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圖源：視覺中國）
昨天，復旦大學學術規範委員會發佈了調查結果：根據原上海醫科大學1999年1月修訂的《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培養工作細則》，認定張文宏博士學位論文符合當年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附錄綜述部分存在寫作不規範，不影響博士學位論文的科研成果和學術水平，不構成學術不端或學術不當行為。
這一結果不算太意外。早在2010年夏，當時就有人指控歷史學者朱學勤的論文存在剽竊抄襲，如「將間接引用偽裝成直接引用」，但最終復旦調查結果是：承認其論文「在學術規範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但剽竊抄襲的指控不能成立。日前公眾號「學術那些事兒」翻出這一往事，底下最高贊的留言就預言：「大概率張文宏的調查結論也是如此。」
現在的調查結論，緊扣着「符合當年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這一要點，委婉地承認當下的指控並非無故，但二十年後更嚴格的學術規範，不能用以追溯、否定當時的要求，因而指控不能成立。
這樣一個結果，恐怕是能為各方所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既避免捲入紛爭，也堅持了當下更嚴格的規範，更不用追責校方當年存在失誤，只不過是學術規範本身在演進了。
至此，這件事可說已塵埃落定，雖然肯定還有人會繼續追擊，特別是在學術規範上較真。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教授此前力挺張文宏對病毒流行的觀點，但在復旦公佈調查結果之後，他卻對此不滿，認為「某大學顯然是為了支持個人，一位有優點、做過利國利民好事的個人」，質疑「是否支持一個人，就全面改寫學術規範」。
他堅稱，還有更妥當的解決辦法，例如可以在復旦取消張文宏學位的同時，華山醫院、上海衛健委仍保留其全部職務，這樣「不僅保護了個人正確的部分，也告訴所有人，原則仍然是原則，對仍然是對、錯仍然是錯，不因為個人而改變」。
不少人對饒毅的觀點感到震驚，認為他這是「糊塗了」，但他可能只是比普通人更看重學術規範本身，對他來說，那是神聖的律法，不可以為任何一個人而有所扭曲。因為就像西諺所言，「令人同情的案由製造惡法」——如果為了特定某個人的處境而予以救濟，那就勢必會扭曲原則本身。
像他這樣堅定的信念，想必也不在乎被人說「糊塗」或「被利用」，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一個泛政治化的公共空間裏，即便你是嚴格的「對事不對人」，但仍會產生政治化的後果，最終在實際上偏離了自己原定捍衛學術規範的出發點，那成了一個難以在現實中落地的理想。
很多人在復旦公佈結果後，都歡呼這是勝利，然而這其實並非結束，指控者也未必就真的失敗了——他們的指控儘管沒有成立，但卻仍然起到了一種寒蟬效應，讓公眾人物明白，假如自己也說了什麼政治不正確的話，會招來什麼樣的麻煩。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張文宏這樣的勇氣和硬氣，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涉險過關，更不是每個人都無懈可擊。
在此，我所在意的並不是張文宏當年是否抄襲了（這還是留待專業人士判斷的好），而是在這一事件背後所隱含的政治論戰心態：為了批倒搞臭對方，挖空心思地去挖他多年前的黑料，讓他最好萬劫不能復生。
這次張文宏被黑，並不是因為學術規範委員會重查過往時發現的，而是他7月底的「與病毒共存」論激怒了許多人，到8月14日，遂有「大盛說」爆料說張文宏「涉嫌學術造假」——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只是想打倒張文宏本人，還想進而乘勝追擊：「是誰把學術造假的學渣封為學術權威？他們想要幹什麼？」
這乍看是「對事」，其實最終還是「對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正因為「對人」，才想方設法去找到點「事」，以便「在『對事』的幌子下『對人』」。在這背後，可以看出中國政治文化中濃厚的人事鬥爭傳統：任何觀點的論戰都不只是單純理念層面的爭執，而是以「人」為中心的，必欲打倒之而後快。
有時，事件的起因甚至都讓人哭笑不得：日前明星張哲瀚被爆曾去日本靖國神社、乃木神社，在全網的義正言辭之下，他的演藝生涯在24小時內就終結了。但為什麼他兩三年前的舊照會被人刨出來？這不像有些人說的是美國為了阻止中日友好的「一盤大棋」，而只是因為張哲瀚戀愛了，這引起許多粉絲不爽，於是就去挖墳，找他的黑料來報復他。
在此可以看出這種戰術的一個特點：要打擊一個人，最好是去找那些讓己方在道義上立於不敗之地的材料，這樣才能在道德高地上擊潰對手。此時，跟他們說「人無完人，不必苛責」是沒用的，因為他們其實也深知「人無完人」，但其邏輯卻是：「我就不信你還能是渾身上下找不出毛病的完人了，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一定能找出點問題來扳倒你。」
不僅如此，這種「問題」常常有着無限的追溯期。這在歷代都很常見，一個原本如日中天的人物，往往是因為多年前的什麼事被抖摟出來，繼而牽扯出更多的事，最後就此轟然倒塌。
這種「挖墳」的手法或許為人所不齒，似乎只有卑劣者才會如此，但確切地說，在我們的傳統里，「好人」也會這麼幹，因為只要認定自己想要扳倒的是惡人，那麼這些手段就都被視為正當的。正因此，最鍾情於這種手法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正義感爆棚、自視永遠正確的人；一種是哪怕自己不信，但把這作為打擊對手有效手段的偽善者。
在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公私不分」的特點：一個原本公共的議題，似乎總是難以和個人的特質分離。本來，張文宏不管曾經做過什麼，和他的觀點正確與否，沒有什麼必然的關聯，但現實中，你卻隨時可能因為一句話、一件事而遭到追殺。
前些年讀《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一書，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最終揭露這位比利時國王在剛果金殘酷統治真相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我在當時的書評中曾說：
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是：站出來揭露真相的批評者不一定、也沒必要是道德完人。
威廉姆斯身為傳教士，卻在外吹牛說自己拿到過事實上從未獲得的博士學位，甚至在致利奧波德國王的公開信中還假稱自己是上校，不僅如此，他還賴賬、隱瞞未婚妻自己其實在美國已有妻兒；莫雷爾則固執、很少承認錯誤，甚至對非洲人帶有某些種族偏見；至於凱斯門特則是一個隱蔽的同性戀——這在那個時代一旦公開，足以讓他身敗名裂。
很多人（我們中國人尤其容易）傾向於認為，一個人如果自己在道德上都不完美，那就沒有「資格」去批評指責別人。……但在一個公共輿論的時代，一個批評者本身的道德如何並不是重點，重點是他所說的究竟是否事實。
我們只有更多聚焦在「事」而非「人」上，才有望擺脫這些互相甩爛泥巴的把戲，否則這很可能會模糊了真正的輿論焦點，把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其他地方。
我們所有人都可能是有缺陷的，都有可能成為他人攻擊的把柄，但這種攻擊本身卻也是真實的人性之一，在任何社會可能都會出現這樣的人性之惡。要指望每個人都沒有這樣的衝動，可能就像他們指望每個人都是道德完人一樣不現實，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現代機制，能保障人說真話、做真我的權利，免於被「挖墳」的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