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的作用不僅僅在於釋放了中國農村的巨大生產力，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農村和農業領域。人們很快發現，由於生產積極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長期以來農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農村勞動力由匱乏轉向過剩，這就為城鎮的工業化創造了條件。隨着改革從農村推進到城市，私人創辦和經營企業合法化，新開辦的集體和私營工廠急需勞動力，農村的閒置勞動力正好在這時進入城鎮尋找工作。由此可見，沒有農業改革就沒有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農村改革的意義無論怎樣評價也不過分。
隨着工業化的展開，中國進入經濟起飛期，表現為GDP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高增長並非中國特色，不能把它看作"中國模式"的特有現象。工業化時期的經濟超常增長是世界經濟史上的普遍現象，例如19世紀下半葉處於工業化過程中的德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世界上經濟增長率最高的國家，它的經濟體量在一戰前就超過英、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的工業化中，同樣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正是憑藉在這一時期積累的經濟實力，日本發動了侵華繼而對美國的戰爭。插一句題外話，德、日兩國都是經由工業化，後來居上，坐上世界經濟的第二把交椅，挑戰英國和美國的世界霸權，最終以戰敗的災難收場。觀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避免"老二困境"，順利度過這一階段？我們有必要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
從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經濟增長沒有什麼神秘之處，主要原因就是改革開放啟動的工業化和城鎮化，資源重新配置，從低效的農業流入高效的工商業，以及新的激勵機制下土地、資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如果說中國的工業化和歷史上其他國家有所不同的話，那就是伴隨着工業化的民營化。廢除計劃體制，不僅使資源從低效的農業流向高效的工商業，而且從低效的國有部門流向高效的民營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了額外的推動力。在德、日等國的工業化過程中，民營化的作用不那麼顯著，因為在工業化之前，這些國家的經濟已經是私營為主體。或許有人會說，國有企業的效率不一定低，國企還是賺錢的啊，那是因為享受了國家的財政補貼和低息貸款，還有幾乎是無償使用的土地和礦產，以及行政保護下的市場和壟斷性的定價。如果扣除這些優惠政策的影響，我們看到過實證研究，國企的資產收益率是負的[1]。為什麼民營企業的效率比國企高呢？道理還是和農村的包產到戶一樣，激勵機制上有差別，經營自己的資產比別人的更用心，民營企業家想方設法要使自己的資產增值。
民營化帶來的另一層效率改進是社會經濟活動的協調從政府指令變成了市場的價格信號指導，從"有形之手"變到了"無形之手"。"無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講的，如果某種產品價格上漲，說明供不應求，企業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主動生產這種產品，滿足市場需求，供需的銜接用不着政府指揮。在計劃體制下，沒有價格信號，政府想指揮也指揮不了，因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裏，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那家企業來生產什麼是最合適的。市場經濟中的價格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實現企業賺錢的私利和滿足社會需求的公利的統一，利己和利他的統一，就像斯密說的：我今天能吃一頓可口的早飯，並不是因為我的廚子愛我，而是因為他愛自己，他認為這份工作不錯，為了保住這份工作，他才討好我，用心給我準備早飯。
小結一下，在改革開放前半段長約二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資拉動，而是市場機制和民間的活力，不靠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而靠資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當然，市場和民間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給了足夠的空間，比如廢除人民公社，私營企業合法化等等。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場，主導經濟活動，而是破除陳舊體制對經濟的束縛，調整政策，修改法律，滿足市場發展的需要，減少管制，讓民間創造力和市場機製得以自由發揮。
三、後一階段——"凱恩斯模式"
大約在1990年代中晚期，經濟增長模式悄然發生變化，一個標誌性的趨勢是政府的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由降轉升。因為中央財政的緊張，政府於1993年和1994年進行了財政稅收的改革，改變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級政府總的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獲得了足以影響全國經濟的財力。如圖一[2]所顯示，財政收入對GDP的比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間是下降的，可以說是國退民進的階段；這個比率從1990年代中、晚期開始逐漸上升，轉向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模式"，或者叫做國進民退。
模式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根本的是改革的停滯。斯密模式要求持續的制度創新，像包產到戶那樣的制度創新，不斷突破原有的計劃體制，釋放市場和民間的能量。然而到1990年代中晚期，體制性的改革基本看不到了，經濟增長失去動力。怎麼辦呢？順手拈來凱恩斯主義，我印象中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流行就是從那時開始的，財政花錢，央行印錢，短期見效快，這種經濟理論和政策特別適合政府的需要。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中國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正式開啟凱恩斯主義的時代，從此之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範圍越來越廣，力度越來越大。面對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為了彌補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萬億"刺激計劃，財政和貨幣政策雙管齊下，投入的資金有十幾萬億之巨。憑藉這史無前例的政策拉動，遏制了經濟的下滑趨勢，實現了強勁的V-型反彈。可惜好景不長，政策性繁榮持續了僅僅兩、三個季度，經濟重新進入下行通道。於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萬億2.0"，這一次政策製造的景氣持續時間更短，經濟增長在2013年再次呈現下滑的頹勢（圖二）。在圖二中我們用電力消耗而不是GDP數字，電力消耗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出經濟繁榮與衰退的實際狀況。
從亞當•斯密模式轉變為凱恩斯模式，市場這隻"無形之手"發揮作用的空間被大大擠壓，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凱恩斯主義在學術界、政界和民間也大行其道。由於"四萬億"等刺激政策在短期看上去如此有效，中國經濟的表現和其他國家相比是如此搶眼，以至於許多西方學者也從大政府、強幹預的角度，定義和論說中國模式。
如同鴉片，凱恩斯主義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長期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增長，不僅如此，救急性的措施多次採用，逐漸常規化，養成了對鴉片的依賴。政策性投入推動經濟增長之所以不可持續，因為政府再強大它的資源投入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無止境地借債，也不可能無限度地發鈔票。第二，即便政府能夠繼續投入資源，遲早也會碰到一堵無形之牆，即經濟學上所說的"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資本投入越多，收益率越底，當投資回報降到零時，再投資也拉不動經濟了。數據表明，自"四萬億"刺激計劃以來，每一元人民幣投資所能產生的新增GDP的確在逐年下降，從2009年的兩毛多降到2014年的幾分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