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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的國恥——誰毀了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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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惡向膽邊生,指示僧格林沁抓捕英法使團全部人員,準備以此為人質,與英法談判。中國人歷來講「兩國交戰不斬來使」,這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基本的交戰準則,滿清悍然扣押談判使節,引起國際公憤,最後一點道義都站不住腳了。

關於恥辱這件事,有些人的神經總是特別的脆弱,過不去的情感節點比比皆是,動不動就上升到「國恥」的地步。其中尤以火燒圓明園最為著名,儼然「國恥」的標準,成為控訴侵略者貪婪成性的最有力證據,或是說明「落後就要挨打」的絕佳例證。「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之後,為了掩蓋罪證,毀屍滅跡」,[1]成了很多教科書里的標準表述。但很遺憾,這不是史實。出於某些原因,用臉譜化的表達來突出某些刻意要得出的結論,只能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悲哀。

一、愚蠢的王朝

作為外來的殖民政權,滿清以一個十幾萬人馬的小民族,征服上億人口的大民族,問鼎中原,成功有極大的歷史偶然性。在入關之後,從八旗制度的奴隸社會一舉跳躍進入華夏成熟的封建文明,跨度太大,可以說自始至終都沒有轉過身來。

一方面他要以華夏正統欺騙籠絡漢人,一方面又始終以殖民者、奴隸主的心態防範漢人。聯蒙制漢是滿清的基本國策,而立國的兩百多年,八旗子弟飽食終日,整個民族都是寄生狀態。從心眼裏,滿清統治階層是沒有所謂的「多民族國家」的概念的,這只不過是後人一廂情願的意淫。所以滿清的那種「對外要臉不要錢,對內要錢不要臉」的心態讓很多人不解。

因為滿清深知友邦只是爭利,不會奪權,而家奴們一旦造反,那就是要變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滿清只能代表一小撮滿蒙統治階層的利益,絕不會代表中國的利益,更不會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對於普通人而言,連「友邦」都不如。

1842年,被英國人用堅船利炮修理之後,滿清被迫簽署了打開國門的《南京條約》。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開篇就是講平等的——「清朝和英國停戰並締結永久和平及對等關係。」[2]也就是說,那種以上邦大國的姿態裝逼格高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精明的美國人和法國人當然不甘落後,不費一兵一卒,稍加恐嚇,就和嚇破膽的滿清簽署了《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等一系列條約。美國人比較講究與時俱進,在《望廈條約》第34條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候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也就是12年後咱們再商量要不要根據情況改。

事實上這些條約滿清並沒有完全執行,舉個例子,五口通商,按協定洋人可以入城經商定居,但是滿清在這方面的小聰明那是比打仗厲害多了,比如兩廣總督耆英三天兩頭挑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鬥洋人,洋人一問罪,就出來裝好人和稀泥,拖到你沒脾氣。結果洋人實際上還是無法入城。

12年很快就過去了,洋人一看這跟滿清打交道到處是坑,滿滿的套路。看來協議還得細化一下,免得被鑽空子,所以想起了《望廈條約》的那個第34條。英、法、美三國在1854年和1856年兩次提出修約要求,這本來並是個比較簡單的例行的外交談判,但是滿清天朝上國的夢根本還沒醒,滿朝文武沒人懂國際外交的概念,當時又被太平天國的內亂搞得焦頭爛額,無暇他顧,所以對英法美的要求乾脆採取鴕鳥政策,兩耳一塞,不管不問。

1856年5月,三國代表先是找到兩廣總督葉名琛,發出修約照會,葉名琛是出了名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六不幹部,「遇中外交涉事,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3]他自我總結的和洋人打交道的有效方式就是一個字:躲!你見不着我,還能談什麼呢。所以對于洋人的要求一概拒絕,甚至連談判代表的面也不見。但這廝私底下又上表給皇帝大吹特吹,說要是洋人要是晃悠到其他地方,就叫他們來找我好了。

見不到葉名琛的洋人只好沿海北上,希望能找到一個說話管用的滿清官員談判。在上海終於找到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但吉爾杭阿在皇帝的授意下又把洋人推回廣東。這下洋人覺得被戲弄了,不幹了,既然你們都踢皮球,我就直接找皇帝去。艦隊直奔天津。在天津得到的答覆還是回廣東找葉名琛。洋人這下怒了。

二、搞笑的戰爭

很快,洋人在修約問題上的怨氣就找到了發泄口。1856年2月,廣西西林知縣張鳴鳳認為在此傳教的法國傳教士馬賴是和洪秀全一類的反賊,將其處斬。1856年10月,掛英國國旗的商船亞羅號涉嫌走私,水手被廣東水師拘捕。這兩件事湊合在一起,英國人和法國人決定將計就計,以兩個事件為藉口,正式開戰,以打促談。美國人和俄國人也表示支持,但不出兵。

12月底英法聯軍對廣州發起攻擊,一日即攻陷廣州,俘虜兩廣總督葉名琛。英法聯軍隨後立即揮師北上。1858年4月,聯軍2600人抵達天津大沽口,兵臨城下。5月攻佔大沽炮台,挨揍的滿清不得不坐下來乞和,和四國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這個條約最讓滿清難過的不是開放更多的口岸,賠款或者是允許外國人傳教,而是「雙方互派公使;外使可行西禮,並進駐北京」。滿清這麼多年以來之所以不願意跟外國人打交道,其實不是害怕喪權,而是害怕辱國——洋人不行跪拜禮那一套,這見了皇帝不磕頭,上邦大國賴以自慰的優越感就徹底崩潰了,讓皇帝老兒的臉往哪兒擱?

這裏我要稍微多說兩句,為什麼滿清會如此看重這個「跪」字。中原王朝(蒙元不算)由於地理原因,勢力範圍向西最多也就達到帕米爾高原。在這麼個半封閉的環境中,在周邊撮爾小國的簇擁之下,產生天朝上國的錯覺那是很正常的。這種心理一旦形成定式,就堂而皇之的成為王朝的尊嚴,丟不得也丟不起。只有天下一統,絕無國家平等。這種傳統外交叫做朝貢外交,和禮尚往來、平起平坐的現代外交是兩回事。說白了,就是你承認我是老大,換我的保護和真金白銀的施捨。滿清承接明朝制度,沒有所謂的外交部門,涉外事務是由禮部和理藩院兩個原來處理朝貢事務的部門完成的。

但這洋人不吃你那一套,堅持要滿清按照現代外交的規則來——這些規則現在看來稀鬆平常,簡而言之就是大家平起平坐,誰也別裝逼。但在滿清看來,不行跪拜禮,開領館,駐使節等於事實上承認天朝夢碎,把泱泱大國和從前看不起的海外蠻夷們同列,萬萬不可接受。滿清把這種愚昧的堅持上升到了國格的高度,大有寧可亡國不可亂了輩分的意思。

簽訂了《天津條約》後,1861年迫於形勢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就是外交部,但這個後來大名鼎鼎的機構根本沒有正式的官品和編制!它只是軍機處的下屬機構,而且定位是臨時性的機構!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連事業編都不算,大清帝國的外交部整個都是臨時工。由此可見滿清對於和洋人打交道的態度。那真是廁所裏面的石頭,又臭又硬。兩次鴉片戰爭表面上看是商業利益糾葛引發的國家衝突,但本質上都是落後文明和先進文明不同價值理念的衝突。你原來壓根就不想跟蠻夷平等,被打怕了又想要平等,哪有這種好事?

更大的笑話是,1867年,清政府受邀出使歐美,這就得派代表了,但是天朝的大臣出去從來都是昭告皇恩浩蕩,這要以平等之禮出訪,這堅持了幾十年的面子又完了。結果朝廷想來想去,把剛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Anson Burlingame,他也是美國共和黨的創黨人之一)請過來,當中國的全權大使!

滿清認為,讓洋人跟洋人打交道,這下禮節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嘛。這個聽起來匪夷所思的外交故事卻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蒲安臣雖然是美國人,卻真是職業風範,為中國的利益鞠躬盡瘁,據理力爭,在美國簽訂了《蒲安臣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個平等條約。條約承認中國和列強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在英國、法國、普魯士,蒲安臣全力斡旋,讓列強承認「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4]之後,心力憔悴的蒲安臣在出使俄國的過程中病故,君子之風,死而後已。當然,今天的中國歷史書是不會有他的。

言歸正傳。《天津條約》簽訂後按照規定西方使節就要進駐北京了。少不了要面見皇帝,交換新約。咸豐皇帝一聽說洋人使節要進京面聖,愁腸百結,他甚至想以鴉片合法、取消一切關稅、再多賠幾百萬兩白銀為籌碼,阻擋洋人進京,後來又想在海上換約……總之,就是不想和洋人平等的打交道,免得老臉掛不住。深諳皇帝心思的大臣桂良上奏說:「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你看,又打不過,又不守信用,這幫蠢貨焉有不亡之理?

在咸豐指使下,滿清把大沽口的航道連夜給堵了,洋人只能棄船上岸。結果上了岸又被一大堆「自發組織」的民團包圍,不讓道。英法聯軍一向輕視清軍,一怒之下自己清理航道,強行硬闖,結果中了在此等候多時的滿清悍將僧格林沁的埋伏,大敗而歸。只有1200人的英法聯軍傷亡過半。咸豐自以為高枕無憂了,立馬宣佈廢止《天津條約》。

這次失敗讓英法兩國大怒,回頭調兵遣將,糾集了兩萬多人捲土重來,這回僧格林沁埋伏也不頂用了,1860年8月,聯軍勢如破竹,兵臨北京。

三、殘殺使節

這一兵臨城下,咸豐的豪氣頓消,立馬乞和。兩邊在通州談判。英法派出了以廣州領事巴夏禮為首的39人談判團。本來談判進行得還算順利,1860年9月12日雙方已經達成停戰協議。巴夏禮堅持要進京遞交國書,而且不行跪拜。滿清談判代表載恆說:「按中國禮制,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認為自己不是皇帝的臣子,堅決拒絕。咸豐聽說英法使節堅持要見皇帝,不行跪拜,還要帶一千衛兵的要求後,認為「此事關係國體,萬難允許」。[5]咸豐惡向膽邊生,指示僧格林沁抓捕英法使團全部人員,準備以此為人質,與英法談判。中國人歷來講「兩國交戰不斬來使」,這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基本的交戰準則,滿清悍然扣押談判使節,引起國際公憤,最後一點道義都站不住腳了。

巴夏禮作為廣州領事,在之前的亞羅號事件和廣州淪陷過程中已經被滿清在內部通報,認為是禍首之一,兩廣總督黃宗漢就在給咸豐的奏章中說,「……禍粵也,不去巴夷,粵難未已」[6]咸豐作為一個自大的蠢貨,想當然的認為這次巴夏禮就是聯軍統帥,「該夷巴夏禮能善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所謂擒賊先擒王,拿下他聯軍群龍無首,自然就崩潰了。[7]他給巴夏禮定的罪名是「叛逆罪」——由此也可見辮子民族的可笑,還居然認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巴夏禮算是運氣好的,他和另外8個人被直接送進北京的刑部南北二監。其他30個有些在前線直接被殺,剩下的則被關在北京城外的圓明園。這直接埋下了圓明園被燒的種子。

巴夏禮被抓的時候問僧格林沁:我們是談判人員,打着休戰白旗從你們防區經過的,且得到過貴方明確承諾「未嘗苛待,居處適宜,待遇優渥」[8],給予通行安全。你們現在為什麼不遵守規則呢?僧格林沁給他的回答就是按住他猛磕頭。被抓的英法談判人員遭到了後世電視劇中「滿清十大酷刑」的招呼,當日即有被殺的。

英軍統帥額爾金聞訊後大怒,在9月14日寫給恭親王奕訢的信函中,斥責清政府違背國際公法,以圓明園乃「英法僑民所受痛心疾首慘刑而死之地」為由,要求將其毀為平地,「以為此背信暴行之罰」;在此之前,絕不議和。[8]

英法聯軍在得知談判使團被扣的當天中午即對部署在通州的清軍發動了攻勢。聯軍四千人與僧格林沁所部精銳近萬人在通州張家灣交戰,結果清軍慘敗。數日後雙方在通州八里橋再次交戰,裝備現代的英法聯軍六千人大敗還在冷兵器時代的清軍騎兵約三萬人。滿清此戰損失了唯一可依靠蒙古精銳騎兵,再無兵力可以抵抗,被迫再次乞和。之前厚着麵皮吹噓「朕今親統六師,直抵通州,以伸滅討而張撻伐」[9]的咸豐拍屁股一溜,又去承德「狩獵」去了。

這個時候滿清才同意放回被抓的巴夏禮等人,但39個人中能回去的只有18個了,這18個已經不成人樣,而那些死了的有3個人屍體都找不到。[10]被關在圓明園那撥人下場極其悽慘,雙手被捆,整日下跪,三天水米未進,手腕處被皮繩勒得生出蛆蟲。英國人26人,死了13個;法國人13人,死了7個。《泰晤士報》記者包爾貝更慘遭分屍餵狗之禍,可以說屍骨無存[11]。就這活着的18個本來按照咸豐的意思也是要殺掉,只是因為負責和談的恭親王奕訢頭腦還算清醒,在英法聯軍兵臨城下的情況下壓力山大,私自提前將他們放回去了。

英法聯軍兵不血刃,通過滿清出兵專用的安定門進駐北京。英法聯軍並未像某些人寫的一路燒殺掠奪,而是正兒八經的列隊入城。當時的北京民眾大批在安定門圍觀,甚至有人叫好歡迎,當帶路黨。毫無所謂的被占之痛——一個「寧贈友邦,毋與家奴」朝廷亡就亡了,對老百姓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悲之有呢。

在和滿清簽署《北京條約》的列強中,出兵的英法得利並不是最大的,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他們藉機通過《璦琿條約》等一系列條約強迫清政府陸續放棄了15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的主權,中國從此喪失東北的出海口。英法可以說是空得惡名,而沙俄這個惡鄰才是真正得了大利益。

四、盜亦有道

英國全權公使額爾金和法國公使葛羅一致認為要從重懲罰滿清皇帝這種濫殺使節不講道義的行為。按照西方通行的《國際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國人譯為萬國公約)[12],必須予以嚴厲報復。

法國人先是提議燒紫禁城,但額爾金堅持要燒圓明園。額爾金認為,在進北京前,已經答應滿清的乞和請求,北京不再設防,開放永定門由聯軍代為看管。現在燒人家皇宮,咱們不是跟滿清一樣,不講信用了嗎?那為什麼要燒圓明園呢?

額爾金認為被殺的使節「受如斯野蠻之待遇,即在此地。……毀之所以予中國政府以打擊,造成慘局者為此輩而非其國民,故此舉可謂為嚴創中國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13]。也就是說,他認為燒皇宮可能影響城內百姓,燒城外的圓明園,既不會造成人道災難,又能起到警示作用。

他還解釋說「若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除了民脂民膏以外,也付不出大筆款項。其次,……一些可憐的屬員,也許要呈現出來,作替身了。尋思推繹的結果,只有毀壞圓明園,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這種責罰。僅降在皇帝本身,與人民無關。」[14]

1860年10月16日,額爾金在北京發佈了一份很有意思的中文通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罪,即不能逃脫其應有之責任與刑罰。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15]

這份大白話的公告寫得再明白不過,為了懲罰滿清皇帝,故而焚其宮室,和人民無關。如果非要把額爾金定義為侵略者的話,這樣心懷仁義,為老百姓着想的侵略者怕是很少見了。但就是這麼一個為老百姓着想的措施,卻讓額爾金成為當今中國人最恨的侵略者。歷史之弔詭,可見一斑。

五、圓明園之劫

額爾金之前發佈的公告本來是為了安民,讓老百姓不要驚慌,但事實上卻成了搶劫指南。大批圓明園附近的中國人知道洋人要焚園後,也趁火打劫,大肆劫掠。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3500人進入圓明園劫掠縱火。圓明園是一座以水景為主題的園林,水的面積占園區一半以上,由於建築比較分散,所以聯軍這次縱火併未能全燒,而是挑了圓明園高大上的那些宮殿。所謂「僅焚園外官房」。而且參與放火搶劫的還有大量北京百姓。「及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遂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這在清代王湘綺所作筆記《圓明園詞》以及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均有記載。

晚清汪康年所着《記英法聯軍焚劫圓明園事》一文中說,「相當一部分中國的普通民眾直接參與了劫掠、焚毀圓明園的行動。」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當英法聯軍搶劫完畢傳令縱火的時候,「各軍並無火器,惟有水桶、水鍋而已」。洋人正為缺少縱火之物而着急之際,又是「海淀華人暨華役,將攜來之火線、秫秸一切引火之物齊集以待」——「雪中送炭」正是早就備好傢夥的周邊百姓。可能今天有人會說,愚昧啊,怎麼會這麼麻木不仁!但回過頭來想,這些皇帝的私產留下來就是百姓的了?是當時的群眾覺悟低,還是我們今天不能體會那種人民對統治者的切齒之恨?

當時的朝廷官方宣傳資料和野史筆記中還有很多把給洋人帶路的漢奸行徑栽給漢人,也就是著名詩人龔自珍的兒子龔孝拱。說是他因為父親之死,對朝廷心懷不滿,遂成帶路黨等。這也是不怎麼靠譜的。圓明園那麼有名,又那麼大,英法聯軍還在附近跟僧格林沁的殘餘部隊幹過仗,那還需要人帶路?要說帶路,恐怕不止幾人。不僅如此,在英法聯軍走後,來圓明園淘寶成了北京百姓的時尚,值錢的物品偷光後,又掘地三尺搜尋散落、埋沒於土中的金銀寶物,時有諺曰「篩土,篩土,一輩子不受苦」。

但即便如此,圓明園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並未完全毀壞,據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查勘,園內尚存有建築13處。如,圓明園的蓬島瑤台、藏舟塢,綺春園的大宮門、正覺寺等。而且被國人劫掠的寶物事後還被朝廷追回了一部分。同治本來還打算修繕一下圓明園,無奈國庫窮得不像樣子,也就算了。到光緒的時候,圓明園所謂的「四十景」中,陸續有二十多處的主體建築修繕。山水疊石、建築基址,橋樑、道路、園牆和園門大多完好。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清政府對圓明園再度失去控制,趁火打劫的老百姓再次湧入。園內大小樹木被砍伐殆盡,建築、木橋的柱子遭鋸斷。辛亥革命後,進入北京的軍閥,把圓明園作為建築材料場,能做建築材料的東西幾乎全部被搜盡,張學良為其父建陵園時就曾命人從其中拉走諸多石料。經過此劫,一些殘存建築全成過眼煙雲。

從1940年起,圓明園內平山填湖開田種稻,進一步被蠶食。到1949年的時候,圓明園實際上還有部分湖山水景和遺址地基。但這些最後的遺蹟在建國後的大躍進瘋狂中被以墾荒之名徹底破壞,大量人口流入園內,大規模地進行平山、填湖、造地、砍樹、拆遺址、蓋房子活動。更有甚者,還在圓明園內建起了馬場、豬廠、雞場、鴨廠、大型的麵包廠、機械修造廠、區供銷社的土產部、區級印刷裝釘廠、打靶場……僅存的水系和地基全部被破壞,圓明園至此再無補救。

所以可以肯定的說,圓明園之殤,起於英法聯軍之焚,但主要毀於國人之手。百年持續不斷的搶奪和蠶食,最終讓這個著名的皇家水系園林徹底消失,只剩下幾根搬不動的爛柱子訴說滄桑。

六、我們該反思什麼

現在一提到火燒圓明園,有人就要告訴我們「落後就要挨打啊」「一定要牢記國恥啊」。是這樣的嗎?

圓明園充其量是滿清統治者的一個私家園林。不要說它中西雜糅的建築風格根本代表不了中國傳統的建築水平,更不要扯什麼舉世無雙。圓明園建築再好,也是皇帝嬪妃們的尋歡作樂之所;珍寶再多,也是民脂民膏的無恥攫取,和當時的百姓生活毫不相干,和今天痛心疾首的那些憤青們更不相干。它留存到今天,恐怕也不過是少數人的辦公場所,或者被高昂的門票所阻隔。它的被毀,是咸豐的國恥,是滿清的國恥,是八旗子弟的國恥。和百姓榮辱何干?

其一,滿清封鎖關外作為退路,視漢民為家奴,骨子裏只是把華夏當做寄居之地,這個辮子團體不能代表中國。秦始皇千古一帝,比滿清更有資格代表中國,他修的咸陽宮、阿房宮比圓明園更傳奇更偉大,但項羽一把火全燒了。能說燒咸陽宮、阿房宮是國恥?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被燒被毀的園林宮觀數不勝數,難道都是國恥?一個政權如果根本不能代表民眾的利益,亡則亡矣,毀則毀矣,可嘆的是百姓無辜的被牽連,而不是奴隸主的園子被毀。獨夫被外來的暴力吊打,那是咎由自取,和什麼愛不愛國,民族自豪感毫無瓜葛。

其二,如果火燒圓明園算是恥辱,那麼我們從中應該反省的,也絕不是僅僅是落後就要挨打這樣的叢林邏輯。因為真正導致挨打原因根本不是落後,而是封建帝國閉關自守、盲目自大帶來的野蠻、愚昧,不講平等,出爾反爾,視小聰明為大智慧,不與世界文明接軌的落後價值觀。用挨打來掩蓋這樣的價值觀,這樣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今的世界和一百年前比,更有了長足的進步。所謂的文明演化,隨着《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法》等一系列國際法的誕生,正在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融合着全人類的價值觀,此所謂普世價值。拒絕這樣的文明,和一百年前滿清拒絕開放本質一樣,被人排擠、孤立,甚至繼續挨打是可以預見的。

其三,什麼才是國恥?GDP全球第二教育投入全球倒數,每年三公經費上萬億,礦難死亡人數佔全球八成,清廉指數全球第178位,年年反腐年年腐,老虎越來愈大……這些是你能切身體會到的恥辱。

圓明園之所以在近代成為不遺餘力宣傳的國恥,跟意識形態上的需要密不可分。但凡西方列強,沒有一個好東西,他們就是叢林法則的代表,他們的掠奪就是國家落後的根源……這種有意忽略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差距的思維數十年來根深蒂固,為篡改歷史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史學大家、民國外交家蔣廷黻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曾經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有過這樣的評述:「當時我們與英、法所爭的是什麼呢?北京駐使, 大陸遊行,長江通商,這是雙方爭執的中心。這些權利的割讓是否比東北土地的割讓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應移到黑龍江上去?我們一想這兩個問題,就可以知道這時當政者的『昏庸』。彼時中國稍為通融,對方就可滿意。咸豐時代與民國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區別呢?」

今天我們也可以同樣自問,很多國人的思維與咸豐時代又有多大區別呢?

(此文作於2015.1;2016.12修改)

參考文獻:

[1]蔣孟引,《第二次鴉片戰爭》,三聯書店,1965年

[2]伍傑,《中外舊約辭典》,青島出版社,1992年

[3]《清史稿》列傳一百八十一

[4]威廉士:《蒲安臣與中國第一次造使出國》

[5]《載垣穆蔭奏巴夏禮照會須親遞國書折》,《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第2314頁

[6]《黃宗漢奏上年八月後廣東洋務情形折》,《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五),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95頁)

[7]《載垣等又奏巴夏禮復欲令僧格林沁退兵已知照大營將其擒獲折》,《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七),第2319頁。

[8]《額爾金爵士擬致恭王函》,《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448,449頁。

[9]《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六),第2254頁

[10]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5-686頁。

[11]《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455頁,396頁

[12]美國法學家亨利·惠頓寫的國際法著作,1836年出版

[13]《Henry Knollys紀事》,《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394頁。

[14]《Henry Knollys紀事》,《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403頁。

[15]《第二次鴉片戰爭》(二),第4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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