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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喪失了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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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央視一套播放馬列革命連續劇《鐵血紅安》,家鄉人象過節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鄉親友打來的電話,囑我千萬莫要錯過收看《鐵血紅安》。

飛駿實在理解不了家鄉人何以對這部連續劇那麼興奮?撇開有幾成真實性不說,單就「正能量定位」通過嚴格篩選宣傳出來的「革命事跡」,也找不出多少值得興奮自豪之處。

一個人口才48萬的山區小縣,為那場馬列革命就付出了14萬人的生命代價!這還只是我方的光榮烈士,國民政府那邊的死難人數還沒計算在內。那可是絕大多數青壯年啊!

悲劇的是: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戰場,也不是死於衛國戰爭,而是死於「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鬥。

更為悲劇的是:那些革命幹部多數不是死在國民政府手裏,而是死在自己人手裏。

沒有解密的史料不說,只說紅安烈士陵園「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公開展示的資料。

紀念館裏犧牲的紅軍軍政高幹,紅四軍軍長曾中生、鄺繼勛、鄂東北道委書記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肅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倖免於難。

紅軍營以上的政工幹部,絕大多數也是死於自己的肅反。

1931年冬,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掀起整肅「改組派」、「AB團」、「第三黨」運動。團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被屠殺一空,6000多名紅軍官兵和紅色幹部身首異處。

1931年冬鄂豫皖蘇區的紅四軍不到2萬人,這一下就殺掉了三分之一。

紅軍軍政幹部死於自己人之手的,遠遠多於國民黨正面戰場死難人數。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雖然倖免於難,但他的妻子程訓宣也被打為反革命,受盡酷刑之後,在肅反主刑場之一的紅安縣七里坪鎮王錫九村的黑窪被石頭砸死。

被石頭砸死的紅軍幹部遠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難的六千名冤魂都沒有享受「子彈痛快」的好運,絕大多數都是用石頭砸死,鋤頭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種極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於國民政府刑場的公開槍決到是一種高級享受。

飛駿的大伯爺,老家第一支紅色武裝「戰鬥團」第一任團長,被國民政府押往當時的區政府所在地呂王鎮(劉華清故鄉)河灘槍決時,還能象英雄一樣慷慨激昂高呼口號:「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被肅反的6000多名紅軍官兵是絕對沒條件高呼口號表演英雄氣慨的,上刑場前嘴巴都經過特殊處理髮不出聲。

紅軍在八字還沒一撇,隨時都可能全軍覆沒的逆境下,為何還要為敵復仇大規模屠殺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為了製造一種高度恐怖氣氛,讓活下來的人恐怖到喪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見,只能麻木被動地跟隨領頭人走。

極端恐怖才是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為紅四方面軍總司令,保衛局抓他的美麗妻子時正在前線和國民政府軍交戰。當保衛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須鎮壓時,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為妻子說一句公道話,居然贊成組織鎮壓他的妻子?

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怖!

…………

接下來從道義方面分析那場革命:

紅安革命烈士紀念館裏陳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跡居然是親手殺害了自己的父親?

他父親並非殺人放火坑蒙拐騙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為害鄉鄰的西門慶、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產比鄉親略為多一點。

殺父歷來都是滔天大罪,連禽獸都不如!可禽獸不如的人居被譽為革命英雄?

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我們今天還在革命紀念館裏慷慨激昂宣傳王秀松殺父的光榮事跡?

在馬列革命史中,殺父之罪遠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學教科書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殺害了自己的親叔叔。

李立三身為黨的一把手,他老家的黨居然把他父親鎮壓了?他這個總書記居然連抗議也沒一個,默認了這種「英雄行為」?

一個六親不認殘殺至親的革命是什麼革命?這樣的革命能把中國推向何方?

只要脖子上頂着個腦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頂的是尿壺。

……

可馬列中國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頂着個尿壺的人。

紅安在新世紀被列為紅色革命旅遊景點,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前來接受革命傳統教育。

進入烈士紀念館的參觀者,看到王秀松殺父和張國燾血腥肅反的「光榮傳統」後,出來時本應心情沉重。

然後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從此推動中國告別暴力革命的惡性循環。

令人痛心的是:絕大多數參觀者興高采烈的進去,紅光滿面地出來,很難看到一張表情凝重的臉。

有一個周末飛駿有意識在烈士紀念館門口的石階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幾千名參觀者進進出出。幾乎都是唧唧喳喳進去,眉飛色舞出來,沒一個例外。

我們的民族已經喪失了反思的能力!

喪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復始重複同樣的災難。

我們一邊在花費超軍費巨資「維穩」,一邊在大規模從事暴力革命傳統教育?一邊嚴防群體性事件,一邊鼓動人民聚眾鬧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靈依舊在中國上空徘徊。

……

紅安人民為馬列革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多數青壯年在那場革命中死於非命。

問題是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值得嗎?

今天的紅安並沒有繁榮富庶文明進步,依舊貧窮落後,是國家有名的貧困縣。

不僅是紅安,當年的紅色蘇區今天基本都是國家級貧困縣。

可多數紅安人並沒有反思,依舊為那場革命感到無限光榮自豪。

當《鐵血紅安》終於上了央視時,多數紅安人民為之歡欣鼓舞。

我想未來某一天,如果有哪個傳銷高手來紅安宣傳暴力革命,依舊會有很多紅安人不假思索喝下傳銷者遞上的暴力革命毒酒。那時他們的兒女會再度倒在自相殘殺的血泊中。

喪失反思能力的人群很容易第二次跌倒在同一個歷史巨坑裏。

一個喪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和一群文學青年去紅安七里坪採訪紅四方面軍的光輝業跡。

我們的第一站是王錫九,當年紅四方面軍保衛局所在地。

保衛局就是肅反的指揮機關。

那時的現場親歷者還有很多仍活在世上,他們向我們講述的紅色往事不是什麼紅軍和國民黨英勇作戰場面,也不是革命烈士在國民政府的屠刀下堅貞不屈的事跡;而是紅色幹部自相殘殺的恐怖舊事。

然後我們從王錫九上行到河南新縣,走遍了當時的四方面軍大本營——七里、紫雲蘇區,採訪了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

老人向我們講述的紅色往事,幾乎千遍一例都是紅四方面軍血腥肅反的恐怖回憶,從他們口中根本聽不到國民黨三個字。好象當時紅軍不是在和國民政府交戰,而是在和自己人作戰?沒一個例外。

同行的文學青年一路上興趣盎然,只有一個美女詩人是例外,她一路上表情凝重。

她後來寫了一首詩:《你的屠刀為何砍向自己的同志?》

中華女子在關鍵時刻往往表現得更智慧更勇氣更有民族責任心。

所以文革期間出現的民族脊樑幾乎都是女子!林昭張志新、李九蓮……

九大決議把國家主席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時,就一個人拒絕舉手,她就是共和國女將軍陳少敏。

男人則出了郭沫若,賦詩《毛主席你就是我的親爺爺!》

……

當年飛駿全家參加了紅色革命。

老家拉起的第一支紅色武裝既不叫紅軍,也不叫赤衛隊、游擊隊,而是叫「戰鬥團」,大伯爺是第一任團長。

紅軍戰鬥團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家劫舍,武裝攻打富人村寨籌糧籌錢。

那時的中國人民有持槍權,槍枝子彈很容易買到。富裕點的村莊為了防範土匪,都自行組織起持槍民兵保衛村莊的安全,大村莊還建有圍牆。

因為村莊自衛能力很強,紅軍早期攻打富庶村寨並不那麼容易得手,僅塗家灣就攻打了十多天,死了很多人之後才攻破。

如果那場革命發生在今天,紅軍打富人就容易百倍了。攻方有槍有刀守方連菜刀都實名制,守方就只有等死的命,暴力革命者會快速做大做強。

大伯爺們搶了財產殺了富人觸犯了當時的政府法律,只好躲進山里走上不歸路。

有天大伯爺想家想得厲害,就決定摸黑下山回家看看,沒想到被一位鄰居看見了,就去區政府報了告。

區政府派兵連夜包圍了我家,把大伯爺抓到了呂王鎮。

紅安五區版圖當時包括劉華清的故鄉——大悟縣呂王鎮,區政府所在地也在呂王。

因為殺人搶財證據確鑿,殺人搶劫在任何朝代都是死罪。大伯爺也好漢做事好漢當,一口咬定那些殺人放火案件是自己乾的,沒什麼複雜的審訊程序,第三天就把大伯爺押往河灘刑場公開槍決。

大伯爺死後沒幾天,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紅軍武工隊摸下山為大伯爺復仇,把告密的那家人全部殺光老幼一個不留,看以後還有誰吃了豺子膽敢告紅軍的密。

那時的口號是「你殺我一個我殺你十個!」

恐怖措施很有效,以後再也沒有鄉民敢向政府報告紅軍行蹤了。

因為不分婦孺的滅門案犯了天忌,我家以後也遭了天譴,人丁興旺的大家庭最後只剩下我爺爺兄弟兩人。奶奶每逢過年時都在一張大方桌上擺滿碗筷,期望我家象先前那樣兒孫滿堂。

我的四曾祖父是紅區決策層常委,被自己人肅反掉了,用紅纓槍在水塘里活活扎死的。

我爺爺參加紅軍時只有15歲,個子太小背不動刀槍,被安排在部隊當號兵。

大伯爺死後,我家成為紅軍的交通站,王樹聲、徐海東、鄭位三等共和國將軍常常出入我家。

我的紅軍爺爺和叔爺有次下山去為紅軍搞子彈,被國民政府發覺,交通站也隨之被破獲。

爺爺和叔爺因此被國民政府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監獄當了四年政治犯,國共合作抗日後才被釋放。

沒想到爺爺因禍得福,因此躲過了張國燾血腥肅反,否則八成讓自己人給肅反了,因此給我家留下了一線血脈。

當時我家所在的紅五區,53名紅軍軍政幹部全被肅反鎮壓,沒一個活下來

紅軍爺爺說,他們倆兄弟在由地方軍閥控制的刑堂受審時被拷打過,但進入國民政府的正式監獄則沒有受到《紅岩》式的酷刑折磨。那時的省第二監獄政治犯和刑事犯嚴格分開,政治犯待遇比刑事犯好很多,不會發生刑事犯在囚室毆打政治犯的慘劇。

……

(有刪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CND刊物和論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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