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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高官講話看中共如何壓榨農民

—中共早就對不起農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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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號稱以工農聯盟為社會基礎,但早就對不起農民了。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毛澤東報告:「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①]1930年,湖南平江鬧紅,70萬人口銳減至40萬。[②]1934年5月底,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總計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12萬擔。」[③]研家指出:

農民只要致富,就會變成被打擊的對象,因此土地革命並沒有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東西蘇區的最後歲月,居然發生過多起蘇區農民集體逃亡到白區的事件。[④]

陳雲語錄

1949年12月2日,中共財經負責人陳雲向中央政府報告:

從十月中旬開始的幣值下跌和物價上漲,對全國人民,尤其是對幾百萬軍隊和依靠工資生活的勞動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是很大的。這次幣值下跌、物價上漲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龐大,因而鈔票發行過多。[⑤]

1952年4月19日中央政府委員會第15次會議,陳雲報告財經問題:

在鄉村中有攤派、超征的現象。本來國家規定是250億斤公糧,結果七收八收,多收了27億斤。……這對老百姓很不好。[⑥]

1952年6月11日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陳云:

漢口去年收的所得稅近兩千億元的樣子。所得稅等於所得額的25%,亦即所得稅的三倍就是他們的所得額。……現在我們一年的稅收,大約合23億光洋。國民黨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包括東北在內,也不過收八億到九億元光洋……他們比我們收的少。[⑦]

比國民黨多收稅近150%,陳雲的數據呵!

統購統銷

1951年糧食購銷危機。中共中央〈關於1952年糧食問題的幾項決定〉(1951-12-5)——

城市人口逐漸增加和廣大工業原料種植區糧食需要量增加的緣故,1952年糧食的供應調劑仍然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僅從國家貿易部門逐年出售糧食增長的情況來看,就可以了解糧食的情況是很緊的。1950年出售數為93億斤,1951年出售數增為169億斤,預計1952年至少須增至215億斤。糧食需要量的增長是極其迅速的。……上述糧食情況收支相抵,尚差28.4億斤。[⑧]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85年大陸版)——

1953年9月份完成(收購)計劃的80%,10月份只完成38%。市場糧價也因此大幅度波動。當時湖南、河南、河北等主要產糧區的糧價,一般高於牌價的30~50%。[⑨]

面對供銷失衡的糧情,在計劃經濟指導思想下,1952年9月成立糧食部(全球唯一)。1953~54糧食年度預算需握糧700多億斤,除農業稅收繳275億斤,須收購431億斤,而上一糧食年度僅收購243億斤,僅靠市場收購(與私商爭購)無論如何辦不到。於是,想到關閉糧食市場,堵絕農民其他賣糧渠道,「保證完成收購」。[⑩]

「統購統銷」的實質:剝奪農民的糧食處置權以獲得絕對控糧權,以極低價強制征糧(統購),以保障城鎮供糧(統銷)。中共很清楚「穀賤傷農」,之所以出台「統購統銷」,實因合作化導致糧產量增速下降,不能向人口不斷增擴的城市提供更多糧食,只好關閉糧食市場,強行「徵集餘糧」,急救眼前。1953年10月關閉農貿市場,糧油棉「統購統銷」。[11]

統購統銷——鄉村統購,城市統銷,取締糧商,逼迫農民只能將糧食低價賣給政府(0.09元/斤)。[12]農村不滿聲浪盈衢塞巷,很快收購少於銷售,無法維持城鎮供糧。1955年8月,被迫出台「糧票」,全國城鎮定量供糧。[13]

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

1953年統購統銷時,黨和農民的關係很緊張。[14]

1957年春,化工部勘察公司保衛科員閻義采(中共黨員)「鳴放」:

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政策是黨向農民的戰略進攻,向農民搶劫土地、糧食、牲畜。農村中反對共產黨的人日益增加。[15]

浙江寧波幹部「鳴放」:

糧食統購統銷是「官逼民反」的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是農民鬧事的根源。[16]

安徽一家農機廠技術員汪朝元「鳴放」:

農村有四死:賣糧逼死,買糧等死,買不到糧餓死,賣糧再買糧虧死。[17]

1957-5-7新華社《內部參考》(第2197期),〈安徽有些農業社因統購糧食過多加重了春荒〉,桐城縣天成社多征61萬斤,缺糧戶佔87%;泗縣協辦社缺糧人口51.1%,光明社則普遍缺糧。(頁14~15)

章乃器懷疚終身

統購統銷「奪農補工」,1956年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1949年農業產值遠大於工業)。通過工農業「剪刀差」[18],本已很窮的農村至1978年向城市輸送了幾千億資金。[19]毛澤東不承認統購統銷對農業的「扼頸」,認為是前進道路上的問題,至多是必要代價的「一根手指頭」。[20]

統購統銷「對不起農民」39年,章乃器為參與制訂這一嚴重傷農的歪點子懷疚終身。[21]中共很清楚農民的「貢獻」,但已開出紅色支票,得用經濟績效證明革命的價值,只能「暫時犧牲」農民。1962年7月中央黨校,鄧子恢〈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抖出統購統銷之所以必遭農民抵制的底牌——

黨中央的方針是以糧為綱,但價格上糧食不是綱,糧食的價格最低,種糧食的農民收入最少,一斤糧食平均不到一毛錢。按照去年的標準計算,農民賣100斤糧食給國家,他實際上得到的價格是7%,93%是盡義務,實際上糧食統購是最大的共產風,剝奪農民最厲害的在這裏。怎麼辦呢?不統不行,統了農民吃虧,他就不種糧食,不種糧食,一切就都垮台,最後同歸於盡。農業垮了,工業也垮了,現在的情況看得很清楚。[22]

結語

1980年,中共悄悄轉彎子,「包產到戶」(個體單幹)合法化,糧食市場重新開放,糧情漸緩,1982年撤銷糧食部,1983年鋪開包產到戶,1984年廢社立鄉,1985年裁廢統購統銷。這次不再敲鑼打鼓,也用不着造勢鼓譟,全國農民苦「統」久矣,不用吆喝,一片擁護。1993年9月1日,取消計劃經濟最後標誌——糧票。

注釋:

[①]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年,頁117。

[②]王西彥:《湘東老蘇區雜記》,新文藝出版社(上海)1953年,頁2。

[③]余伯流:《中央蘇區經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51。

[④]張鳴:〈多面相的民國農村〉,《同舟共進》(廣州)2011年第6期,頁17。

[⑤]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34。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5年,頁381、383。

[⑦]《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67。

[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7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33~334。

[⑨]柳隨年、吳群敢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6。

[⑩]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憶》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256~258。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77~488、561~567。

[12]〈中國1949年後糧食價格的演變〉,http://www.cndsw.cn/a/ysms/yeshi/201102/1667.html

[13]<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制度、控制購銷、改進糧食工作的指示>(1955-8-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20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25~30。

[14]王若水:《智慧的痛苦》,三聯書店(香港)1989年,頁323。

[15]〈閻義採為美蔣喝采〉,《人民日報》(北京)1957-7-27,版2。

[16]中共浙江省委整風辦:《右派言論匯編》(1958-5),頁146。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17]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毒草匯編》第二集,頁29。轉引自王海光:〈1957年的民眾「右派」言論〉,《炎黃春秋》(北京)2011年第3期,頁18。

[18]剪刀差:工業品價格高於價值,農產品價格低於價值之差額,因圖示呈剪刀而得名。

[19]姚洋:〈中性政府與中國的經濟奇蹟〉,《二十一世紀》(香港)2008年6月號,頁22。

[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27。

[21]陳云:〈實行糧食統購統銷〉,《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頁200。

[22]《鄧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426~427。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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