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臭名昭著的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英國的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和美國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發誓說，自己將通過加大政府干預的力度來幫助「窮人」，這是為了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並和「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作鬥爭。
他們想要傳達的信息是，窮人既純潔無瑕，又永遠無助。窮人是一個殘酷腐朽制度下難逃一劫的受苦受難者，這個制度永遠陷其於悲慘的境地，只有賢人（你最喜歡的政治家的名字）才能拯救其脫離這種水深火熱的命運。
當然，你可以把這種敘事解釋為純粹的選舉實用主義。對政客來說，不幸而高貴的受害者遭受邪惡的資本家壓迫的故事，有着不可否認的好處。他把自己偽裝成穿着閃亮盔甲登場的勇敢騎士，向邪惡的為富不仁者發起挑戰，以拯救落難的少女並減輕她的痛苦。
然而，如果這整個敘事都只是擺擺姿態，那麼貫穿他政治生涯的漫長歲月，這位政客就要成天戴着這樣一個相當沉重的人格面具。在這份職業中，從公開的政治對手到本黨黨內所謂的同盟人物，人人都隨時準備在你表現出軟弱的第一個跡象時，對你毫不客氣地發起猛攻。
所以，必須有更多的東西。也許他們只是擔心窮人。可光有這些，還不足以讓窮人真正得到改善和擺脫貧困。想想像桑德斯和查韋斯這樣的人；從表面上，他們對不幸的人展現出了同理心，這種關心是誠心誠意的。他們聽起來不像那些照本宣科的虛偽官僚。當喬·拜登說他關心窮人時，你知道那是假的。當桑德斯這麼說的時候，嗯，簡單地把這個傢伙拋到一邊可並不容易。
類似的事情正在墨西哥發生。我們的現任總統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就是這種類型的政治家。當他說自己關心窮人時，他確實能做到心靈相通，他能夠以1982年以來最高的得票率（53％）贏得2018年大選，不是無緣無故的。他乘坐客機時從不坐頭等艙，在路邊找便宜餐車吃飯，幾乎每天都和「菲菲斯」（」fifís」，俚語，指富裕和文雅的人）進行舌戰，他認定這些人是他政權的主要敵人。
然而，同理心並不保證什麼，因為感受別人的痛苦，和幫助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你可以寫一千篇演講，發一千遍誓言，但如果你的計劃是基於中央集權和政府干預，這種同理心就會變得空洞。
在大約19個月的時間裏，奧夫拉多爾極大地擴張了總統的權力，幾乎完全控制了立法和司法部門；癱瘓了能源工業的現代化；在幾乎沒有技術支持的情況下，啟動了三個主要的基礎設施項目（一個機場、一家精煉廠和一列將穿越叢林的火車）；取消了已施工過半的墨西哥城新機場；實現了公共醫療保健的集權化，同時削弱了各州以及聯邦政府內部的制衡體系。
他還計劃解散數十個自治實體，不是因為他討厭官僚主義，而是因為他不喜歡分享權力。與此同時，該國自2019年以來一直處於衰退之中，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仍然保持着增長。通過滋長不確定性和侵蝕國家的應急基金，奧夫拉多爾基本上把墨西哥經濟推上了幾十年來最深重危機的絕路，而這還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之前。窮人將受到最大的傷害。
但他關心窮人，對吧？
唉，就像我之前所說的那樣，關心和改善是兩回事。奧夫拉多爾說要讓人們擺脫貧困，主要是嘴皮子功夫，但有時他內心真正的盤算也會顯露崢嶸。例如，在5月11日的每日新聞發佈會上，他表示：
「我們需要尋求節衣縮食（…）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鞋子，為什麼還要更多的鞋子呢？如果你已經有了必需的衣服，那就保留那幾件蔽體。如果你可以在上下班時擁有一輛普通的車子代步，那為什麼你還要再去購買奢侈品呢？」
「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鞋子，為什麼還要更多的鞋子呢？」這句話也許適合一個牧師的周日禮拜，但當你把它放在墨西哥當今事態的背景下分析時，你會得到一個更黑暗的認識：貧窮不是一家失敗政府的副產品，而是其志向，是一個特色，而非缺陷。為什麼呢？因為奧夫拉多爾的終局目標是完全控制墨西哥社會，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窮人就將不得不繼續貧窮下去。
幾年前，他最親密的助手之一葉德科爾·波爾文斯基（Yeidckol Polvensky）在一次全國性電視採訪中確實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我引用一下他的原話）：
「我們必須理解的問題是（…）當你讓人們擺脫貧困，使之成為中產階級時（…）他們就會忘掉自己從哪裏來，是誰讓他們離開那裏的。」
就是這樣。
他們關心窮人。他們感受到了窮人的痛苦。但在內心深處，他們並不真的希望那些低收入家庭擺脫貧困。即使他們可能看起來懷有深切的同情心，能充分理解窮人的處境，但這並不足以讓他們放棄手中的控制權。也就是說，這個窮人的拯救者要想繼續掌權，窮人就必須繼續維持貧窮，而他會從應歸咎於他的責任中脫身，因為他對窮人的關心似乎是不摻半分虛假的，足以讓人們給他無限支持。
76年前，哈耶克談論了社會一旦走上奴役之路，（我們當中）最壞的人就將如何登上權力頂端。他是對的。左派的理念和政黨之所以綿延不絕，是因為它們孕育了一類特殊的政治家，比如洛佩斯·奧夫拉多爾，他會由衷地關心民眾，但同樣也會親手斷送民眾更多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