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證券交易所前的華爾街街牌
1988年年初,春寒料峭時節,已經搞了9年經濟改革開放的北京,迎來了紐約股票交易所董事長帶領的四十人華爾街代表團,接待單位是人民銀行(後來改制為中央銀行)。那時還囊中羞澀的人民銀行沒有安排經費為代表團聘請專業翻譯,於是已經成立了七年的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的學生們就成為免費的人力資源。華爾街大佬們接觸到這批金融專業研究生,雖然都還沒有見過世面,但是已經學習過關於股票的知識,令他們驚喜:在這塊物資匱乏、封閉落後的土地上已經開始滋生他們可以來開發的土壤了!
發生於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慘案之後西方對中共的制裁,幾乎沒有拖延華爾街進入中國的步伐。早在1992年美國友邦保險公司就獲准在上海開設分公司,成為華爾街第一家進入中國市場的金融機構。同年,瀋陽金杯汽車公司組建了華晨汽車在美國上市,開始了眾多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的過程。至今年五月份已有248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市值大約2.1萬億美元。
華爾街與中共各取所需
據一些早年進入摩根斯坦利工作的國人介紹,華爾街對中國充滿強烈的興趣,原因是世界上的新興市場(這個概念幾乎等同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只有中國才有足夠大數量和體量的公司與資產滿足華爾街的胃口。這是一個深刻的洞察。華爾街的這一需求支持着直到現在對中國市場的投資意志。
華爾街是美國社會在一整個世紀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的管理人,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來之後現代金融體系的核心圈子。世界財富日益積累到高端人群手上,也就日益需要一個龐大的資產市場可供華爾街使用這些財富牟利。而最具開拓性或者說最貪婪的華爾街投資銀行也對於把大型中國企業推薦到美國上市這樣的利潤豐厚的大規模業務垂涎欲滴。
中共出於尋求政權合法性的需要,以及中共領導人尋求滿足私慾的需要,在擺脫了財政困境之後,也急需與國際高端圈子聯姻,因此中共規定進入中國經營的外資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必須足夠大。尤其是在1989年因為鎮壓學生運動受到國際制裁之後,更加需要華爾街來站台。
因此,華爾街與中共可謂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因此,華爾街的投資唯利益是瞻,把對中共的政權正義性的考量排除在外,也就絲毫不奇怪了。
一個向左轉的中共還是華爾街的夥伴嗎?
過去三十年來華爾街與中共可謂相得益彰,前者獲得巨大的利益與市場拓展利益,後者因金錢帝國的加盟而獲得經濟膨脹所需的資金,因此發展成為世界上體量第二的超級經濟體。
與之相伴的,是美國的製造業迅速衰落、中共治下人權災難不斷、社會貧富差距急劇增大、社會風氣大幅度墮落。只不過,這些極端的現象和事件都沒有阻止與狼共舞的華爾街。
直到川普入主白宮,開始振興美國的製造業,並把中共與華爾街交易中對美國的不公平、不對等展示天下,一切開始發生變化。
華爾街並沒有能阻止川普為了爭取與中共的條件對等的經貿合作關係而發動的貿易戰。但是在貿易戰期間習近平與川普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爭取到了進一步開放金融的條件,而三年下來,中共的確對華爾街開了大門:他們終於可以在中共成立自己全資擁有的證券公司與資產管理公司了。
但是中共卻因為內部鬥爭、因為最高當局的選擇而日益向左轉,不但從去年年末開始對一批上市公司展開行政性打擊,而且在輿論上攻擊國際資本。
尤其是7月份的一系列行政行動,導致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大跌,據統計僅僅四家最大的獨角獸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跌去了1萬億美元。不僅這些上市公司遭受巨大損失,而且華爾街和美國公眾投資者也都遭受損失。
問題是這些事情的發生至今並沒有透明的、令公眾信任的理由,更談不上可以預見的前景。
在這樣的形勢下,華爾街許多公司減持甚至清空中概股,視之為畏途。
當然也有一些公司目前似乎獲得一定的好處。去年年底高盛已經獲准在中國全資擁有其子公司,今年8月摩根大通獲准擁有全資的證券公司,貝萊德(Blackrock)已經開始運作全資的基金管理公司。
摩根大通顯然受到7月份中概股災難的影響,其全球研究主管在接受CNBC的採訪時表示中國股票現在太危險,應該投資中國債券,似乎對中共依然有一定信心。
高盛在7月末下調中概股的投資評級,但是依然看好A股,令人推測高盛認為中共將繼續打擊海外的中概股,但是認為中共的經濟和政策將繼續有利於中國國內的A股市場,而且這樣的A股市場依然值得投資。
最樂觀的是貝萊德。8月中旬貝萊德向客戶建議對中國資產倉位提高兩至三倍。
基金管理人凱爾‧巴斯表示不能理解這樣的樂觀看法。
這三家機構都是華爾街頭部的頭部。高盛是全球最大的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是全球最大的金融綜合服務寡頭,貝萊德是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他們所代表的資本規模需要中國這樣規模的市場,這是他們傾向於樂觀看待中國市場的主要原因。如果沒有這麼大規模的市場供他們施展,這些寡頭的業務規模要麼受局限,要麼其利潤空間十分狹小。
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一定認為他們能搞定中共,即便中共政治發生動盪,他們也能夠跟中共勾兌以自保。
華爾街真的能夠自保嗎?
外界難以知道華爾街與中共勾兌的詳情。2013年媒體披露的華爾街投行僱用中共高層官員的子女以獲得重要業務是普遍的行業潛規則。這些做法有可能被美國司法機構調查並且確認這些投行違反了《反海外腐敗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
法律約束着華爾街投行不能過分用賄賂搞定中共領導人或有關高層官員。看一看落馬的腐敗分子的胃口,就知道華爾街投行一定會因為滿足中共官員的私慾而面臨美國法律的制裁。
但是,華爾街跟中共可能有一項對中共極有價值的交換:這就是助推人民幣國際化。中共要擺脫對美國和美元的依賴,真正成為世界霸權,一定要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同時,華爾街在中國賺取的巨額利潤很難換成美元匯出中國。而人民幣國際化至少將部分解決這個難題。人民幣國際化以後,許多利潤將不再需要轉換成美元,可以長期保存為人民幣資產。因為假如真能實現國際化,人民幣就是硬通貨了。實際上國際資本已經在為中共做這件事了,在所有中央銀行還只有1個多百分點保存在人民幣資產的同時,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在大幅增持人民幣資產。
助推人民幣國際化必然削弱美元地位,損害美國利益。
其結果,華爾街最終必將臣服於中共,然後,必將亡於中共。因為共產黨不會跟任何人平起平坐。這個問題我們在後面將再次討論。
索羅斯能代表華爾街嗎?
索羅斯早已是習近平多年來的批評者,最近更屢次大罵習近平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據彭博社報導,索羅斯旗下投資公司在3月份買入Archegos因為崩盤拋售的中概股,在第二個季度接着大跌,導致索羅斯虧損,並且全部出清了搶進的股票。其實投資金額對索羅斯來說並不算大,從報導中索羅斯第二季度拋售的中概股(在Archegos崩盤之前他並不擁有這些股票)估計也就不到兩億美元的損失。但是本以為撿到出血貨卻變成被出血,這樣的體驗也許令曾經四處狙擊主權貨幣的金融巨鱷難以忍受,所以本來的習近平批評者陡然將抨擊的聲音提升了八度。
不過,當索羅斯於2019年在達沃斯論壇表示「川普和習近平下台能讓中美建立起更大的合作關係」的時候,人們已經了解到他的本意了。現在他的目的是要習近平下台。只要習近平下台,華爾街可以與中共繼續過去的蜜月,而中國人民是否享有人權與自由,不是索羅斯考慮的,這一點他與其他華爾街大佬沒有兩樣,不同的是,後者並沒有借用「開放社會」這樣的政治詞彙。
還不能不提到的是,2010年索羅斯曾經大讚中共是比美國運轉更加高效的政府,也對鄧小平屢屢讚美。
由此人們也了解了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的定義:擁抱全球化,不一定非得是民主自由的社會,共產專制也是可以的,就像索羅斯讚許的習近平之前的中共社會。現在反對習近平,卻不提中共意識形態,只針對習近平個人的權力,這一點其實索羅斯前後一致,並沒有改變。
幾天前,8月30日貝萊德在中國發行第一隻總額為66億人民幣的投資基金,被華爾街視為投資中國的里程碑。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雖然貝萊德至今仍然是第一個有此金融牌照的美國公司,但是,其它幾家應該會跟進。
9月8日,索羅斯公開批評貝萊德的行為,認為其將會給客戶帶來損失。他也認為貝萊德現在這樣做是不正當的,因為「美國和中國正處於專制和民主這兩種治理制度之間的生死之爭中」。
華爾街其他大佬們當然看得清楚索羅斯反對的是什麼,他們也不會喜歡中共現在如此收緊企業經商和個人言論的自由度,但是他們更願意抓住中共拋出的機會,這是華爾街求了三十年才得到的東西。
我估計索羅斯並非真正反對貝萊德們的做法,他怎麼能不理解華爾街呢?但是目前他的首要的任務可能是要打倒習近平,即便波及到華爾街同行,也並不會真正影響什麼。大佬們應該會頗有默契的。
華爾街能與中共白頭到老嗎?
華爾街和中共都不會永存,前蘇聯的坍塌已經預言了後者的命運。他們怎麼可能白頭到老呢?
向極左轉向是習近平和中共為了自保採取的策略,除非習近平完全拋棄中共,目前的進程還會持續。但是這一條路上沒有新鮮事,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能透視不久的未來會發生什麼。
隨着大中小民營企業逐漸失去其賴以生存的自由經營空間,民資最終會讓位於國資。現在習近平已經宣佈成立北京股票交易所,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但是,中共最近的一系列措施對中小企業的經營都是致命的。中國的小企業一向打法律的擦邊球、其盈利一般都得建築在職工超時勞動的基礎上。我這麼說並沒有鄙薄中國的企業家們的意思,只是想說明一個眾所周知的現象。在激烈的競爭與高額的稅收壓力下,小企業如果給職工做足福利、開一份讓職工能夠過好生活的工資,並且不搞996(早9點上班、晚9點下班、一周工作6天),幾乎是自毀。「寬鬆的環境」意味着不要太管企業的這些擦邊球行為,鼓勵其發展。但是隨着私營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一批互聯網企業做大了,中共為了平息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矛盾,收緊了環境。例如強制企業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金,宣佈996違法,是幾乎所有小企業不能承受之重。大的民營企業則面臨政策轉向的問題以及次國民待遇的問題、社會交易成本的問題,例如房地產企業遇到的房價被限死、既不能漲、也不能跌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自由買賣房子的市場了(本文不探討此項政策的正當性)。沒有市場,等於回到計劃經濟的框架里,可以預見民營企業可能會一批一批死掉。民資大企業最新面臨的是「共同富裕」的口號下「強制性」自願捐贈公益的問題。
並非只有房地產失去了自由市場空間,更多的行業已經或者即將受到行政管控,例如醫療行業和教育產業。中共搞的集中採購大大地壓縮了價格,看起來是因為藥品和醫療器械價格過高,要解決百姓看病難的問題,其實是中共把醫保應該負擔的成本推給了企業,極大地壓縮了醫藥企業的盈利空間,其結果將是導致這些企業無力研發新藥,掙扎在生存線上。
教育去產業化本身沒有錯,但是搞垮一系列教培機構的做法和結果,昭示着所有民營企業都將為中共自身的決策和管理問題買單。教育產業化本身是中共造成的大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過程,卻百分之百都是民資買單,極其不公平。
民營企業在這樣的威壓下將難以為繼,勢必一個接一個倒下。剩下的國有企業必然回到過去全面虧損的局面,這是所有失敗的社會主義範例已經屢次證明了的。
中共的治理模式特點是大量的耗費資財,除了要投入更多來創作一個單位的GDP之外,為維持政權運轉、並且為政權獲取一點合法化的光環,都是巨大的成本才可以獲取。但是中共為了生存毫不吝惜中國的任何資源,無論民資、國資還是外資。
當財源耗盡之際,就輪到華爾街為這段關係犧牲自我、成全中共的苟延殘喘了。所以華爾街在中共國的好運不會長久。我不排除現在貝萊德在中國獲利豐厚的可能性,但是這樣的利益是危險的,其使命只是為了網羅更多的資本進去。
歷史是輪迴的。中共在1949年沒收了一切私人和外國資財,拒絕支付所有歷史外債。一切都會重演的。這應該值得華爾街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