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首次站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一直到當年11月，毛澤東曾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人數超過1100萬。紅衛兵在文革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且這一現象對之後中國社會的發展又造成了怎樣的影響？中國政治和歷史學者章立凡就此接受了德國之聲的專訪。
德國之聲：毛澤東為何接見紅衛兵？
章立凡：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可能和高層鬥爭形勢有關。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需要發動一場群眾運動。歷史上他也多次通過發動群眾運動的手法整肅政治對手，例如延安整風和之後的反右運動。我覺得，毛澤東和紅衛兵之間的關係有點像德國歷史上的希特拉和衝鋒隊之間的關係。都是利用激進的年輕人，把他們發動起來，對社會形成比較大的衝擊。
清華大學附中學生寫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及《二論》、《三論》幾份大字報被輾轉地交到毛澤東手裏。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欣賞。他不是有一句名言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造反有理」。我覺得這時候毛澤東看到一股比較容易被他掌控的力量。之後他就回了信。從他回信到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那麼一些以中學生為主的、比較過激情緒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年輕人就成為了毛澤東的工具。毛澤東利用了紅衛兵的造反精神，衝擊被他認為是走資派的官僚機構和當時的一些高級官員。不過後來紅衛兵很快就又被拋棄了。
德國之聲：紅衛兵在文革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章立凡：紅衛兵就是打前陣的衝鋒隊。（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紅衛兵之後，在全國都掀起了抄家之風。五類分子首當其衝，家被抄，人被打。據官方數據，當時北京市從8月下旬到9月總共有1776人被打死。而且當時（學生打人的行為）得到官方的支持。比如當時謝富治就曾說過，「好人打壞人有理」。各個街道、辦事處還向紅衛兵提供線索，提供被抄家的人員名單。
德國之聲：之後出現的學生上山下鄉運動是不是毛澤東瓦解紅衛兵勢力的方式和手段？
章立凡：紅衛兵原本很講階級路線，認為自己是紅五類。當時有個很著名的對聯：「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當時正是紅衛兵得意的時候，不過好景不長。因為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運動衝擊面很廣。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很多是中層幹部的子女，他們自己的家庭在運動中受到了衝擊，後來向上蔓延，高級幹部也受到衝擊。所以很快他們（老紅衛兵）對中央文革小組產生了不滿，之後又發生了炮打中央文革事件。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發現他們（老紅衛兵）已經不聽話了，在這種情況下，以打擊聯動的名義開始整肅紅衛兵。後來通過上山下鄉的方式把城市裏的年輕人都打發了。
不過上山下鄉也和當時的就業形勢有關。據說當時有大批的軍人復員退伍，但是沒有辦法安置工作。據說當時工作缺口達到上千萬之多。所以把中學生趕到農村去的做法，一方面拆散了紅衛兵，另一方面為安置復員轉業軍人空出了名額。
德國之聲：紅衛兵在中國過去50年社會演進中產生怎樣的影響？
章立凡：歷史總是會出現循環。這類思潮在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還有可能會重複出現。我們現在（在中國社會上）看到的所謂新一代的紅衛兵就是現在的這些愛國憤青。紅衛兵有沒有更早的祖先呢？也有，那就是義和團，甚至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國。這些所謂的革命者其實都是一些非常激進的暴民。他們是社會中的破壞力量。現在這些激進主義或者民粹主義思潮重新開始在中國泛濫，這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很多人擔心文革會不會重來的問題,這一類重大事件或者人物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出現就是鬧劇了。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其實是一場鬧劇。但是文革的做法、手法還在被重複地使用，包括利用青年、利用激進主義思潮都有可能會出現。所以我覺得毛澤東的幽靈並沒有離開，而紅衛兵式激進主義、義和團式盲動的危險仍然存在。
章立凡，中國歷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八九民運」時，章立凡應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邀請，參與調停學潮。事件結束後，章立凡受到壓力，脫離體製成為獨立學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記憶：往事未付紅塵》等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