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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秦嶺 步行8天8夜逃離西安

—維舟:西安的苦

最令人驚嘆的是一位31歲的西安籍男子,為躲避疫情防控,竟步行八天八夜100多公里穿越秦嶺。此人本職是健身房銷售,在廣州工作兩年後回鄉,12月16日凌晨抵達咸陽機場後,擔心從外地回來會被隔離,在咸陽買了棉襖和生活用品後,一路向南步行,沿途躲避村鎮疫情監測卡點檢查。12月24日,在進入寧陝縣廣貨街鎮蒿溝村境內時,被村民發現後報警,最終被控制隔離。

12月21日,西安抗疫誓師

12月23日,西安封城

西安封城已整整一周,很多人說,從沒見過如此安靜的西安城。然而,在這無聲無息的平靜之下,是許多難以發出的聲音。

對無數普通人來說,封城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斷,由此進入一種「極限生存模式」。就像這兩年來在很多城市曾反覆出現過的那樣,在西安也催生出了不少悲喜劇。最新的梗,是逃離西安疫情檢查的「鐵人三項」。

在封城前夜的20時許,有一位白某某從西安蓮湖區騎了一輛共享單車,連夜返回老家淳化縣。在近日西安夜間最低溫零下5度左右的氣溫下,他夜半騎行了8個小時,約85公里,全是上坡路,於次日6時許抵達石橋谷口疫情防控點附近,為躲避疫情檢測,把自行車丟棄在路邊後,繞道進入淳化縣境內,結果沒能過關,最後被處以200元罰款。

另一位後來被稱為「游泳哥」的李某某,也是在封城前夕連夜返回周至縣老家,在途徑渭河大橋時,由於橋口被封,他竟然趟着冰冷刺骨的河水強渡渭河。最後體力不支,不得已求救,救援人員才得知他還有這樣的返鄉計劃。

最令人驚嘆的是一位31歲的西安籍男子,為躲避疫情防控,竟步行八天八夜100多公里穿越秦嶺。此人本職是健身房銷售,在廣州工作兩年後回鄉,12月16日凌晨抵達咸陽機場後,擔心從外地回來會被隔離,在咸陽買了棉襖和生活用品後,一路向南步行,沿途躲避村鎮疫情監測卡點檢查。12月24日,在進入寧陝縣廣貨街鎮蒿溝村境內時,被村民發現後報警,最終被控制隔離。

西安「步行哥」的行程示意圖

全程超過100公里

雖然媒體報道中不無揶揄嘲諷,感嘆真是「陝西愣娃」,但他們為何要這麼做?微博上有一條高贊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眾生皆苦。留在西安捨不得花錢,再說有錢都買不到吃的了,在外務工無非就是想省點錢罷了。」

那位步行哥據說家在安康農村,從地圖行程來判斷,他至少還得6天才能回老家。秦嶺山區的冬天,天氣變化莫測,前幾天還下過雪,徒步可想有多艱苦,然而他這麼做,也是因為他想過,即便冒死穿越秦嶺,也比留在西安要好。

西安這次沒有包密接人群的隔離費用,住宿每天278元起,餐費80元/天,14天隔離費用至少5000元——網上有人吐槽4760元,大抵吻合。對於無數在城裏打工的普通人來說,生計艱難,大幾千的隔離費用,相當於半年存下的收入灰飛煙滅。這樣算下來,徒步14天就能省下半年收入,還是值得的。

對這些來說,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封城之下,西安店鋪關門閉戶,打工的小老百姓手停口停,留在這裏變成了只賠不賺,何況生活開支還勢必隨之上漲。網上有人看到這新聞後就說:「我姐就在西安,這幾天西安的菜價高得離譜,而且買不到,你再住個酒店,還要不要生活下去了?是我我也跑路。」

《西安晚報》12月29日

確實,留在西安城裏的,日子也不容易。昨天,《西安晚報》用兩個整版突出報道「全力守護市民『菜籃子』」,強調「西安連夜行動保障生活必需品供應」,「暢通生活物資保障的『最後100米』」,要「把米麵油菜送到群眾家門口」。但正如有人一針見血指出的,官媒如此高度重視,「看來問題有點嚴重啊」。

西安人其實已經很能忍了,肯定期望能儘快實現「動態清零」,也清楚本地大冬天的物資原本就不算豐富,防疫之下也難免出現內外部物流不暢,但問題是,類似的戲碼已經在不同城市上演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早應當吸取教訓了,而輪到西安時,自己仍然要在家裏挨餓。

當下發生在西安的一幕,最接近的就是年初吉林通化市民生活所曾經歷過的那種困窘。我當時曾在《通化的休克實驗》中說過:

通化的做法,其實是一種危機之下全面接管日常生活的計劃經濟,但不管以往它如何被人詬病,至少也曾是一套行之有年的體系,如果能運轉,也不失為一個應對的選擇。通化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現在市場化久了,突然回到配給制這樣最嚴格的計劃經濟,連計劃也玩不起來了。

西安如果說有什麼不一樣,那麼除了城市規模大了二三十倍之外,另一點或許就是它更嚴格地禁止市民自力救濟。豆瓣上的「赫拉克利戴」昨天談到西安的生活:

社區一個做批發的大姐想辦法搞到生活物資,在社區打點門衛麵包等物後開始賣貨,今天還是被東區投訴了,因為東區說沒給他們供應,以聚眾賣菜為由投訴到社區了。我路過的時候,大姐大哭不已,說明天不賣了。我趕快又買了點冷凍食物。怎麼說呢?五味雜陳。

「聚眾賣菜」的罪名,也算得新鮮;但管控這麼嚴,也並不意味着阻止任何人群聚集,有人和說吐槽說,小區里確診好多了,還在每天聚眾核酸檢測。她都吃方便麵十來天了,小區裏有密接發熱5天沒人管,家裏還有兩個孩子,都是把門一封,啥也買不到,也沒人說該咋辦。

有人苦中作樂,黑色幽默說,小區里都已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狀態了,例如半瓶醋換幾個雞蛋。有市民在群里發了一句「能不能用老公換兩包泡麵」,立刻就被踢出群了。

西安人這些年不僅肚子挨餓,而且還有滿肚子苦水無處訴說。有人跟我說,西安人這些天都不敢說話,稍有抱怨,「就會被朋友圈裏的正能量罵死」,「不過也覺得怪可笑的,微博上罵的、朋友圈罵的,好多都是之前地鐵事件中護西安和去年罵武漢的,事情如今到了自己身上,竟也有種天道好輪迴的感覺」。

為什麼經歷了這麼多次的疫情管控和演練,西安人事到臨頭仍然要餓肚子?當然,一座1400萬人的城市要在一夜之間達到這種級別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原本就絕對是不輕鬆的一件事,任你再怎麼拍胸脯、下死力,有些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正因此,一個組織的現代化方向,不可避免地要沿着兩個維度進化:縮小管理範圍,同時提升專業化能力。簡言之,就是改變「大包大攬」,懂得「有所不為」,管好自己能管的事,並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去管。

很多目標看起來很清晰,但就算出發點是好的,在執行過程中完全有可能出現無數意外,導致各種事故。這倒不是它「不想做到」,而是「想做也做不到」。

哪怕事實上堆滿了充裕的物資,但要將所有這些配送到家家戶戶,這仍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系統工程,加上這其中各道程序的管控措施,就算最終確實配送到戶了,那家人也有可能已經餓暈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350元一份的大白菜,這就是市場機制在被人為廢除之後的反擊:因為正常的需求仍然存在,而配送機制又不完善,那這就會勢必會有人願意出高價來獲得稀缺物資。實際上,歷史上每一座遭受圍困的城市都曾有過類似的經歷,在快餓死的時候,甚至會有人願意拿黃金來換一個饅頭。

包攬自己事實上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勢必是吃力不討好的,這又難免引發了那個老話題:西安的城市管理能力。有人不滿地說:「真的很無語,一架航班能全城關這麼久。管理極其落後死板,沿海城市每天都會有病例,人家也沒這樣吧?」

確切地說,從這次封城來看,西安的城市管理長於「管人」而短於「管事」。也就是說,將資源傾注於對人的管控,但卻不善於處理具體事務。如果後者引發了抱怨不滿,但只要「人」能管住,那就仍然沒事,因為管理一個社會,說到底確實就是如何「管人」。

傳統政治一貫都更注重「管人」,因為只有人才是社會的根本,而具體事務的細節大抵是底層技術官僚才關心了解的事。對人的垂直化管理越是嚴格,底下人就越是只敢聽從而不敢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其結果是固然看上去紀律嚴明,但代價則是犧牲了活力。

從這一意義上說,西安重「管人」而輕「管事」,乍看被視為「內陸/沿海城市」的分別,但往裏一層來看,其實是城市管理上是否充分放權、賦權給前端執行者的問題。

疫情不管多苦,我相信它總會過去,但這種結構性的問題才是更難的。這一構造所壓抑的,我擔心並不只是幾句牢騷而已,還很可能是長遠的文化創造力和自發的經濟活力。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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