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1887年生人，他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才31歲。
毛澤東，1893年生人，比李大釗小6歲。
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後，毛澤東經楊昌濟介紹，被李大釗安排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
後來毛澤東回憶說：「李大釗讓我擔任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可以領到一筆巨款——八塊大洋，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這讓毛澤東的「自尊心」很受傷。這一經歷，也許就奠定了他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北大受傷之際，也正是李大釗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以及《青年與農村》等文章的時候。由於李對他的關照，更由於李對他的影響，後來毛澤東對斯諾說：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因為有這樣一個老師，毛澤東對於俄國民粹派在1874年夏天掀起的那場「到民間去」的運動，應該是耳熟能詳。在那個「瘋狂的夏季」，俄國有數千名大學生自願下鄉鼓吹革命。俄國的這段歷史，對後來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作法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俄國民粹派是把農民視為啟蒙對象的話，那麼毛澤東則把這種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他很早就認為，不是農民需要知識分子對他們的幫助，而是知識分子需要農民對他們的改造。
正因為如此，離開北大之後沒有幾年，毛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把知識分子歸入小資產階級，把自耕農和貧農歸入半無產階級。他認為前者在革命中搖擺不定，只能進行改造；後者具有堅定的革命性，完全值得信賴。
不久，他又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中國歷來只有地主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這樣一來，就連文化知識，也成了罪惡。
他還說：「農民一向痛惡學校，……鄉村小學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老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俄國民粹派「瘋狂」下鄉，是自發的、短期的、教育農民的；到了毛澤東那裏，中國知識分子（包括知識青年）下鄉，則是有組織的、長期的、接受農民再教育的。
毛的這種想法到了延安以後，得到進一步發揮，並且更加具體化。
1939年4月，他為抗日軍政大學的題詞說：「知識分子之成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還願意並實行結合工農民眾，他們的分界僅僅在這一點。」
隨後，他在《五四運動》一文中再次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最後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同年12月，他又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分析說：「知識分子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是的講話》中重申這一觀點：「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版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炎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對待知識分子（包括知識青年）的問題上，毛澤東真是李大釗的好學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