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萍的未婚夫真的來了，她裝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 ＊阿波羅新聞網

第四章「革命聖地」的延安

在一般的共產黨員和左傾份子心目中，延安是當時的「革命聖地」，能夠去延安打一個轉，就好像出洋渡過金一樣，即使是一個白痴，我們也得對他敬畏三分。以那個小組長先同志來說，起初已經弄得有些人不服，後來還是他自我吹噓一番，我們才知道他是剛從延安來的，大家也就寂然無聲了。「組織」對於我們每個人都具有一種神秘的控制力量，有許多生龍活虎似的青年，經過兩次組織生活以後，一個個都像綿羊似的馴服了。

我們三男一女謹慎的整理好行裝，懷着沉重的心情踏上旅途，路過南京，正是一片混亂，憤恨而堅毅的人民，擁塞在街道上，他們看着那些大官員的簇新的小轎車上，裝滿了家俱，疾馳而過。又呆呆的對我們注視，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在心裏想：你們這些平日對老百姓力竭聲嘶喊口號的傢伙，現在卻留下我們老百姓，一個個先溜了。

擠呀擠，跨上津浦車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僥倖的。我們四個人在車上也互相做了個鬼臉，「慶幸」一番。南京城的影子漸漸消失了。

我們在每一個小站上都要停一停，讓過軍車，另一列客車上有些二三流的官員我們也要讓。有時在半途上，車行漸緩，三聲警笛，於是全車乘客一鬨而散，伏在田地里驚魂未定，已聽到機聲由遠而近，又掠頂而過，也分不清是日機還是我們自己的飛機。再回到車廂，有人驚叫箱子失落了，有人呼號孩子不見了，然後，汽笛之聲夾着鬧聲、罵聲、哭聲……又把我們載送一程。

皖北的平原比起江南來，這一帶的農村是荒涼貧瘠得多了，時近嚴冬，樹木凋落，風沙蔽空，寒氣襲人，那些衣服襤褸的農婦，迎着霜風，提着一簍簍的食物走過來，她們生得很健康，結實，敦厚可愛，但是等到我們想和她們接近時，她們卻害怕，面無表情，或者立刻避開我們。

老牛車拖了九天，才把我們拖到徐州，由徐州而西安，隴海車又破爛、又骯髒、又混亂，大兵們一批批從華北戰場上退下，沿途以軍人上落為最多，我們沒有買票就上了車，遇到一次查票，不知為什麼他也沒有要我們補購，直到西安，我們跳下車，天剛黎明。西安車站古色古香的、宮殿式的建築，我對它頗為留戀，我們正凝神讚賞，後面的乘客卻把我們推到車站門，收票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伴相互招手，我們就一起混出了。

到了西安，我們也無暇瀏覽西安的街景，立刻叫了人力車，直奔「八路軍辦事處」（八路軍又稱「十八集團軍」）而去。

西安為我國古都之一，城市建築一方面已相當近代化，馬路寬暢，街道整潔；一方面具有北方氣質，莊嚴而樸實，絕大部分的住宅乃至商店都是中國式的房子。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也租的是一幢中國式的住房，大概這幢房子的主人過去還是一個「封建的」書香之家，一進門就是一座屏風，裏面十分寬大，大約總有四十多個工作同志，都穿着掛有「八路」符號的軍服，往來川流不息，似乎十分緊張。開始接見我們的是一位姓劉的女同志，聽說她過去是四方面軍的老幹部，我們作過自我介紹之後，她轉身去到另一個房內，然後再折回來。特別向我親切的招呼了一聲：「×同志，你有很久的鬥爭歷史了。」這時我相信我的「鑑定表」（每個黨員都有一份「鑑定表」）已經早轉到「西安辦事處」了。

她對另一個小鬼又囑咐了一聲：「把這位×同志的行李搬進來，等等再送他到『招待所『去。」

我住到「招待所」以後，滿以為那三個同伴就要搬來，豈知一周以後，還不見他們的蹤跡，我很擔心他們，心裏焦急如焚，卻又不敢到「辦事處」去問劉同志。

第三天我奉令早晨六時集合，立刻離開西安，坐一輛大卡車，全車有二十三人，先抵三原，當日即轉雲陽。

三原距西安九十華里，雲陽是三原的一個小鎮，距三原約十里左右，有八路軍的留守處，內戰時期是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部」，在當地的土共幹部中，當時還傳說着過去彭德懷與丁玲之間的艷事，有一個時期，有些幹部已經準備借題熱鬧一番，老彭卻來了個「闢謠」。不久他又說，革命不勝利，他是不結婚的。

雲陽也有一個「招待所」，但是這時已經滿得無可容納了，我們這天晚上就決定暫時和青訓班的同學住在一起，青訓班一部分同學也沒有固定宿舍，我們佔用了兩大間民間住屋，男女同志混住在一起，這天晚上，我開始和一個女同志小盧做了「朋友」。

「同志，這是我的被，你睡在我這兒。」我聽到一陣清脆而柔和的聲音，抬過頭來，一看正是她。我臉上泛起紅暈，她走過來，像母親牽着自己孩子似的，把我一手拉過去，她的大膽和我的拘謹，我不覺慚愧笑起我自己來。

我們和被而臥，燈熄了，才開始互通姓名。

第三天，我熱情的招呼她，她兩眼向上一翻，愛理不理的問我：

「×同志，有什麼事嗎？」

我眼前頓覺一片昏黑，低着頭走開了。

從西安到延安，有八百里的路程，日行百里，八日可達，普通約行十日左右。我遵從同伴的勸告，買了兩雙草鞋，一雙穿上，另一雙帶在身邊。我背負的行李，在途中走一段放棄一部分，從五十斤減到二十斤，最後只提一個不足十斤的小包裹了。陝北山地北行愈登愈高，爬過一層山，又是一層山，山巒起伏，重重疊疊，奇偉雄觀。站在一個高山頂上，極目望去，長空萬里，一個人站在這裏實在覺得自己太渺小了。一個一個山頭連結着，公路圍山而上，看來像一個個螺旋盤。

我們所走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難得遇到平坦的路，也難得見到有一兩處樹木的地方。第二天我腳上就起了七八個水泡，第三天水泡破了，別的同伴也是一樣，可是，誰肯認輸呢，大家硬着頭皮繼續走。那時正是嚴冬季節，西北風迎面吹來，我們把頭緊緊縮在頸內，惟有拼命走路才能禦寒。路上常常數十里不見人煙，到一個比較大的村落，我們就自己做飯或休息，有一天我們全日沒有見到一處人家，水也沒有飲的，餓的時候，我們就拿起身邊的大餅吞下去。這生活是夠苦了，當時似乎有一股精神力量，所以總覺得並不十分苦，對延安的憧憬嚮往，神秘的幻想，和新鮮、刺激的生活，都把我們這些年輕人的精神振作和支配着。有時雖然也常常碰到不快，總極力往好的方面去尋找解釋，自我安慰和繼續把自己陶醉在夢鄉中。比如，在陝北山區步行中，我們除了物質上挨苦和疲憊以外，隨時還要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一般的陝北老百姓都知道我們這些外省的年輕人是前往延安的，他們十分敵視我們，賣的東西，把價錢都故意提得很高，有時乾脆就不理睬我們，晚上借宿，跟他們好好商量不可理喻時，十之八九是要靠威脅解決問題的。有時我們會勾起一堆疑問：我們的黨不是說代表工農大眾嗎？老百姓為什麼會敵視我們呢？黨不是說，陝北的人民如何把共產黨當作親人嗎？但是很快的我們又自己回答自己，覺得這些都是由於老百姓的落後不「覺悟」所致，找到這個解釋之後，自己又覺得滿足了。不過一般說來，黨在陝北地區，「威」卻是用足了的，許多過去遭受中共革命理想荼毒過的人民，如果我們面孔一沉，他們也就再不敢和我們刁難了。

延安是一個群山環抱的小城，南北直徑約一里，東門外面臨延河，城外的窯洞一層層地排列在山腰間，或是在非常峭陡的懸崖上，每個洞都有一個弓形門，每個弓形門又以一道扶壁互相隔開，洞前有寬闊的層道，人馬可以來回通行。這個小城市在共軍進駐前僅有一萬多人口，最盛時代有五六萬人。日機轟炸後，城內機關全都遷出郊外，商業亦轉移至南門外新市場。

我是扶着病體前往延安的，加之因為興奮過度，病也就更加劇了。到達以後，我們同行的人，都作鳥獸散，各人找到自己有關的部分去。我也直接持件找到中央組織部，一個姓魏的同志接過我的證件，再看看我的病容，極不高興，很不耐煩的對我說：

「高同志（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科副科長）正在開會，沒有空見你，明天再來。」

「同志，我病了，我可以在這裏等等他，而且，我剛到延安，也沒有別處好去。」我說。

「不行，這裏是中央組織部，要等，你先到招待所（指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去，回頭高同志再通知你談話。」

我無可奈何，只好遵命先到招待所，招待所的主任是一位五十來歲的安徽人，名字可惜我已記不起了，據說他在政府的監獄住了十幾年，一出獄就舉家來到延安，他倒是個老實人和好好先生，我把來由說出後，他顯得有些為難的樣子。

「照規定必須由中央組織部直接介紹我們才能收你，不過，同志，」他說：「看你病得很重了，你就先歇歇吧。」

隨後他又問我要不要吃些什麼，又吩咐管理員替我預備開水，在旅途的勞頓以後和重病之下，雖然一點點關心和照應，也使我感到分外的溫暖。

感謝這位招待所主任的熱心，第二天他於取得中央組織部的同意後，把我先送到邊區醫院去。

邊區醫院除「組織上」送來的病人外，是不收其它病人的，有人因為沒有正式經過組織介紹，醫院當局拒絕收留，在門外就死掉了。進院以後，應該先經政治指導員審查過，然後才由醫生分配你的坑位。每個窯洞有一個大坑，三五個病人住在一起。全院只有一個外科兼內科的醫生，這個醫生，原是過去國軍中一個被俘的軍醫，臉上有些浮腫，一見到我們，總是對我們笑，也看不出他笑的什麼意思。醫院的行政幹部和病人罵他，他也是報以一笑。

院中有十來個女看護，全部都是四川人，過去都是四方面軍裹脅而來的，加上院長、主任、政治指導員、管理員、醫生、勤務員、馬夫、伙夫、警衛班等等，職員要比病人多一倍以上。這中間只有那個醫生算是懂得一點醫學常識。醫藥設備根本說不上，比較嚴重一點的病或者急症，醫生只好束手。

醫院的伙食比其它機關要好一點，但也要按照在黨的地位分成等級，有些病人即使病好了，還多半不肯出院，至少他們覺得這裏的待遇比起他們原來的部分要舒服得多了。

醫院中，有過一次緊張的事情：

在另一個窯洞中，有個老病人，因為他年紀比我們都大，加上聽他自我介紹過他的一段革命歷史，所以我們大家都很尊敬他。聽他說：他是最初與王明（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等人同去蘇聯的，回國不久，就被政府逮捕，一直坐了十幾年的牢，直到抗戰開始，才在「釋放政治犯」聲中被釋來延，但是他這時已經是肺病二期了。除此之外，他還告訴過我們一些在蘇聯的故事，在政府獄中受刑和獄中鬥爭的故事，別的就沒有再說什麼了。有一天夜裏，我們醫院裏突然緊張起來，窯洞內外也增加了不少的武裝同志，我們一個個走下坑來探頭張望，又被趕回自己的坑位上去。

「不得了，那個癆病鬼張抱平，原來是個托派。」在寧靜以後，一個女看護慌張的走過來對我們說。本來這個女看護也一向敬重的稱「張抱平」為「張同志」的，這時已改口稱他為「癆病鬼」了。

張抱平已經被抓去了，這時全院的同志都在罵他，都在從張抱平的平日談話中，竭力尋找可疑的地方，好像個個都願意挺身作證似的，但是又說不出所以然來。大家把張抱平痛罵一陣以後，就各自呼呼入睡了。

在中共組織部，接見我的高同志問我：

「你對於工作有什麼意見嗎？」

「我希望，黨能送我到蘇聯學習去。」我說。這個念頭在我心中很久了。在上海，我就看過許多書刊和聽過許多故事，是關於蘇聯如何進步，人民的生活如何幸福美滿等等。所以我早就立定兩個心願，第一個要去延安，第二個要去一趟蘇聯。現在延安總算到過了，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特別留戀的。剩下的就是另一個到蘇聯的心願了。於是，當黨問我的工作意見時，我的「到蘇聯去」就脫口而出了。

「這是絕不可能的，同志，」他冷笑了一會對我說：「現在正是國內的革命高潮，在蘇聯的同志還要趕着回來。」

我沒有說什麼，我們相對沉默了片刻。

「那麼，你還有別的意見嗎？」

蘇聯夢既已落空，我的虛榮心在追求別的方面的滿足。我回答說：「我希望做點上層工作。」

他大笑起來，似乎在故意作弄我。

「哈哈，上層工作，你要做防空哨，還是要拿鋤頭到山頂上墾荒去？這些都是上層工作呀！」

我慚愧得把頭低沉下來，他愈笑，我愈是覺得無地自容。

「我告訴你。」他突然嚴肅的對我說：「我問你的工作意見，這不過是對你的黨性的一個考驗，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當黨問他的工作意見的時候，他只應該回答，跟從黨的決定，聽從組織的分配。黨要你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沒有半句還價的……。」

他滔滔不絕的說下去，愈來愈像訓話的口吻了。

「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材料做成的。『布爾雪維克應該到一切最困難、最艱苦、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一個共產黨員，在入黨以後，就像木料一樣的交給黨，黨今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黨明天需要把這塊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當黨需要建築大廈的時候，你也可能變成棟樑，但是，如果黨需要造一個馬桶，那麼你也得嘗嘗臭氣……。好了，沒有什麼話了，你先回去，黨決定了你工作的時候，再通知你。」

延安的統治者，到處為「托派」的影子自相驚擾，究競托派是怎麼的？主張些什麼？絕大多數的幹部根本摸不清楚。我們所見的反托派的文章，也只是罵街式的口吻。據說「托派」往往又是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現的，所以一方面「托派」的影子這麼恐怖，一方面他跟我們之間的具體的形象、觀念又非常模糊不清。而且又據說，「左傾」的機會主義是「托派」，「右傾」的機會主義也是「托派」，反正，一切的罪名都好像與「托派」有關似的，以後，「托派」的字樣也不准用，只能稱為「托匪漢奸」了。

有一次我在邊區合作社餐室吃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一個邊區劇團的女演員林萍，她在延安已經住了一年多，抗大二期畢業，活潑美麗，熱情可愛，時時流露着天真的微笑，在邊區認識女同志，沒有人不感到興趣的，第二天我就去看她，她單獨住了一個小房間，房內收拾得很整潔，她待人也頗富有人情味，態度溫和，心地善良，她雖然沒有特別的好東西款待客人，但是能夠給客人一種說不出的精神上的愉快，親切而誠懇。她站在你面前，又令你有一種高貴之感。

「聽說你常去看邊區劇團的林萍，是嗎？」招待所的總支部書記笑着對我說。

「是的。」我坦白地說。

「她是有政治問題的，你知道嗎？她有托派嫌疑。她對你說過些甚麼？她對你談過政治問題嗎？」

「書記同志，我看她人倒是挺好的，我們還從沒有淡過政治問題，她也沒有說過一句對黨不滿的話。」

「你還知道她別的情形嗎？」

「不多，我只聽說她的未婚夫快來了。」

「這個女人好狡滑，好吧，你眼她多接近也好，不過她說些什麼，你要隨時告訴我。不要中了『美人計『，為女人把你迷昏了。」

他笑笑，揚一揚手就去了。

我還照樣常去看林萍，如果現在突然不去，組織上反而要懷疑我了。

這天，林萍的未婚夫真的來了，她裝扮得更漂亮了，跳跳蹦蹦，只顧在忙着佈置房屋，看到我，她羞答答微笑的點了點頭，然後又向他的未婚夫看了一眼。半響，她才說：

「老×，來得好，今大在這裏一起吃飯，我請客。」

「真的嗎？那我卻之不恭了。」

「啊，我真糊塗，我忘了為你們介紹，這位就是楊明同志。」

我連忙接上去：「就是你的——」，「楊明」這個名字我已經聽得很熟悉了。

「小鬼，不准你瞎說。」

楊明一直在旁邊冷冷的看着我，笑得很勉強，表情十分不自然，局促不安。我想，糟糕。他為什麼這樣不高興呢？是不是他因為林萍和我太親熱了？

我和楊明又連續見過兩三次，他也知道我是一個可靠的同志，這天，我們在陝北公學碰到，他拉我在山邊坐下，開始交談。

「你了解林萍的情形嗎？」

「我當然沒有你了解得多。」我說。

「你們不是很接近嗎？」

「不要開玩笑了，她是你的未婚妻。」

「不！」他把臉一沉，搖搖頭，像似很憤怒，又像似很傷感似的，然後又低下頭：「不，她已經有政治問題了，我和她從小同鄉又是同學，我們在十年前就訂婚了，我也很愛她，我們過去又在一起做過革命工作，這次我很快樂的要求黨把我調來延安，以為我們就可以結婚了，豈知一到延安，組織上就告訴我她是一個托派，後來又說是國民黨特務，要我了解了解她，找出她的反動證據。你想，這是多麼痛苦的事。」

「那麼，你找到沒有呢？」我迫切地問。

「活見鬼，什麼證據，她懂得什麼，還是那麼一個天真的孩子似的，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了解她，了解什麼呢？你能否幫幫我的忙，她究竟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沒有？」

「我也看不出什麼道理，不過，你的心神也應該定定，如果她真的沒有什麼，真金不怕火，組織上也不會冤枉她的。」我支吾的說。

「難道真的不可能冤枉她嗎？」

我沒有答話，我們相對沉默了好半天。他想想覺得這句話說得有點「欠妥」，又自己回答了：「即使冤枉一兩個同志，這也是免不了的，黨不能讓一個反動份子混進組織，破壞革命，自然需要高度的警覺，需要嚴密，所謂『以防萬一』，為了在一萬個同志中防備一個反革命份子，自然也可能冤枉一些好同志，但，這是為了革命。也沒有什麼。否則放鬆一個，革命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了。」

這一次談話以後，我就永沒有再見過楊明，林萍也聽說被調了工作。

延安是沒有春天的，直到農曆二月間了，悽厲的西北風還在終日呼嘯，銀色的山頭上，雪還沒有溶化。延河的水面上，還浮着厚厚一層冰。迎着風，扛着柴，抬着石頭，鋤着荒地，年輕人過着日以繼夜的刻板生活，沒有波浪，沒有情調，沒有歡樂，沒有趣味，晚上再圍着豆油燈開小組會，這些年輕人是可愛的、誠實的，在這個春天的季節，他們卻忘記了春天。

延安一般的幹部，每天是七分錢的菜錢，部隊只有五分錢，開飯的時候，十個人一組，共一小碗菜，一個冬天間，要連吃幾個月的紅蘿蔔。一個夏天，要連吃幾個月的南瓜。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團級以上，有中灶可吃，每人一菜一湯。再上部長師長，有小灶，兩菜一湯。政治局和毛主席一類人物，則有四菜一湯。階級是被嚴格的劃分着。

「有的同志提出，共產黨既然要消滅階級，為什麼我們這裏又要劃分成許多等級呢？但是，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個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我們可以告訴他，主席同志，這是黨的命令……。」艾思奇有一次在抗大對學生這麼說。

高同志把我叫到中央組織部去。

「這是陳雲同志。」他把我介紹後就走開了。

陳雲當時看上去約四十多歲，穿着整潔的一套斜紋布軍服，歪靠在背椅上，很不在意的向我點點頭，他生得又瘦又小，像個猴子，兩目炯炯有光，很精幹的樣子，台上堆滿了文件，正在批閱，我站在一旁等了約有五分鐘，他帶着濃重的蘇南土音問我：

「啊，你就是××同志。」

「是的，陳部長。」陳雲當時是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中共主要的領導人物之一，共產黨人一向總說是不拘形式，但由於他表現得那麼威嚴，我不由得也拘謹起來。

陳雲繼即翻閱關於我的文件，他選出兩個問題問我：

「你在鎮江工作過的那個圖書館，既然是有陳果夫支持的，他們難道沒有要你參加過國民黨嗎？」

「從沒有，我年齡也太輕，他們似乎也沒有怎樣注意過我。」以下我就大大的罵了一頓國民黨的人都是糊塗蛋：「在國民黨人中間，誰注意過這些事？花錢辦了事業讓我們活動，他們完全被蒙在鼓裏，甚至在我被捕以前，還沒有跟我談過思想問題呢。」

他滿意地笑了。

「那麼，你在被捕和出獄的時候，寫過悔過書嗎？」

「沒有，關於這點我在自傳中已經說過了，那時他們寫了幾個問題要我書面答覆，我抄了幾段『唯生論』和『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他們以為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左傾青年，一定已經受到感化了。加上我對他們從沒有承認過任何一件活動，他們也沒有再要我悔什麼過，就叫我交保釋放了。」

然後他又遲疑了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