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差一點當了總統？沒錯，如果當時他同意的，沒準歷史上就真多了一位「李大總統」呢？怎麼回事呢？且聽我道來。
1900年，因義和團運動與清廷保守勢力合流，釀成激變，帝國主義列強趁機發動侵華戰爭，整個華北地區幾乎全部捲入變亂之中。在此舉國鼎沸情勢之下，李鴻章、張之洞等東南督撫發起「東南互保」，在南方與列強講和，實現局部和平。
在東南與朝廷政見歧異的情況之下，列強、保皇黨、海外革命黨人與東南督撫關係漸呈微妙情勢，所以就有人提出「兩廣獨立」，而且呼聲越來越高。
於是呢，當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與梁啓超等保皇黨妥協，謀求策反兩廣總督李鴻章，在兩廣建立「獨立」政府，擁戴李鴻章為：「兩廣共和國總統」。
說來奇怪，在庚子年的亂局中，不僅是華南的孫文一系，似乎有很多體制外的變革勢力都寄希望於李中堂這個安徽人，希望他能與腐朽的舊體製做切割，帶着中國走向現代社會。
此時大家都有一個奇怪的幻覺，覺得李鴻章李中堂或許可以救中國。
1900年6月，章太炎寫信給李中堂：「某等所望於公者，則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而康聖人更是在《知新報》上直言：「天時不可失，人心不可違，變亂之間，差於毫髮，成敗所決，惟公圖之」。
甚至連一度主張過暗殺李鴻章的梁啓超當時也為李鴻章謀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擁兩廣自立，為亞細亞洲開一新政體」，中策是「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謝萬國」；下策是「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將為頑固黨所甘心」。
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但確實真正存在的事實，這來源於孫中山、梁啓超、劉學詢（李鴻章的幕僚）、日本革命黨和英國友人的通力合作，但這個合作只存在了一個月不到。
而這件事背後的最大的推手其實是一個叫何啟的人。他是孫中山幕後的金主，也是香港殖民政府立法局華人議員。
這位何啟是香港華人領袖，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的創始人，與孫中山可以說是有師生之誼。何啟對李鴻章印象一直很好，其原因可能在當初西醫書院創立之時，還在北方擔任直督的李鴻章就是其贊助人之一。孫中山的老師、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曾經盛讚李鴻章為「中國之俾斯麥也」。
何啟和西醫書院與李鴻章的這種關係不可能不對孫中山產生影響，或許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那件事與之也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他與孫的助手陳少白商議，「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這個建議得到陳少白的贊同，後者立即聯繫在日本的孫中山。
李鴻章這邊負責與革命黨人聯絡的是其幕僚劉學詢。這個劉學詢在廣東能量很大，是個黑白通吃的人物，不僅開了賭館，富可敵國，而且還能影響當地官員的升遷，被人戲稱為「地下組織部長」。
所以啊，身為地方土豪的劉學詢，有着深厚的高層人脈。早在甲午前後，劉學詢就受到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東巡撫剛毅的賞識和庇護。1899年，劉學詢得到出任軍機大臣的剛毅之推薦，赴日本考察。返國之後，劉學詢又與李鴻章來往密切。李鴻章出任粵督之後，劉學詢以「差遣委用」的身份出任李氏幕僚。
從孫中山那邊論，劉學詢不僅與其有同鄉之誼，更有深層來往。1899年劉學詢訪日期間,曾與孫中山多次秘密會見，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協力，種族革命，恐其事甚難」。劉學詢性格特質中有梟雄與野心家的色彩，他對兩廣獨立，李鴻章出任總統一事非常熱衷。
在劉學詢的穿針引線下，李鴻章同意與孫文會面。此時，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也竭力推動李鴻章與孫文聯合，實行兩廣獨立。卜力和孫中山給李鴻章開出了一張誘人的支票：如果獨立成功，將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兩廣共和國」的「總統」。
不過呢，粵省獨立的計劃可能只是何啟、劉學詢以及革命黨人的密謀，李鴻章對之或許知道，但應該不會當真。至於孫中山，似乎也是「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是也認為「此舉設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
在這樣的背景下，雙方進行試探性接觸。1900年6月17日，孫中山一行從日本乘船抵達香港海面，為防範李鴻章「設阱誘捕」，「不欲冒險入粵」，特派宮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廣州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會談，會談雙方就特赦孫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貸款十萬兩兩個問題，達成了共識。
但是，就在這次會談之後的第二天。朝廷卻發佈諭旨，命李鴻章北上赴京，收拾那一堆爛攤子。李鴻章似乎放棄了與革命黨人的密謀，立即宣佈遵旨北上。
莫非李鴻章之前完全是對革命黨人的虛與委蛇，其實也不盡然。義和團運動與清廷保守權貴合流之後，北京政局陷入混亂，未來充滿了不可預知性。「東南互保」算是一種未雨綢繆，「兩廣獨立」可能也是李鴻章內心一種最糟糕的危機應對方案了，劃地自保而已。
李鴻章雖然宣佈遵旨北上，但並未動身，這莫非他真的在計劃搞獨立，對清廷陽奉陰違，這也是過於高估李中堂的膽識了。朝廷諭旨令李鴻章北上，粵省官紳卻極力挽留，《中國旬報》記載，當清廷「特召粵督李鴻章入都，粵省紳商紛紛稟留」。可見，李鴻章在廣州，就意味着秩序的穩定。李鴻章逡巡不行，可能與此有關。
另外，朝廷起初的諭旨僅僅命李氏北上，而未涉及職銜，李鴻章三思之後,當慮及與其含糊應命,不如坐待挾成。直到後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到達，李鴻章才願意動身北上。
1900年7月17日，李鴻章乘招商局「安平」輪離穗北上，經香港時，受到港英當局隆重歡迎，並與香港總督和各國駐港領事會晤。在李鴻章抵港前一天，孫中山也已經從西貢返抵香港海面。因英方受清廷要求而下的驅逐令，當時的孫中山是無法登陸的。
港英當局可能還想再作努力，但是孫中山此時已經放棄希望，以為「李以八十老翁,本無遠大理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勸告而終止其行」。
港督卜力試圖做最後努力，勸說李鴻章獨立，說「刻下是兩廣脫離清廷獨立之良好機會」。李鴻章對「兩廣獨立」之事不置可否，但是卻耐人尋味地探尋了「英國希望誰當皇帝」。卜力回答道：「西方大概會徵求他們所能找到的中國最強有力的人的意見，然後作出決定。」李中堂眯起了眼睛，似乎終於拿定了主意，他說：「慈禧皇太后是中國最強有力的人。」
這場「兩廣獨立」的努力最終化為空花泡影，在天津陷落的時候，李鴻章啟程北上，去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孫先生也繼續努力，完成他希望完成的事業。
李中堂在北上的路途中說：「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梁啓超曾斷言，李鴻章沒有「獨立」的魄力，但在我看來，李中堂有沒有魄力不是這件事的關鍵，說到底，李中堂還是局中人，在他的心裏天然排斥共和，他的東南互保，保的恐怕還是大清的安危，對他抱有「總統」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件可笑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