署名，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會以此為口實攻擊共產黨。關露的朋友這樣勸她：「你為什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當場失聲大哭。
而且關露失去的不僅是榮譽，還有愛情和終身的幸福。
●鄧穎超干涉關露與王炳南戀愛
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後來為了革命又一個人單身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後，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三十九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鄧穎超還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為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從此這位曾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隻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從她抵達解放區後，因為這段經歷而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運動員」，一共關押被捕四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對黨絕望而自殺告別苦難人生
文革結束後的1982年3月，關露長達幾乎半世紀的冤案終獲平反，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題為「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首次澄清關露是由黨派往上海作情報工作，「不存在漢奸問題」。
但此時這一遲來的恢復名譽對關露己毫無意義，她已走到人生盡頭，滿頭白髮，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間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無依。對人生她己毫無留戀。
就在獲得平反的該年冬天，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絕望的關露吞安眠藥自殺了。她平靜地躺在一張破舊的單人木板床上告別了苦難的一生，枕邊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這一年關露7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