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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這次疫情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過早地實現了共產黨的目標

—上海的封城措施遠比武漢那時更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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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疫情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過早地實現了共產黨的目標,也就是全面地、無死角地控制社會。在此之前,我和國內的朋友常常談論一個話題,就是新疆模式遲早會推行到全國。但是在平常情況下,推行到全國需要一個過程。而現在,因為新冠疫情,共產黨不失時機地抓住機會,徹底地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我們可以斷定,二維碼也好,社區壟斷一切也好,這些過於殘酷的防控措施,即使在災難結束之後,也不會撤銷,而是將長久地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政府的手已經伸到人們的臥榻之側。

中國作家慕容雪村新書«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英文版«Deadly quiet city»封面。英文版2022年3月11日由澳洲Hardie Grant出版社推出。© Edition Hardie Grant

最早爆發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各地傳播已經兩年有餘。中國宣傳機器高調肯定中國制度優越性、肯定政府抗疫有方的讚美之聲,完全掩蓋了武漢,那座一夜之間變成孤島的城市,在2020年初春曾經經歷的恐懼、絕望與痛苦。那些在疫情期間,曾試圖前往武漢,實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方斌李澤華陳秋實張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蹤、被逮捕的命運。沒有人知道那裏究竟發生了什麼。已經多年被禁止發言、不能發表的中國著名作家慕容雪村2020年4月3日,在武漢解封的前夜,前往當地,並將實地採訪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匯聚成冊«禁城:武漢傳來的聲音»(«Deadly quiet city»)。這本書於2022年3月,由澳大利亞Hardie Grant出版社推出英文版。為此而不得不離開中國的慕容雪村接受了本台的電話採訪。

禁城的雙重恐懼

武漢封城期間,中國社交媒體上間或可以看到一些武漢居民當時的真實生活片段。慕容雪村以實地採訪,呈現出一個個不同背景的當事人,在封城期間的完整故事。從政府封鎖消息導致的對疫情的忽視,到疫情如潮水般湧來時徹底崩潰的醫療等公共設施,到個體孤獨絕望的掙扎。如果說突如其來的未知病毒讓武漢這座1100萬人口的城市陷入極度恐懼之中的話,作者在採訪和寫作過程中驚悚小說般的經歷,則凸顯出政府為封鎖消息、控制言論而營造的另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無所不在,也隨疫情爆發而變本加厲。慕容雪村在這種恐懼中完成採訪後,躲入四川山區一座村莊,完成了寫作。«禁城»一書講述的是武漢封城期間的個體經歷,更是一段對中國,也對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產生深遠影響的重大事件的歷史記錄。中國政府迅速啟動的新聞審查機器不失時機地刪除改寫着疫情初期的真實報道。«禁城»講述的武漢故事就更顯彌足珍貴。

法廣:可否首先談談您為什麼一定要寫這本書?您在武漢解封的第一時間決定去武漢的時候,已經知道方斌,李澤華、陳秋實等人因為想調查和報道疫情真相而被失蹤。而且,當年5月11日,張展也被捕。而您自己在這本書的前言裏也講述了您在出發前、在路途中、在武漢期間、在寫作期間,感受到的幾乎無所不在的一種威脅。那為什麼還是決定去武漢?而且一定要寫完、發表?

慕容雪村:我一直都想做一個在災難現場的作家。但新冠疫情爆發時,我當時在北京,並沒有想到要去武漢。直到2020年4月3日,(澳大利亞學者)Clive Hamilton給我打來電話。這通電話對我來講,就像醍醐灌頂一樣,瞬間提醒了我:既然方斌等人都被捕了,既然沒有人知道武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既然也沒有別人去做這樣的記錄,那我就來做這件事情吧。

後來,我就買定車票,定好酒店,一個人悄悄地去了武漢。但是,我還沒到武漢,人還在火車上的時候,秘密警察就已經知道了。他們給我打來電話。我當時並沒有接。在武漢採訪期間,這樣的電話也是不斷打來。促使我離開武漢的,也是這樣一通電話。當時,我接起電話,對方劈頭蓋臉就問:你到武漢去幹什麼?我說,我就是來看看。對方換了口氣說:看看?那好啊。要注意啊,不要感染了。感染了可就麻煩了……這通電話聽起來很平常,但仔細想想,令人特別後怕。我趕緊做完手頭工作,離開了。因為當時我手頭已經有一百多萬字的採訪資料,我不想讓這些前功盡棄。所以,我決定逃離武漢,開始寫作。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我就是想去武漢,去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找到那些被噤聲的人,讓他們講出他們的故事,讓全世界知道,在那個危險的春天,在那座危險的城市,究竟發生了什麼。那裏的人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悲慘和苦難的生活。

讓抽象的苦難二字,變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難

法廣:當時,武漢剛剛結束76天封城。您在那裏停留一個月,採訪了很多人。您在那裏看到的和聽到的,和您此前了解的情況是否一致呢?還是說當地的情形遠超出了您此前的想像?

慕容雪村:我在書中寫到張展。她到武漢時的第一個印象,感覺是到了切爾諾貝爾災難現場。這座1100萬人的城市,就像一座鬼城,大街上空蕩蕩的,看不見一個人,一輛車。那個景象非常驚人。我到時,見到的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景象。我是在解封前兩天到達武漢的。我住的那家酒店晚上鎖門,不讓出去。我就在二十幾層的樓上,看武漢這座城市。那種景象真是讓人不寒而慄:所有的街燈都亮着。但看不到一個人、一輛車。整座城市真的像是一座巨大的鬼城。

我在武漢採訪了很多人,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其中大多數的故事聽來真是讓人心碎。比如那位失去女兒的母親,楊敏。我採訪她的時候,她多次忍不住放聲痛哭。那哭聲極具感染力。我想寫這本書,就是想讓抽象的苦難二字,變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難,讓武漢人所經歷的這些艱難、這些挫折都可以讓人感受到,有細節,有畫面,讓每個人都能身臨其境地去體驗一下,武漢封城期間的真實生活。

中國猶如一個佈滿電網的國度。站直了,就會遭到電擊

法廣:但是,我在讀這些故事的時候,感覺很多人雖然經歷了非常無助而且絕望的76天,所有的公共服務設施在那期間好像都已經停擺失靈。他們只能自己想辦法,求朋友,上網救助等等。但很多人好像也有一種認命的思維,讓這種任命思維,壓抑了他們的憤怒。您當時是否有這種感覺呢?

慕容雪村:前些天,我在澳洲的阿德累德作家周期間發表一次講話。我把中國比喻做一個佈滿電網的國度。如果你站直了,就會遭到電擊。所以,大多數人就不得不彎着腰生活。在武漢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情形。在那個時期,幾乎所有的政府職能都失靈了。政府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防疫。如今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也差不多是同樣的情況。但就是這樣的過於殘酷、過於嚴厲的封城防疫措施,給無數居民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挫折。書中的人物,有的要帶父親去就醫,但跑遍了所有醫院,打遍了所有電話,就是沒辦法讓垂危的父親住進醫院。這樣的災難其實比比皆是。我在書中寫的那位醫院清潔工金鳳。她的丈夫當時感染了新冠,病情來得特別嚴重,已經開始吐血。她在泥濘的地上下跪、哀求、痛哭,但就因為這種官僚文牘作風,她還是沒能把丈夫及時送進醫院,等來的只是丈夫的死訊。這樣的苦難,並不是生活原有的苦難,更多的是這個制度強加給他們的。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的人們,除了自救,其實沒有更多選擇。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所以,這些人認命也好,或者看起來很順從也好,我想都是因為不得已。他們不能站直了生活,因為站直了就會遭到高壓電電擊。

法廣:您在書中專門有一章寫公民記者張展。張展的抗爭面對的也是眾人的冷漠。好像只有她每天去衝撞、去推倒社區阻止人們出去的那道柵欄。那是一種很孤獨的抗爭……

慕容雪村:英雄從來都是孤獨的。張展在那樣一個危險的時刻,孤身一人走進這座危險的城市。沒有錢,沒有幫助,幾乎什麼都沒有。但是在那樣一個時期,能夠敢於公開說出反對這樣的封控政策的,她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她最終的遭遇,我們也看到了。她所在那個社區也好,武漢人也好,可能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張展這個名字,也不知道她為什麼反對。但我的觀點是,我們還是應該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來看他們。他們並不是真的那麼冷漠,只是他們大多數都清楚,反抗的代價太高,成本太高,他們承擔不起。而英雄之所以讓我們敬佩,像張展這樣的人,就是她明明知道會付出慘重的代價,明明知道會有無比嚴重的後果,但還是勇敢地走上前去,衝擊那道柵欄,衝擊那些過於嚴厲的封控措施。

上海的封城措施遠比武漢那時更嚴厲

法廣:這些過於嚴厲的封控措施讓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價。但是這樣的模式還在不斷重演。您這本書3月中正式發行的時候,上海逐漸也進入封城狀態,自3月30日開始「全域靜態防控」。這本書里講述的兩年前的武漢封城故事,正在上海重演。您有何感想?

慕容雪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生活比過去更加艱難了。現在的上海,也比2020年的武漢更加艱難。事實上,現在的這種封城措施遠比武漢當時來得更加嚴厲。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封城,每個人都應該問一問:付出這麼慘重的代價,那麼多人自殺,那麼多人因為求醫無門而死,那麼多人死於絕望和心碎,再加上難以估量的經濟損失,再加上可能帶來的長期後果,這麼做值嗎?我想,在牆內,因為CCTV和《人民日報》這些宣傳機器的誤導,大多數人並不了解世界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奧米克戎這個變種病毒究竟有多麼危險。所以,大多數人會真的以為,是這個政府保護着他們。但即使這樣,我覺得他們也有必要問問自己:為了避免感染,就付出這麼慘重的代價,讓這麼多人死於絕望和心碎,值麼?

法廣:您為什麼說上海現在的封城措施其實比當時武漢來得更嚴厲?

慕容雪村:武漢封城的時候,還沒有二維碼。差不多在武漢解封之後,二維碼才出現。上海則早已經開始使用二維碼。二維碼就相當於居民把自己的行動軌跡,毫無保留地交給政府。同樣,那時對言論管制也沒有現在這麼嚴厲。我舉一個例子。張展在武漢的時候,她一次次衝擊社區門口那道柵欄,那是封城的象徵。但是,在封城期間,她雖然多次衝擊那道柵欄,但她並沒有被捕。但是在今天的上海,如果有人敢於做出這樣的行動,警察瞬間就會找上門來……

從種種跡象來看,這些封城措施,中共已經操練得已經得心應手。在武漢的時候,可能技藝還有些生疏。到上海的時候,已經非常熟練,也更加殘酷。這也意味着那裏的居民所忍受的也更多,遭受的痛苦也更加深重。

因為新冠疫情,中國徹底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

法廣:這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輿論對中國的看法。對於中國來說,您認為這次疫情改變了什麼?

慕容雪村:這次疫情對中國最大的影響是過早地實現了共產黨的目標,也就是全面地、無死角地控制社會。在此之前,我和國內的朋友常常談論一個話題,就是新疆模式遲早會推行到全國。但是在平常情況下,推行到全國需要一個過程。而現在,因為新冠疫情,共產黨不失時機地抓住機會,徹底地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警察國家。我們可以斷定,二維碼也好,社區壟斷一切也好,這些過於殘酷的防控措施,即使在災難結束之後,也不會撤銷,而是將長久地影響中國人的生活。政府的手已經伸到人們的臥榻之側。這也意味着平民的權利越發萎縮。事實上,我很擔心的是,我們上一代人所經歷過的那些苦難:災荒、癲狂的時代、相互鬥爭,直到打出人命等像十年浩劫、大饑荒這樣的災難,或許要再來一次。而更加悲哀的是,有時候你看着這樣的前景一點點變成真實,卻無能為力,什麼都不能做,這才是叫人更加難過的。

法廣:您這本書還沒有出中文版。現在只有英文版,但推特上已經有人在攻擊、謾罵。近年來,尤其是這次疫情期間,在中國經常看到的一種說法就是「不要給敵對勢力遞刀子「。而且,在您之前,武漢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記»即將在國外發表的時候,立即在網上遭到圍攻。您怎麼看您這本書可能引發的反應?中國人會否接受這本書?

慕容雪村:上個月,這本書的出版社Hardie Grant發佈出版消息。我也在我的推特賬號下轉發。有很多朋友支持,但也有很多人,那些五毛和水軍們,他們的謾罵、詛咒類的評論也是潮水般地湧來。我搜集了大概幾百條吧。其中一部分已經翻譯成英文。這些留言中有人罵我「漢奸「,有人罵我「賣國賊」……我只是一個作家,有什麼可賣呢?怎麼可能賣國呢?賣國是我這種人做的事情嗎?總之,我見慣了這種場面,這些年我常常被這些人追着罵,自己也不太往心裏去。但這樣的事情其實值得思考。我常常覺得這些意見不重要,這些被五毛和水軍們擾亂了的輿論場並不重要,因為你很難分辨哪些人發言是出於真心,哪些人是因為收了五毛錢。所以,當那些讚美政府的話語甚囂塵上的時候,我建議可以把目光移開一些,去看人們在真實生活中的真實感受。比如在現在的上海,我們也能看到很多小粉紅們、五毛們正在極力讚美共產黨和政府。但是我相信,絕大多數上海人在真實生活中感受到的,是挫折和悲傷。這種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在未來,這個國家發生變化的時候,真正起作用的,也不是五毛、水軍們那些沒有心肝的讚美,而是這些真實生活中的感受。

法廣:為了出版這本書,您最終不得不離開中國。這次出來之後,相信在短期之內也無法再回去。這一定也不是一個很容易的選擇……

慕容雪村:我去年8月離開中國。當時,在北京買了一張機票,從香港到倫敦。我走的時候,只提了一個行李箱,裏面有幾件簡單的衣服,十幾本書。把47年來我所積累、所建造的一切,全都拋在身後,一個人走向前途茫茫的異域,走向前途茫茫的未來。我不能說這是很容易的選擇。但我想,這也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在過去這些年,我是一個不能發表作品的作家。現在走出來,雖然會有很多艱難,但我想,這些艱難是可以克服的。另外,我也慢慢嘗到自由的味道:自由是好東西。我現在可以談任何我想討論的話題,可以寫作任何我想寫的題材。我不用在進行自我審查。這樣的經歷或許對作為作家的我,是有意義的。或許,在未來,我可以寫出真正的,重要的作品。

法廣:幾年前我們在巴黎見面的時候,您當時計劃寫一本新書,寫2072年的中國。這本書寫完了麼?

慕容雪村:剛才說過,這些年,我在中國是一個不能出版作品的作家。這很影響寫作的熱情。«2072»是一本反烏托邦小說,寫的是2072年的中國,重新變成了一個貧窮、落後、封閉的國家。大多數人過着衣不蔽體、衣食不周的生活……現在看起來,這樣的預言很可能將變成真實。不過,這部小說並沒有寫完。後來,武漢封城主題變得更加緊急,我就先去武漢採訪,並寫完這本«禁城»。接下來,如果有時間,我想,我還是會把這本«2072»寫完,寫寫我所預見到的未來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這樣一本由中國人寫的,關於中國的反烏托邦小說,也許對整個世界都有它的意義。

法廣:您預見的中國前景非常暗淡……

慕容雪村:我覺得現在看起來,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我們很難樂觀。這個國家正在變本加厲地走向癲狂,走向封閉,走向極權。它即將變成一個集中營式的國家。在這裏,一切生活,一切美好之物,都要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摧毀。所以,真的是很難樂觀起來。如果說希望的話,我只希望這樣的黑夜不會太過漫長,不會等到一代一代人死於心碎之後,才迎來緩慢的改變。我希望在我們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曙光,看到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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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RFI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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