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比胡適小兩歲，但青年毛澤東與胡適之間卻有極大的距離。遙想當年北大，胡適是大學教授，而毛澤東只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助理員。用唐德剛的話說，胡適這個人，天生是個教書匠。即為教書匠，難免好為人師，不過這實在算不得什麼毛病。
毛澤東對胡適的態度，也有一個由崇拜到鄙視的過程，這個過程自然與自己的地位變化有關。毛澤東曾親口對埃德加·斯諾說過，《新青年》時期，他是陳獨秀、胡適之的忠實讀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後來，這態度就變化了，他對胡適說他是他的學生，一直耿耿於懷。
竺可楨在他的日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召集竺可楨、李四光、錢學森等科學家談話，竺可楨在日記中寫到：「他（毛澤東）說昨晚不能睡，因為看了三個消息，一個是印度說共產黨在失敗，次則胡適硬說毛主席是他的學生，毛主席只在邵飄萍那裏聽過新聞學課。胡適說日本人佔中國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記第4冊第303頁）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不承認他是胡適的學生的，而且對這種說法頗為反感。其實這個問題涉及很多史實，大體是能說清的。
胡適說沒說過毛澤東是他的學生呢？說過。這要從頭說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訪問延安，因為傅與毛是北大舊識，毛單獨同傅談了一個晚上。傅在離開延安時，毛曾前往機場送行，並請傅轉達他對胡適的問候。此事在有關傅斯年的傳記和回憶文章中經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適的關係那就不用說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問候轉達給了胡適，這難免使書生氣十足的胡適產生一些幻想。
當年8月，日本投降後，國共在重慶和談，胡適即給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信，一開始就說：「傅孟真轉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26頁）。這封信是托時在重慶的王世傑轉的，胡適對王世傑說；「頃忽起一念，擬發一電勸告毛澤東君。乞兄與孟真一商。如兄等贊同，乞代為發出。此是閒人偶爾好事，不必向外發表也」（同上）。幾天之後，王世傑給胡適發來電報：「速轉胡適之先生：尊電已面轉毛先生矣」（同上27頁）。
以胡適一生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推斷，他是不會想到要發這樣一封電報的，但由於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胡適，自然會想不管怎麼說，毛澤東如念及當年北大的經歷，自己總還是他的老師嘛，如果沒有這個心理，以胡適一貫的態度，那就沒有這封信了。但後來的結果使胡適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這個學生，但學生已非當年的圖書館助理員，哪裏還記得他這個先生呢？
1945年，胡適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做序的時候，又憶及此事；「我在對日勝利後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里用嚴肅而誠懇的態度央求他說……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1895頁）。從這一小事中，足見胡適之的書生氣。
胡適確實說過毛是他從前的學生，因為說得不是時候，難免讓被說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聽這話的人就又是一種感覺了。
1920年7月9日，27歲的毛澤東曾給胡適寫過一信：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嗎？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此信見於《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4頁。當時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適之了，我沒有查胡適的日記，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從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給胡適寫信了，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崇拜也是有據可查的。1920年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曾表示過他暫不想出國，而在國內研究，他在信中說：「我曾以此間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在同一封信中還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記》中，他也對斯諾說過：「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該書130頁）。
20年代初，毛澤東在長沙計劃創辦文化書社的兩份文件中，都把《胡適嘗試集》、《胡適短篇小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為最重要的著作來介紹（同上第537、541、542頁），可見胡適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人世滄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非當年，而胡適之依然是一介書生。
公平地說，胡適說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此話並不過份，因為他們確實在過同一學校，毛還對斯諾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127頁），而毛也確實向胡適請教過。唐德剛也說過，胡適告訴過他：「共產黨里的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不過唐德剛調侃道：「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胡適口述自傳》202頁）。
周策縱還說過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也是受胡適的《沁園春·新俄萬歲》而做的（《胡適雜憶》第281頁）。毛澤東一生與胡適有過諸多關係，無論是崇拜還是厭惡，胡適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127頁）。胡適肯定也在這些人中，這種印象幾乎影響了毛澤東一生。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