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加利福尼亞州聖塔安娜（Santa Ana）的犯罪現場封條。（John Fredericks／大紀元時報）
很不幸，人類一直在互相殘殺。最新FBI統計數據顯示，雖然我們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實施了廣泛的隔離措施，但去年美國的兇殺率，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成長着，上升了29.4%。現在的兇殺案比90年代初期的高峰要來的少，自60年代聯邦政府開始追蹤記錄以來，兇殺案的年增幅度，都沒有像2020年這樣大。
根據FBI的公佈資料，《華盛頓郵報》報導落下了警告標題：「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數據顯示，2020年兇殺案飆升近30%，而這增加的殺人犯罪是由槍支所造成的」。
喔，真的嗎？在我看來，兇殺犯罪不會是因為槍支、刀械、弓箭，或是你所能想到的任何其它武器所造成的。兇殺案的發生，是因為有人決定對另一個人進行致命的攻擊。是的，槍支雖然通常是首選的武器，但導致死亡的卻是施暴者。
這雖然看起來是一種對語言文字的挑剔，但對於以寫作為生的人來說，文字確實很重要；用字精準，也很重要。尤其在討論最嚴重的犯罪問題：殺人。
當媒體們不再使用和犯罪有關的字眼作報導時，這讓我感到不安。專欄作家妮可‧格林納斯（Nicole Gelinas）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指出，《紐約時報》經常偏好用「遭流彈波及」來描述被殺害的原因；另外，兇殺犯罪也常被報導成是出於「糟糕的搶案」所導致。
「隨着暴力犯罪的激增，這樣的用字遣詞在新聞報導中無處不在」，格林納斯寫道，「這叫不精確的怠惰，也幫真兇赦免了責任。」
多家媒體在報導上，都追隨着這種扭曲文字的趨勢，將飆升的謀殺率，歸咎於無生命的物體（例如流彈），或其它一些相對較輕微的犯罪（例如搶劫）。
為什麼記者不能將犯下兇殺的施暴者，強調是主要原因？難道他們只是懶得問警察，是否嫌疑犯是前配偶、憤怒的隔壁鄰居，還是隨機的陌生人？還是因為在芝加哥、紐約、亞特蘭大或洛杉磯等幫派猖獗的內城區（inner cities），所發生的諸多謀殺案中，新聞媒體都因害怕被稱為「種族主義者」，而不願提及幫派關係？因為，他們會辯解說，當你看到一起涉嫌幫派犯下的兇殺案時，首先想到的一定不會是白人幹的。
當然，這可能是真的，但這種對語言使用的含糊不清，讓人感覺好像是，記者故意遺漏相關事實，以免被貼上偏執的標籤。然而，記者的工作，應該呈現所有可以被挖掘到的細節。真相有時雖令人痛心，但它依舊是真相。
以下是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實：
•美國大約有33,000個暴力街頭幫派，主要由白人、黑人、西班牙裔和亞裔領導。
•幫派地盤爭奪戰，通常是隨機的槍戰，每年都有數千人因此受傷和死亡，其中也包括了兒童。
•弱勢族裔社區，通常有更多的警察出現，因為這些地區的犯罪率最高。
•跨種族的兇殺案，其實很少見。黑人最常奪走其他黑人的生命，而白人最常謀殺其他白人。
•根據身兼數職的律師、犯罪統計者和作家的希瑟‧麥克唐納德（Heather Mac Donald）的說法，一名警察被黑人男性殺害的可能性，高於一名警察將手無寸鐵的黑人男性殺害約18.5倍。
媒體對其形象的擔憂，以及未能使用精準的語言報導，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當然，對為保護孩子安全，住在內城的母親無益；對將槍支上鎖的合法擁槍者無益；對敏銳地意識到當地犯罪熱點、並支持將罪犯繩之以法的執法部門，更沒有好處。
那麼，為什麼不是把重點放在讓犯罪者在街頭消失呢？
總之，在我們針對問題的「根本原因」進行全面而誠實的對話之前，「兇殺犯罪」，其實無法獲得真正地解決。我們，做得到嗎？
作者簡介：
黛安‧戴蒙德（Diane Dimond）是一位作家和調查記者。
原文：The Media Soft-Pedals the Root Cause of Murder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