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中共在那個黑白是非顛倒的年代宣傳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所謂政治原則，至今貽害無窮。這段話來自於《毛澤東選集》第2卷，最早的出處是1939年10月6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的《毛澤東同志與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談話》一文。
文章中提到的中央社記者劉先生、掃蕩報記者耿先生、新民報記者張先生，全名分別是劉尊棋、耿堅白、張西洛，而他們工作的媒體，中央通訊社是國民黨的，掃蕩報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系統，新民報則是民營資本投資的報紙。三家媒體都處在國統區內，那麼這三名記者為何要專程跑到延安，採訪毛，為毛和中共發聲呢？這得先從他們的背景和當時的局勢說起。
三名記者均身在曹營心在漢
與現在中共為了改善國際形象，派出駐外記者、在海外開辦媒體進行大外宣外，還收買了歐美多國的媒體為自己貼金差不多，在中共建政前，中共地下黨不僅打入國民黨內部刺探情報，而且在國統區的媒體等機構也是安插了地下黨員或親共人士。劉尊棋、耿堅白和張西洛就屬於這一類，他們是典型的身在曹營心在漢。
根據中共黨媒，1911年出生的劉尊棋畢業於北京基督教青年會財政商業專門學校（中專），之後入燕京大學政治系當秘書。1930年，進入蘇聯塔斯社北平分社任英文翻譯及記者，並加入親共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平分會。1931年加入中共。因從事反政府活動，當年5月，他被逮捕入獄，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後者是文革中牽扯出的「61人叛徒集團案」主要人物。
1933年，劉尊棋獲救出獄，但條件是聲明退黨，他的「退黨啟事」刊登在《北平晨報》上。雖然後來被說成是國民黨捏造的，但白紙黑字又能騙得了誰呢？這在文革中也成為了他的一大罪狀。
出獄後，劉尊棋繼續從事記者工作，後去日本。1937年秋抗戰爆發後回國，11月到國民黨中央社任戰地記者。1938年底，他與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和親共並在後來加入中共的原《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創辦了國際新聞社，劉任社長，直接聽命於中共。1946年，劉尊棋還應周恩來之邀在上海創辦《聯合日報》和《聯合晚報》。
生於1899年的耿堅白原名耿炳光，陝西澄城縣人。中學時參加過中共組織的「五四運動」，1922年考入北大，l924年加入中共。他曾受中共頭目李大釗委派回陝西發展黨組織，先後擔任過中共陝甘區委書記、陝西省委書記等職務。國民黨「清黨」後，他因不認同中共發動「暴動」的指示，於1928年被開除出黨，但其思想上仍傾向中共。
此後，耿堅白先後任《上海新報》、《西北文化日報》、《工商日報》、《掃蕩報》等報的記者、戰地通訊員、總編輯等職務。他曾在1937年9月去山西採訪中共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
再看張西洛。1918年出生的他四川人，1936年加入中共。1938年至1946年先後任《新民報》、《中央日報》記者，《江津日報》、《星期快報》社副社長，《工商導報》採訪部主任、經理，期間一直秘密為中共工作。
1941年皖南事變後，張西洛中共黨員的身份暴露，他和妻子為了躲避國民黨的逮捕，在中共的安排下，到重慶近郊江津縣城繼續為中共工作。
延安採訪毛為毛髮聲
1939年9月，三個中共或中共前黨員劉尊棋、耿堅白、張西洛三人跟隨全國慰勞總會組織的慰勞團前往延安，並有機會採訪了毛澤東。採訪結束後，他們共同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記錄，寄給國際新聞社的范長江，公開為毛和中共發聲。
與此同時，延安的《新中華報》在10月6日頭版發表了該採訪，採訪佔據了整整一個版面。中共各根據地的報刊和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也轉載了該採訪。不過，三名記者所在的中央社、掃蕩報和新民報對此隻字未停。也是，深知中共本質的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報紙，怎麼能替中共領導人發聲？而這些報紙能允許自己的記者親共，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對媒體的管控相對寬鬆。
三人文革均遭迫害
中共建政後，與許多為中共賣命的人一樣，他們最初雖然也擁有了一定的地位，但隨後在中共的運動中卻被整死或整個死去活來。
劉尊棋先後任中共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副局長、英文版《人民中國》雜誌主編、外文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領導小組成員、《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主審等。
1955年肅反時，因「歷史問題」，劉尊棋停職反省並被進行審查。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被為右派分子。次年，被開除黨籍，撤銷原有職務，還被送到東北農場勞動改造。1960年回到出版社工作，第二年又被下放到湖南農墾局幹部訓練班。
文革爆發後，劉尊棋子1968年因「叛徒、特務」嫌疑而被捕入獄，先後在北京半步橋監獄、湖南等地監獄關押多年。與他一同關押的不少人都死去，而他僥倖活了下來。1975年他被釋放，分配到長沙農業學校，任圖書室管理員。文革後被平反，1993年在北京病逝。
耿堅白則在1949年後先後任中央民族出版社副總編、夏師範學院副院長、寧夏自治區政協委員、寧夏大學副教務長等職務。文革期間，遭到殘酷迫害，於1972年被迫害致死。
張西洛則先後任《光明日報》國內部副主任、《人民政協報》副總編輯，後為全國政協委員。文革期間同樣遭到迫害，但好在活了下來，1998年在北京去世。
三人的遭遇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事實上，無數為中共效力賣命之人在中共建政後很少有安然無恙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毛的戰友，如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等。說白了，中共就是一台恐怖的絞肉機，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