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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階級生活幻想破滅 犧牲自由換到了什麼

在上海這場封城導致的民生危機中,人們發現自以為享受的太平盛世小日子極度脆弱,不堪一擊。這令人很容易聯想到一位時報記者對俄羅斯提出的問題:「一個地方雖然不自由但很快樂,這能持續多久?」

摘要:上海這場封城導致的民生危機中,人們發現自以為享受的太平盛世小日子極度脆弱,不堪一擊。這令人很容易聯想到一位時報記者對俄羅斯提出的問題:「一個地方雖然不自由但很快樂,這能持續多久?」

4月11日,在中國上海,一名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在封鎖區附近。Credit...Aly Song/Reuters

當今的俄羅斯和中國在很多方面有精神共通之處。它們都經歷了經濟上的飛躍和政治上的極權,都痛恨「美帝」,都在一門心思地追求民族復興大業,把民族主義情緒和控制言論、打壓異己當作實現大業的利器。從這個意義上說,時報記者薩布麗娜·塔弗尼斯2015年最後一次到訪俄羅斯時,面對着眼前美麗繁榮的莫斯科發出的疑問,大概也適用於中國——「如果一個地方不自由,但也很快樂會怎樣呢?這種狀態會持續多久?」在上海封城帶來的民生危機中,這個問題似乎顯得格外適時。

上海人經歷的痛,單看社交媒體就能讓人感同身受。一位老人向路人呼救、請求「哪個好心人幫我買點蛋」的視頻讓人百感交集;富裕階層如「風投女王」徐新,也同樣需要為了採買食物請人把她拉進微信麵包團購群;而經濟學家郎咸平年近百歲的母親也因為等健康碼耽誤了救治而不幸辭世;方艙里的一些自閉症孩子只能靠注射鎮靜劑維持情緒穩定;一些隔離者則遭遇了暴風雨後臨時板房裏漏水停電。在嚴厲的封鎖中,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人似乎都在體驗着同樣的焦慮。很多鏡頭太過匪夷所思,以至於我的一位美國朋友反覆問我,這些消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它們怎麼可能是真的呢?

更艱難的是那些需要繼續治療的尿毒症癌症患者,他們無法得到及時治療,甚至連最基本的止痛藥都已經耗盡,在難以想像的疼痛中煎熬。因急病或重症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人已經成為一座座無聲的墓碑,但誰也不知道這樣的民間記錄能在網絡生存多久,畢竟,一篇篇記錄求救信息和表達不滿的網帖和文章已經埋葬在404網絡墳場裏——人們沒有抗議的自由,但強大的審查機器有刪帖的自由。

如果沒有出現極端情況,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俄羅斯,對於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來說,或許「自由」這個詞很久都不會再被提及,中國居民雖然沒有言論自由,但由於在疫情頭兩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防控得力,民眾畢竟有正常生活和出行的自由。但在威權國家,極端情況往往會隨時隨地從天而降。

對於之前曾經沉醉於莫斯科繁榮景象、放棄了抗爭而轉為從小事着手建設國家的俄羅斯自由派來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無異於當頭一棒。時報的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說,「至於我在2015年提出的問題——一個地方雖然不自由但很快樂,這能持續多久——也許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許多自由主義者已經離開。許多沒有離開的人面臨罰款甚至監禁。」

而在一直以富庶繁華著稱的上海,對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享受着「稻米流脂粟米白」這種太平盛世小日子的中產階級來說,封城之後的種種亂象又意味着什麼呢?也不止是上海,時報科技專欄作家袁莉在其「新新世界」專欄寫道,據經濟學家估計,自從奧密克戎開始蔓延,全中國45個城市處於封城或半封城狀態,受影響人口達到3.73億。她將現在的「清零運動」與毛時代的「打麻雀」運動進行對比,指出像當年全國動員打麻雀間接導致農業歉收一樣,中國的嚴苛抗疫政策也可能讓所有人都遭殃。

塔弗尼斯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俄羅斯三分之二的人仍然贊成普京在烏克蘭的行動,追蹤俄羅斯公眾輿論的研究組織列瓦達中心的社會學家列夫·古德科夫對時報說:「這是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齡較大的部分,主要生活在農村地區或中小城市,那裏的人口更窮,更依賴權力,而且他們所有對現實的建構完全是從電視中獲得的。」

在中國,仍然支持「動態清零」的人也不在少數。但當人們突然陷入吃了上頓沒下頓、急病無法就醫、隨時可能被拉去方艙隔離的境況,意識到自己之前依賴的歲月靜好是如此不堪一擊,而自己毫無發聲抗議或走出家門的可能性,他們也許會想一想,長久以來自己犧牲了種種自由,難道只能換回這樣的結局?

上海的封鎖已持續兩周。一名衛生工作者正在指揮民眾排隊做核酸檢測。

責任編輯: 方尋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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