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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預言一一應驗 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

—董時進這樣說:地主富農是農村的先進生產力

董時進的良心上書,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應,他倒是被當地公安部門叫去審問了一番,並責令其寫檢查。至此,董時進總算是看明白了:「士農工商」他什麼工作都做不了。因此他迅速選擇離開大陸。他後來回憶這一年的經歷時講述過程十分翔實,唯獨避談如何出走 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等私人財產統統沒收,分給貧農和無業游民,令這些收取不義之財者獲得暫時的好處,卻令他們失卻了良知,這是對中國傳統道德體系的釜底抽薪似的顛覆。

董時進是誰?

他出生於重慶墊江一個農村家庭,後赴美留學,獲康乃爾大學農學博士學位。

他到歐洲考察當地農業和土地制度,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校教授農業經濟。

他在成都創辦《現代農民》月刊,致力於傳播有益於農民的各類知識,甘當農民的喉舌。

他針對蔣介石萬歲的口號寫了《請政府禁呼萬歲》一文,指出:」萬歲原系君主時代對皇帝的稱呼」,」萬歲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組織政府僱用官吏,而結果好似找來了一些老祖宗」。

他生而膽大,竟敢發表文章說:」批評政府是農民的權力,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評」。

他在重慶創辦大新農場,在上海創建中國農民黨。

他曾在1949年12月誠懇上書毛澤東勸阻土改運動。

他對中國土地經濟和農村社會另闢蹊徑的分析和精準概括的結論,被今天的中國政府一一重新認可。

他1950年到香港,1957年到美國,1984年在美國去世。

他一生治學不輟,著述頗豐,《農業經濟學》、《中國農業政策》、《國防與農業》是其代表作。

時間回到1945年10月,董時進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民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會議提出」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作為民盟政綱之一。他寫信給張瀾主席,表示不同意該主張,因而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時進在上海成立中國農民黨,自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一針見血地說:」中國之所以鬧到目前這樣糟的局面,病根是因為農民不能做國家的主人,只做了別人的武器和犧牲品……」

1947年10月《中國土地法大綱》公佈後,社會學家費孝通預感到暴力土改即將發生,以其勇氣力陳:「取消的是制度,不是那批人」,要給地主出路。一句話,他反對暴力土改。這是那個劇變的大時代中悲天憫人之聲。一年以後,暴力土改全面展開,費孝通和平土改的主張從此息聲。這符合他的性格:知其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他知道智者的責任、局限和歷史的殘酷無情。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1948年4月12日《大公報》(上海版)刊登了在當時可能是規模最大的「土地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董時進第一個發言,旗幟鮮明地反對土改,其根據是:中國鄉村貧富差別沒有城市嚴重,中國土地分配不平均沒有其他國家嚴重;中國土地可以買賣,不是封建性質的。世界上沒有完全無佃農的國家。與會者多數人主張政府以債券形式收購地主手中的土地,少數人支持暴力土改和土地集體化道路,卻無一人支持董時進的意見。

以「打土豪分田地」為口號的暴力土改在1950年前後形成高潮,當時全國的知識分子,包括費孝通在內,選擇了集體沉默,再也沒有人發出反對的聲音。但是董時進不信邪,他直接向最高層上書,詳細說明當時土改理論和方法上的錯誤,勸政府修改

董時進的良心上書,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正面回應,他倒是被當地公安部門叫去審問了一番,並責令其寫檢查。至此,董時進總算是看明白了:「士農工商」他什麼工作都做不了。因此他迅速選擇離開大陸。他後來回憶這一年的經歷時講述過程十分翔實,唯獨避談如何出走。想來是有人相助,不便透露。

他繞道香港,定居美國。寫出了若干本以早年中國大陸的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兩戶人家》、《阿寶救牛記》、《宋林遠征記》等。《兩戶人家》為自傳體小說,對那個時代的農村生活及民國初年農家子弟的求學之路做了細緻描述。

在《致信毛澤東談土改》(1949年12月)和離開大陸後1951年出版的《論共產黨的土地改革》等文獻中,董時進系統地論述了反對土改的理由。

今天的人們都知道,你把有錢的地主富農都幹掉,也不能使貧農們富起來。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應該是要增加社會財富。但是那個年代,革命運動使人瘋狂,思想和行為完全偏離了理性常識。

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時有一篇宣言,開宗明義便說「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鄉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農,佔有約70%至80的土地,殘酷地剝削農民。」

董時進反駁說:官方時常引用這些統計數據,但從不肯說出它們是如何得來的……土地所有權分配的調查統計,是一種極其煩難的工作,就連最起碼的人口調查也未着手,所謂四萬萬、五萬萬,都不過是約略的估計。如何能知道好多人是地主,好多人是富農、中農、貧農、僱農……我也是掛名農村經濟研究會的一分子,對於這種統計不可不注意,地主、富農、中農等分類的方法並無一定的標準,是可以隨人而異的,即在目前共產黨控制的區域,這幾種的成分也隨時在變。例如中共土改權威任弼時在1948年1月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一篇講詞中所說,在晉綏某處原評定地主富農佔總戶數22.46%,經重新考慮之後,減為12.26%,一減幾乎減去了一半,而且他認為還可以再減。

原來所謂地主富農,並沒有地畝的標準,而只是按鄉村戶數的百分比評定,他們認為在一般地區,應定為8%左右。由此可見,所謂「根據廣泛的調查和統計資料」,則我更確知,中國根本沒有當得起這一個名目的東西。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基本政策的根據是如此的虛假和脆弱……現在把事情道破了,大家才知道是一個大笑話,不道破時,豈不是以為多少必有一點道理嘛……他們絕不是因為看見了這個統計,或發現了中國土地分配的事實,才想起要實行土改,乃是尋找或製造出這樣的統計來做藉口。

董時進指出,國民黨政府土地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是(%):地主2.05,地主兼自耕農3.15,地主兼自耕農又兼佃農0.47,地主兼佃農0.11,自耕農47.61,自耕兼佃農20.81,佃農15.78,佃農兼僱農0.02,僱農1.57,其他8.43。

他同時給出了當時幾個國家佃農的數據(%):日本42,美國42,法國47。

董時進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弱混亂不見得是由於佃農太多。」

董時進說:不論從事何行職業,有了錢,都可以拿去買田地。買田地是安置資金的一種方法,但只是許多安置資金的方法之一。例如存金銀外幣,買都市的房產地皮,搭生意,買股票,存銀行,開店鋪,辦工廠等等……土地不過是財產之一種,而財產的種類甚多。如果要平分財富也應該將一切財產都拿出來平均分配,不應只限於土地一項。

董時進還說:許多人把地主與農民對立稱呼,好像鄉下有兩個固定對抗的階級,這也大有毛病。中國大多數農民(特別是在華北)都是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他們多少都有一些土地,都是業主。業主的地不夠耕種而租入一部分,即是半自耕農。業主的地自己不能全部耕種而出租一部分者,則為自耕農兼地主。長期以來全部土地出租的地主只佔少數,其所有的總面積亦不大……多數地主則是由善於經營及勤儉積蓄起家。所謂地主,不是罪犯,乃是普通老百姓。其中農工商兵學各界都有,並不構成一個特殊階級……賣田購地和出租田地,都是合法的行為,不是犯罪的行為。

令人驚嘆的是,董時進曾經預言過的中國農村的大起大落,幾乎全部兌現。遙想當年,他悲哀地預言: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在某一天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像蘇聯那樣建立集體農莊,讓農民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甚至會餓死人……但這位樂觀善良的預言家也斷言說:相信「他們還是會放棄,回到正確的路上來」。

大革命——大躍進——大饑荒,農村、農業、農民要走出人為的惡性循環,關鍵在於回歸理性常識,尊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當年董時進對土改的思考,和數十年後歷史學家余英時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將地主的土地、房屋、生產工具等私人財產統統沒收,分給貧農和無業游民,令這些收取不義之財者獲得暫時的好處,卻令他們失卻了良知,這是對中國傳統道德體系的釜底抽薪似的顛覆。

像那個時代孤獨的先知一樣,董時進所預言的許多事情在後來都一一應驗了。董時進並不是什麼先知,他只是一個自始至終保持其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曾經,他是孤獨的。他所在的時代忽略了他,並且受到了這種忽略的懲罰。歷史所賦予他的榮耀,恰恰是我們透骨的哀傷。這在全國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困擾、並一再呼籲「振興鄉村」的今天,更值得各界反思。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民國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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