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河南省駐馬店地區。在一次猝然降臨的特大暴雨中，包括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在內的兩座大型水庫、兩座中型水庫、數十座小型水庫、兩個滯洪區在短短數小時間相繼垮壩潰決。死亡人數，超過2.6萬(《中國歷史大洪水》，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據稱後披露數據死亡人數10倍於此——編注】)。由一場特大暴雨而引發整整一個水庫群的大規模潰決——無論是垮垻水庫的數目，還是蒙難者的人數，它都遠在全球同類事件之上，這一天災與人禍緊緊絞纏的慘烈歷史，不能不令文明時代的人類銘心刻骨引為借鑑。
暴雨如矢，降水量超出預期
1975年8月4日，該年度中國大陸第3號颱風("7503號颱風")，穿越台灣島後在福建晉江登陸。颱風登陸的同時，恰遇澳大利亞附近南半球空氣向北半球爆發，西太平洋熱帶幅合線發生北躍，致使這個登陸颱風沒有像通常那樣在陸地上迅速消失，卻以罕見的強力，越江西，穿湖南，在常德附近突然轉向，北渡長江直入中原腹地。
8月5日，行徑詭秘的"7503"號颱風在北京中央氣象台的雷達監視屏上突然消失——由於北半球西風帶大形勢的調整，"7503"號颱風在北上途中不能轉向東行，於是"在河南境內停滯少動"，災禍由此引發。
"停滯少動"的具體區域是在伏牛山脈與桐柏山脈之間的大弧形地帶，這裏有大量三面環山的馬蹄形山谷和兩山夾峙的峽谷。南來氣流在這裏發生劇烈的垂直運動，並在其它天氣尺度系統的參與下，造成歷史罕見的特大暴雨。
這個最易產生特大暴雨的地區，又恰是興建水庫的最佳區域——上百個山區水庫，在這裏如星羅棋佈。
1975年8月上旬在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區發生的這場特大暴雨，是水庫設計者們未曾預計的。從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過程雨量達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為1605毫米。最強大的雨帶，位於伏牛山脈的迎風面，4日至8日，超過400毫米的降雨面積達19410平方公里。大於1000毫米的降水區集中在京廣鐵路以西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到方城一帶。暴雨的降水強度極強，在暴雨中心──位於板橋水庫的林莊，最大6小時雨量為830毫米，超過了當時世界最高記錄(美國賓洲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時雨量為1060毫米，也創造了我國同類指標的最高記錄。
目擊者稱：暴雨到來的數日內，白天如同黑夜；雨水像從消防水龍中射出；從屋內伸出臉盆，眨眼間水滿；暴雨如箭矢，雨後山間遍地死雀。
暴雨區形成特大洪水，量大，峰高，勢猛。洪汝河在班台以上的產水量為57.3億立方米，沙穎河在周口以上的產水量為49.4億立方米。滾滾而至的洪水，對暴雨區內的水庫群造成嚴重的威脅。
板橋水庫設計最大庫容為4.92億立方米，設計最大泄量為1720立方米每秒。而它在這次洪水中承受的洪水總量為7.012億立方米，洪峰流量17000立方米每秒。8月5日晨，板橋水庫水位開始上漲，到8日凌晨1時漲至最高水位117.94米、防浪牆頂過水深0.3米時，大壩在主河槽段潰決，6億立方米庫水驟然傾下，最大出庫瞬間流量為7.9萬立方米每秒。潰壩洪水進入河道後，又以平均每秒6米的速度沖向下游，在大壩至京廣鐵路直線距離45公里之間形成一股水頭高達5-9米，水流寬為12-15公里的洪流。
石漫灘水庫5日20時水位開始上漲，至8日凌晨0時30分漲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牆頂過水深0.4米時，大壩漫決。庫內1.2億立方米的水量以2.5-3萬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在5個半小時內全部泄完。下游田崗水庫隨之漫決。
洪河下游泥河窪、老王坡兩座滯洪區，最大蓄水量為8.3億立方米，此時超蓄4.04億立方米，蓄洪堤多處漫溢決口失去控制作用。
駐馬店地區的主要河流全部潰堤漫溢。全區東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洪水瘋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滯洪區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決，約有10億立方米洪水躥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進入安徽阜陽地區境內，泉河多處潰堤，臨泉縣城被淹。
據由中國水利部原部長錢正英作序的《中國歷史大洪水》一書披露，在這次被稱之為"75·8"大水的災難中，河南省有29個縣市、1700萬畝農田被淹，其中1100萬畝農田受到毀滅性的災害，1100萬人受災，26000多人死難，致使縱貫中國大陸北京至廣州的鐵路(京廣線)沖毀102公里，中斷行車18天，影響運輸48天，直接經濟損失近百億元。
突擊建垻，防洪隱患四伏
板橋水庫和石漫灘水庫興建於五十年代"治淮"初期。
淮河流域地處中國大陸南北氣候過渡帶，氣候多變。在公元十二世紀以前，淮河水系完整，獨流入海，水流通暢。十二世紀以後，黃河連續奪淮改道達六、七百年之久，帶來的惡果是淤塞干、支流河道和入海出路，使中下遊河道比降非常平緩，干、支流排水能力甚小，洪水流路十分不暢。
1950年夏，淮河大水，災害慘重。同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作出了《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確定了"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具體制定了"上游應籌建水庫，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攔蓄洪水，發展水利為長遠目標"和"低洼地區舉辦臨時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戰略部署。
洪汝河是洪河與汝河的合稱，為淮河上游兩條較大的支流，古代是汝水的下游水系。汝水發源於今嵩縣外方山，流經郾城、西平、遂平、汝南、平輿、新蔡，在淮濱縣注入淮河。元代至元年間(公元1264-1295年)，古汝水在郾城被截斷，上游稱北汝，入隱水即今沙河；下游稱南汝，以舞水為源，仍循故道入淮。元代至正年間(公元1341-1368年)，南汝上源舞水在舞陽西截入澧水。明嘉靖年間(公元1521-1564年)，南汝水又在西平被淤斷，舞水東出，入古意水，成為現在的洪河。原泌陽、遂平之清水遂為汝水之源，仍循古汝水舊道東南而下，即為現代的汝河。歷史上古汝水流域是人類活動的密集地帶，也是水災多發地區，汝水三易其源無不與洪水泛濫有關。
治水是人類古老的活動。在古代，這裏有大量人工建造的"陂"──換成現代詞彙就是小型水庫。兩漢時期，農田灌溉曾興盛一時，新蔡的青陂、葛陂，汝南的鴻隙陂、石塘陂，泌陽的馬仁陂等都是當時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三國至隋唐，西平有二十四陂，遂平有張澤陂，正陽有慎陂，上蔡有黃陵陂。然而，宋元以來的一千多年間，水利工程日漸廢圮。除戰亂等原因外，水利工程自身也有一些嚴重的問題：重要的陂塘多串河截引，不能蓄泄自如，卻常聚水成災。
五十年代的"治淮大戰"中，在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灘水庫，在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橋水庫。據稱，當時水文資料很少，設計標準很低。板橋水庫在工程運用中發現輸水洞洞身裂縫和土壩縱橫向裂縫，於是，1955-1956年分別對板橋、石漫灘兩水庫進行了工程擴建。洪水標準按照蘇聯水工建築物國家標準進行設計。板橋水庫採用1％頻率設計，0.1％頻率校核(即通常所說的百年一遇和千年一遇)。校核頻率3天降雨量530毫米，洪峰流量5083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3.3億立方米。據此，決定大壩加高3米，垻頂高程為116.34米，防浪牆高程為117.64米；增闢輔助溢洪道，寬300米，底部高程為113.94米，連同原有的溢洪道、輸水洞，最大泄洪能力為1742立方米每秒，最大庫容4.92億立方米，其中調洪庫容3.75億立方米。石漫灘水庫按2％頻率設計，0.2％頻率校核(即50年一遇設計500年一遇校核)，校核頻率3天降雨486毫米，洪峰流量1675立方米每秒，3天洪量0.88億立方米。據此，確定大壩加高3.5米，垻頂高程達到109.7米，防浪牆頂高程111.2米。經過加固，最大庫容為9440萬立方米，其中調洪庫容為7040萬立方米，最大泄量390立方米每秒。
這就是板橋、石漫灘兩座水庫垮垻前實際具備的工程標準。應當說經過改善、加固的兩座水庫，就其工程質量而言，並無嚴重問題。
在板橋、石漫灘水庫加固擴建後的三年間，中原地區的水庫建設蜂擁而上，一發而不可止。僅1957-1959年，駐馬店地區就修建水庫100多座。如果說，建國初期板橋、石漫灘水庫是讓淮河大水逼出來的，那麼此時，一大批新庫的催生婆卻是正轟鳴於中國大地的"社會主義高潮"。
在大躍進的1958年，河南總結了漭河流域地區興建山區水利的經驗。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來河南視察時將其歸納為"以蓄為主，以小型為主，以社隊自辦為主"，並說："現在山區問題解決了，要把漭河經驗向平原推廣。"
一位名叫陳惺的水利專家當時即指出：在平原地區以蓄為主，重蓄輕排，將會對水域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地表積水過多，會造成澇災，地下積水過多，易成漬災，地下水位被人為地維持過高，則利於鹽分聚積，易成鹼災。澇、漬、鹼三災並生結果不堪設想。
陳惺（圖片來源：《治水無止境》，陳惺著，水利水電出版社，2009年6月）
這位專家的忠告無人理會，"以蓄為主"的經驗被大範圍推廣，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內，不僅丘陵地區湧現大批小水庫，淮河流域的河道被也一道道"水壩"分割閘起，形成許多大大小小的"條狀水庫"，造成淮河流域在後來數十年間致命的"腸梗阻"症。
"以蓄為主"一度成為水利建設的"綱"。
陳惺是遠東最大的平原水庫——河南駐馬店境內宿鴨湖水庫的設計者。該水庫施工時正值大躍進，省水利廳一位副廳長認為原設計過於保守，擅自作了幾處關鍵的改動。例如：他認為"閘門設計太大"，便將原設計的12孔排水閘門砍去7門，僅剩5門。
同此遭遇的是淮河豫皖交界處的班台分洪閘：該閘閘孔原按800立方米每秒排水量設計，共為9孔，但由於"以蓄為主"的思想指導，水文數據被人為減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閘建成後，在1961又人為堵閉2孔。
現存的氣象資料顯示，河南在1959-1961年之間並無特大自然災害出現，但中原大地卻災象頻生：澇、漬、鹼三災鬧豫，黃淮間餓殍盈途。無疑，各地水利建設所發生的嚴重失誤增加了這次災難的"人禍"比重。
1961年，劉建勛調任河南省委書記，他認為河南災大，"是水利方面的問題造成的。"為糾偏，他曾到處尋找水利工程的"反對派"。在信陽，他找到了發配在那裏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陳惺──大躍進中，陳惺對有人捐獻不鏽鋼錶帶去煉鋼表示不以為然，說："用不鏽鋼錶帶煉鋼主要是鍛煉人，就是鍛煉人代價也太高了!"這同他說"用放衛星的方式修建水庫是勞民傷財"的話如出一轍。
劉建勛
在1961年開始的"糾偏"中，河南省對全省的水庫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對一部分設計標準偏低、施工質量較差、存有隱患的水庫，包括一些大型水庫予以廢棄。
但是指導思想的失誤並沒有真正被扭轉。重蓄水灌溉，輕河道治理，重興利、輕除弊的傾向依然頑強存在。到六十年代末，駐馬店地區又新增加了100多座水庫，與此相對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沒有增強，反而一年年遞減。
1975年8月特大洪水到來之前的淮河上游地區，事實上已隱伏着嚴重危機：河道宣洩不暢，堤防不固，許多"病庫"隱患未除。更為嚴重的是，對於板橋、石漫灘等大型水庫可能垮垻的潛在危險，人們並無警覺──準確地說，"垮垻"二字在人們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
由於片面重視蓄水，忽視防洪，石漫灘水庫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橋水庫在大雨前超規定蓄水3200萬立方米。
人們過於篤信"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等既定的洪水標準，自信石漫灘水庫可馭控50年一遇的洪水，在5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能自保；板橋水庫可以馭控100年一遇的洪水，在1000年一遇的洪水中也可無恙。
誰也沒有見過"千年一遇"的洪水，所有數據都是根據人們掌握的有限的史料推算而來──1975年8月，真正的大洪水來了。沛然而降的雨水使人們瞠目結舌：它的雨量，竟相當於人們所說"千年一遇"設計標準的兩倍!
低估險情，板橋水庫垮垻
"75·8"暴雨由三場降水構成。第一場暴雨出現在8月5日14時至24時。當日，板橋雨量站測得日降雨量為448.1毫米，最大1小時降雨量142.8毫米。而按水庫"千年一遇"校核標準，最大日降雨量才是306毫米。板橋水庫水位迅速上升到107.9米，已接近最高蓄水位。
治水者最先嘗到了被水治的滋味：因灌渠阻礙泄水不暢，大壩外的洪水淹沒了水庫的垻基。板橋水庫管理局院內，5日晚積水達1米多深，電話總機室被水泡塌，電話線路中斷，管理局與水庫上游各雨量站全部失去聯繫。公路交通中斷，板橋鎮街積水二尺，供銷社、信用社被大水衝倒，大部民房倒塌。板橋公社幹部在慌亂中組織力量轉移老人和兒童，派出所的幹警則緊急搶救被水浸泡的檔案。
8月6日早晨，剛從省里開會回來的駐馬店地區革命委員會生產指揮部副指揮長陳彬到機關上班，發現指揮部成員已分頭到基層防汛。此時，遂平縣已對汝河隨時可能潰堤提出警告，要求地區速送防汛物資。
上午，板橋水庫管理局報告災情的人員趕到，他們匯報的主要內容是"板橋鎮遭淹"，"群眾生活發生困難"。
陳彬提出：
一、立即派出一個十餘人的醫療隊，搶救傷病員。
二、群眾家被淹，糧食也被淹，糧食部門要帶糧食安排群眾生活。
三、商業部門負責解決煤等其它用品。
四、通知郵電局搶修線路。
地委副書記補充：以地委、地革委的名義慰問災民和板橋水庫的職工。
當天，陳彬趕到板橋，地革會生產指揮長劉培誠也到板橋察看情況。當晚，劉培誠返回駐馬店，陳彬為了"搜集一些好人好事"，留住板橋。
這就是駐馬店行政當局在8月6日對板橋水庫災情作出的全部反應。(陳彬在十餘年後對筆者回憶：當時地區並沒有感到板橋"情況緊急"，板橋水庫素被稱作是"鐵殼垻"，人們對它的安全根本沒有懷疑。)
"75·8"暴雨的第二場降水出現在8月6日12時到7日4時。
6日23時，板橋水庫主溢洪道閘門已經提出水面，緊接着輸水道全部打開泄洪。水位仍在上漲，庫水位高達112.91米，而設計規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
7日中午，陳彬召集板橋駐軍、板橋公社、水庫有關負責人開會，緊急會商防汛事宜。會議中發現，水庫及板橋鎮完全沒有防汛器材，沒有木料、草袋、鉛絲，也沒有準備應付意外情況的炸藥──駐軍名義上是炮兵，但有炮無彈。這時，通訊線路中斷。
午後，天奇黑，雨勢更猛。從16時起，"75·8"暴雨的第三場降水──也是最大的一場降水出現，這場暴雨將持續13個小時!
陳彬不懂水利，只感到"雨下得這麼暴，庫水泄得這麼慢，情況有些不妙。"他再次召集會議，除請駐軍使用連隊報話機試圖對外作接力通訊外，還緊急呼籲各級部門調集一切可以替代的物資參加防汛。
板橋水庫位於泌陽縣境內，該縣縣委書記朱永朝於7日傍晚趕到板橋鎮。面對板橋水庫的危急形勢，他果斷決定：立刻安排水庫下游的板橋、沙河店的群眾迅速撤離，並協助陳彬擬就一份告急電報，通過軍隊輾轉上送。
這是8月7日晚7時許。
與此同時，駐馬店地區革委會生產指揮部正召開緊急抗洪會議，會上討論了宿鴨湖、宋家場、薄山等水庫可能出現的險情，唯獨沒有談到板橋。據當時參加會議的人回憶，板橋水庫根本就沒有報險。事實是，一方面因為板橋與駐馬店的通訊完全中斷，一位攜帶報話機進行接力通訊的駐軍士兵在行至沙河店時被洶湧的洪水捲走；再則，板橋水庫因其堅固而無法使人聯想到"垮垻"。
與此同時，河南省水利廳在鄭州召開緊急抗洪會議，會議的焦點是如何死守薄山水庫，如何保住宿鴨湖水庫及石漫灘水庫是否要炸副泄洪道的問題；也有人擔心板橋水庫的情況，陳惺在會上建議：速炸板橋水庫副泄洪道，以增大泄洪量!但這一建議已無法傳到板橋。
截止到7日21時前，確山、泌陽已有7座小型水庫垮垻，22時，中型水庫竹溝水庫垮垻。
此時，板橋水庫大壩上一片混亂，暴雨柱兒砸得人睜不開眼，相隔幾步說話就無法聽清。大批水庫職工、家屬這時正被轉移到附近的高地，飄蕩着的哭聲、喊聲和驚恐的各種聲響在暴雨中形成一種慘烈的氛圍。人們眼睜睜地看着洪水一寸寸地上漲，淹至自己的腳面、腳踝、小腿、膝蓋……
上漲的庫水迅速平垻，爬上防浪牆，將防浪牆上的沙殼一塊塊掏空……水庫職工還在作着無謂的抵抗，有人甚至搬來辦公室里笨重的書櫃，試圖擋住防浪牆上日漸擴大的缺口……一位忠實的職工在暴雨中用斧子鑿樹，欲求留下洪水水位的痕印……
突然，一道閃電。緊接着是一串炸耳的驚雷。萬籟俱寂。
暴雨驟然停止——夜幕中竟然出現閃閃爍爍的星斗。
這時，就聽一聲驚叫："水落了!"
剛才還在一寸寸上漲的洪水，在漲至小腿、膝蓋、腹部，甚至向人們的胸部漫淹去時，突然間就"嘩"地回落下去，速度之迅疾使所有人都瞠目結舌──洪水的確在眨眼間退去。
就在那些"老婆孩子"歡呼"水落了!水落了!"的時候，板橋水庫管理局公安科長馬天佑的臉色驟然間變白，剛才的那個霹雷，曾使他周身觸電似的麻了一下；此刻，那座剛才還如同一隻充足氣的巨大氣球似的板橋水庫突然間萎癟──6億立方米的庫水令人恐怖地滾滾下泄。
板橋水庫被洪水衝垮後的慘境李德武攝
濤浪直立，田園村落化為烏有
從8月7日4時到8月8日1時40分，在20多小時之內，洪汝河上游的數十座水庫相繼垮垻。洪水向四面八方奔突，掃蕩，又在四面八方合流擴展，在直立如壁的驚濤駭浪前，田園、村落、集鎮……須臾間化為烏有。
水庫垮垻所致的大水與通常的洪水具有極為不同的特性，這種人為蓄積的勢能在瞬間的突然釋放，具有無法抗禦的巨大的毀滅力量。
板橋水庫垮垻後，距水庫最近的沙河店鎮首先被大水吞噬。儘管泌陽縣委書記朱永朝在事前作了緊急撤離佈置，但因洪水勢頭兇猛，全鎮6000餘人中仍有827人遇難。
撤離的通知，僅僅限於泌陽縣範圍。由於駐馬店行政當局沒有也不可能向全區作出相應的緊急部署，與沙河縣僅一河之隔的遂平縣文城公社，群眾完全沒有得到洪水警報，因此文城成為"75·8"洪水中損失最巨的地區：全公社3.6萬人口中，有1.8萬餘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餘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筆者曾訪問當年的"三隊"——如今的一個小行政村。"75·8"大水的倖存者說：大水下來前，我們咋知道水庫會有危險呢?天黑時，村里人看見河南岸沙河店那邊影影綽綽有人在比比劃劃大喊大叫，可風聲雨聲太大，根本聽不清喊的啥!
村民魏長河，全家6口人中有4人喪生。他回憶：餵飽牛時(約下午四時)，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時，全隊人都往地勢較高的大隊部躲。三個妮兒，俺家裏的抱一個，我抱倆，手裏還拉着一個十二歲的小子，剛進院子，眼看着大水就從高高的牆頭撲進來，像蓋被子似的把滿院子人都悶在裏面。
當時50歲的吳桂蘭說：俺和11歲的妮子被水悶住後，倒塌的牆就砸在我娘倆身上，險些被砸死，幸虧一個大浪把俺們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間就不見了，我只覺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張秫秸箔就隨水飄走了。
全家6口人中死去2人的魏世興說：水來前，我正在找繩子，準備拉老父母上樹上房子。父親剛把繩子繫到屋檐上，大水就進了屋，就看見那麼結實的繩子跟一根線似的斷了，再看，老父母已經隨水沖遠。
村民魏東山回憶：我把老奶奶放進拖拉機的門樓子裏，大水下來時，水頭將奶奶和拖拉機一起捲走了。
當時已74歲的小腳老大娘趙二妮，全家8口4人喪生。她說：我是見過大災的，見到大雨下得這個樣，我就在屋裏蒸饃，蒸了一屜子又一屜子，眼見着雨愈來愈大，我把衣服都翻出來，穿上了兩條褲子，三個上衣，連襖都穿上了，就聽兒子喊，快走快走，快上大隊院!俺娘倆還沒有走到大隊部，就聽見轟隆隆一片房倒的聲音，還不及挪步，人就漂在水裏了。
魏長河回憶：我是抓着房上的一隻藤籮往下沖，一路衝到遂平城下，也不知喝了多少水。人說，縣城南門、車站大橋和鐵路是三道鬼門關，哪一道都是進去就出不來，我竟然都沖了過去，渾身的衣服撕得稀爛，一路上就聽見大人哭孩子叫，一排排"水鬼"明晃晃的向你撲過來，後來才知道，那是露出水面的電線杆上的白瓷瓶。
魏世興回憶：白花花的大水一眼望不到邊，我在水裏不知翻了多少個滾，憋得不能行，一露頭，見兩個大"淤雜"(草垛、雜物形成的飄物堆)向我衝來，其中有一棵連根拔起的大桐樹，上面攀着許多人，亂哭亂叫，有人喊："抱好東西!抱好東西呀!"我記得水裏到處都有電燈一樣明晃晃的東西。
始終被洪水潮頭"載"着往下游去的村民魏東山，一路東去，速度迅疾，猶如乘車，他說：大水沖毀了墳地，衝出了墳墓里的棺材，我是抱着一塊棺材板才活了下來。洪水的水頭足有幾丈高，我浮在水頭上面看前方的景物，人就像立在懸崖上，我記得大水衝過一處樹梢，樹梢下面有一所小院落，我清楚地看見屋裏還亮着燈，有一個小妮子嘴裏喊着"奶奶!"正往屋裏跑，這時，"轟"地一聲就全沒有了。
趙二妮老太太被卷到上百里外的陽豐大橋底下才被一棵樹卡住，她掙扎着從樹棵里爬出，臨時穿上的幾件衣服早就被洪水沖沒，身上拉了許多口子，沒剩下一塊好肉。
從板橋水庫傾泄而出的洪水，排山倒海般朝汝河兩岸席捲而下，文城拖拉機站75匹馬力的鏈軌拖拉機被衝到數百米外，許多合抱大樹被連根拋起，巨大的石碾被舉上浪峰。板橋水庫底部高程為120米，文城魏灣的高程為100米，遂平縣城的高程為65米，縣城東部的高程為50米。洪水就這樣借着高程的落差順勢而下，板橋水庫8日凌晨1時垮垻後，僅一小時，洪水就衝進45公里外的遂平縣城，遂平縣40萬人，此時有半數漂沒水中，一些人被途中的電線、鐵絲纏繞勒死，一些人被沖入涵洞窒息而死，更多的人在洪水翻越京廣線鐵路高坡時，墜入旋渦淹斃。洪水將京廣鐵路的鋼軌擰成絞絲狀，將石油公司50噸油罐卷進宿鴨湖中。
京廣鐵路被破壞
板橋水庫垮垻5小時後，庫水即泄盡。汝河沿岸，14個公社、133個大隊的土地遭受了刮地三尺的罕見的衝擊災害。洪水過處，田野上的熟土悉被刮盡，黑土蕩然無存，遺留下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鮮黃色。
翻越了京廣鐵路的洪峰，從西平、遂平兩縣境內繼續向下游衝擊，駐馬店地區4.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盡成澤國。
大量的洪水湧入著名的"險庫"宿鴨湖水庫，該庫堤內堤外皆是白花花的大水，庫堤只能容一輛卡車通過，蒼茫中猶如一條飄飄欲斷的細帶。而就在這條細帶上，擁擠着將近5萬的災民。
宿鴨湖水庫技術人員趙搭拉回憶：當時只聽"咚!咚!咚"，堤外一座座泡在水裏的房屋垮了。上游衝下來的"淤雜兒"、人，擠在水庫的進水處，像旋渦一樣打着轉轉。"救人呀!救人呀!"哭喊成片。眼看着一個個人栽在水裏就沒有了。
僥倖的是，大水下來的八天前，宿鴨湖水庫剛剛完成了搶修工程──由於該庫常年隱患未除，下游有阻水工程，又因周圍群眾屢屢哄搶護坡石料而遭損壞，趙搭拉在1975年初兩次上書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報警"，在中央的干預下，有關部門終於批准了宿鴨湖水庫的搶修工程。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這次搶修，這座"險庫"也必然會在這次大水中垮垻。
這條"細帶"和這5萬災民的生命就這樣被幸運地保存下來。
1975年8月9日8時，駐馬店地委發出特急電報——
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
我區5日至8日連降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800毫米，平均積水2米左右，一片汪洋，板橋水庫8日0時40分垮垻，遂平縣城被淹沒，有許多人死亡。由於暴雨洪水造成嚴重災害，300多萬人被洪水包圍，有的被困在房頂、樹上已有兩、三天，萬分危急!
檔案記錄：缺吃少穿，疫病流行
板橋、石漫灘諸水庫失事當日，駐地距災區最近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0軍60師及其他部隊的近萬名官兵便已奉令趕到駐馬店地區抗洪救災。自8月9日起，武漢軍區的大批救援部隊也晝夜兼程陸續抵達災區。但是，災害之慘重遠遠超出預料──此時，數百萬災民被浸泡在久久不退的積水之中，而頭上爆曬着三伏天火辣辣的驕陽。
筆者從駐馬店地區的檔案資料中查到一部分殘缺不全的電話記錄、情況通報，這一份份逐日災情的原始記錄，披露了駐馬店各縣群眾在板橋、石漫灘水庫垮垻後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真實的悲慘景況。
8月13日——
新蔡、平輿東部水仍上漲，1小時2公分，全區200萬人在水中。
汝南：10萬人被淹(指尚飄浮在水中)，已救4萬，還有6萬人困在樹上，要求急救；全縣20萬人臉腫腿腫，拉肚子，無藥。
新蔡：30萬人尚在堤上、房上、筏上，20個公社全被水圍住，許多群眾5晝夜沒有飯吃。
上蔡：60萬人尚被水包圍。華陂公社劉連玉大隊4000人已把樹葉吃光；黃鋪公社張橋大隊水閘上有300人6天7夜沒有吃飯，仍在吃死豬死畜。
宿鴨湖水庫：大壩上5萬人4、5天沒吃東西了。
平輿：還有40萬人在水裏，腸炎、腦炎流行。醫療隊下去了，但沒藥物，很多地方出現了災民有病哭，醫生看了病沒藥也哭的情況。
8月14日——
全地區尚有177.3萬人泡在水裏。其中上蔡64萬，新蔡45萬，汝南25萬，平輿40萬。汝南提出口號，保證每人1天1斤紅薯干。
8月15日——
全地區尚有140餘萬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萬，新蔡40萬，汝南25萬，平輿30萬。
8月16日——
全地區120萬人還在水裏，其中上蔡52萬，新蔡20萬，汝南4萬，平輿23萬。平輿縣射橋大隊有3個老頭因沒吃又無救而上吊自殺。
8月17日——
全地區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萬。上蔡50萬，黨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樹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員因高燒無藥而死。老百姓缺衣，吳宋大隊會計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個孩，3個孩仍光身，3個只有褲頭。
新蔡：用大鍋煮紅芋片救濟群眾。
汝南：確保1人1天3兩面，7兩紅芋干。
全地區發病率迅速上升，據不完全統計，共有病人113.3萬，其中汝南8萬；平輿25萬，其中王冢公社42000人，發病17000人，醫務人員盡最大力量，一天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萬；遂平15萬；上蔡25萬。
8月18日——
平輿、上蔡、新蔡尚有88萬人被水圍。
汝南：50萬人發病32萬。其中痢疾3.3萬，傷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萬，瘧疾3072人，腸炎8.1萬，高燒1.8萬，外傷5.5萬，中毒160人，紅眼病7.5萬，其它2.7萬。
上蔡：群眾生活極困難，華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裏。劉連玉村8戶圍1隻破鍋做飯，用南瓜挖空作碗，樹枝當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蟲吃樹葉。已病死21人。劉莊大隊11歲的劉小群患乙腦連鹽水都沒，11日死。和店王妮13歲生病無藥，17日死。全社腦炎死3人。
8月19日——
全地區尚在水中的人數44.8萬。
上蔡：水中仍有40萬，病死15人。
新蔡：水中仍有4萬，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平輿：截止昨天，已病死113人。
遂平：縣裏糧食吃完了。
各縣紛紛要求速送治療腦炎的安宮牛黃丸。
8月20日——
全地區尚有42萬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確山病死16人(乙腦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
全地區尚有37萬人泡在水中。
汝南：得病32萬人，190人病死，藥品不足，用土丹驗方。
新蔡：發病人數22.8萬，佔41％，20人死亡。
上蔡：73人病死。
平輿：和店公社14個大隊187個生產隊4.3萬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處2米，淺處1米，老人和孩子都綁在樹上。熟食不足，災民11天沒吃鹽。孟莊大隊東窪生產隊，撈一死驢，災民亂割食。
公社黨委書記問縣委：幾萬人生命危險，你們還要不要我們?飛機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裏，大李大隊災民見水中漂的爛南瓜，亂搶食，37人中毒。
……
在長達半個月的時間裏，駐馬店地區的數百萬群眾就這樣等待着……洪水退去的地方，到處可見人畜的屍體──屍體在烈日下腐爛，在洪水曾經肆虐過的地方罩起一層可怕的霧，一位曾經參加救災的軍人後來回憶，在漯河至信陽的公路兩旁，他親眼見到沿途所有的大樹樹枝，都被黑壓壓的蒼蠅壓彎了。
爆破行洪，淮河險象環生
如果說水庫垮垻所引起的衝擊性災害給洪汝河流域的百姓迅雷不及掩耳的毀滅性一擊，那麼河道宣洩不暢、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災害，則更加殘酷地延續和加重了這場災難本身的損失──水利建設指導思想上長期來形成的失誤，無疑是對這次洪水中駐馬店地區死難災民和數百萬受害生靈的摧殘和扼殺。
在板橋、石漫灘水庫垮垻失事後的第5天──1975年8月1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為團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烏蘭夫為副團長的中央慰問團抵達駐馬店災區。中央慰問團的專機到達李新店軍用機場後，紀登奎等即換乘兩架米-8直升機作空中視察。
水利專家陳惺陪同紀登奎。直升機起飛後，先在空中視察京廣鐵路以東的災區，看了平原上的汝河和小洪河。在所視察的汝南、平輿、新蔡、上蔡和西平縣的範圍內見到的幾乎是一片汪洋，5座縣城和條條塊塊分佈的高地如同散佈在海中的島嶼。直升機飛行的高度僅50米，能清楚地看到每座"島"上都密集着災民。一些"島"人多面積小，大量災民不得不站在水裏和爬在樹上。
直升機繼而轉向鐵路以西，視察被衝垮的板橋、石漫灘水庫。兩座水庫的大壩都在中段被沖開，形成深深的壑口。庫水早已排完，露出乾涸的庫底。垻下沿河兩岸，無論是村莊房屋還是道路樹木，都被洗劫一空，留下一片荒涼。
中央慰問團在視察後認為，為了解救還困在水中的百萬災民，必須儘快排除洪汝河平原的積水。
水利專家陳惺向慰問團成員說明，這次受災嚴重的洪河和汝河，在新蔡縣城以南匯合後，向下至班台又分為兩支：西支稱大洪河，向南入淮河；東支稱分洪道，經蒙河分洪道再入淮河。現在，由於大洪河的上段是在高地上切崗開通的，河岸陡峭，因此上游水位升高而河道流量增加甚少；分洪道雖然地勢低下，但在進口處修有班台閘節制流量，也不能有效地擴大下泄流量。大洪河和分洪道之間的窪地稱洪窪，歷史上是大水時的自然行洪道，可這些年洪窪已被圍墾，喪失行洪能力。這些因素都使得班台以上洪水壅積難下。當今之計，唯有使用爆破手段，炸開阻水部位加速行洪。
8月13日晚9時，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緊急通知陳惺，陪同慰問團成員農林部部長沙楓速回北京向國務院匯報。劉建勛含着眼淚對陳惺說："你去，代表我，代表河南，只有一個請求，炸開阻水工程，解救河南人民。"
14日0時15分，沙楓等抵達北京。
國務院會議室里，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已召集中央各部委和中央軍委負責人等候開會。
沙楓首先匯報中央慰問團和河南省委關於加快排水的意見。李先念說："為了救人，你們說炸開哪裏我們就同意炸開哪裏。"陳惺在地圖上指出了需要爆破的位置，李先念在徵求身旁水利部長錢正英的意見後，表示同意，並要錢正英起草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聯合命令。
在錢正英起草命令時，李先念又問陳惺還有什麼問題。陳說，宿鴨湖水庫尚未脫險。李先念要陳惺立即和河南通電話，採取緊急措施，確保水庫安全。深受板橋、石漫灘水庫垮垻事件刺激的李先念衝動地說："宿鴨湖再也不能出事，再出問題，它就是催命鬼!"
錢正英起草好聯合命令，李先念看後即和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鄧小平通話，在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後，李先念下令武漢軍區和南京軍區的舟橋部隊緊急出動，在中央慰問團的指揮下執行爆破任務。因為時間緊迫，李先念要求部隊先行出發，由他親手簽字的命令隨後由空軍空投到各部隊所在位置。
14日清晨，沙楓等返回駐馬店。紀登奎決定由沙楓任組長、陳惺等為成員組成爆破指揮小組。陳惺向紀登奎轉達李先念關於確保水庫安全的指示，紀登奎說："如果水庫再出問題，我們就下地獄了，決升不了天堂。"
指揮小組隨即乘直升機去新蔡，轉乘機船趕赴爆破點。上午十時，在武漢軍區副司令孔令德指揮下，對最大的阻水工程班台閘施行爆破。巨響聲中，班台閘所有的閘門、胸牆、橋面和部分閘墩都騰空而起，分洪口門由此打開。
全部的爆破工作進行了整整兩天。
擴大行洪後，為確保下游淮河大堤的安全，紀登奎指示陳惺等人乘船直達蚌埠，入安徽境內察看災情。只見沿途各地都在鳴鑼疏散百姓，由於班台閘被炸，大量河南境內的洪水向下游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的形勢緊張。淮河多年受重蓄輕排指導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圍堰叢生，如同處處設卡，本在1956年就已達到抗拒1954大洪水標準的河道，此時的泄洪能力卻已下降30%-40％，河道上星羅棋佈的"關卡"造成淮河"腸道"的嚴重"梗阻"，陳惺親眼見到沿途的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險象環生。
多年來，重興利，輕除弊，重水庫建設，輕河道治理，從神話中大禹治水的"疏導之術"，又退回到了鯀的"堵截"之法。一輩輩進化了的人，也愈來愈"聰明"地從"水庫"中無休止地索取，卻忘記了"水火無情"這個最簡單的真理。
官員反思：對大型水庫缺乏深入研究
197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水電部在鄭州召開全國防汛和水庫安全會議，會議由錢正英主持。
茲將水利部長錢正英在會上發表的講話摘要抄錄如下：
"75·8"暴雨，對治淮工作是一次嚴格的檢驗，對全國的水利工作也提出了警告。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地總結正反面的經驗，不斷提高水利工作的水平。
對於發生板橋、石漫灘水庫的垮垻，責任在水電部，首先我應負主要責任。我們沒有把工作做好。主要表現在：首先是由於過去沒有發生過大型水庫垮垻，產生麻痹思想，認為大型水庫問題不大，對大型水庫的安全問題缺乏深入研究。二是水庫安全標準和洪水計算方法存在問題。對水庫安全標準和洪水計算方法，主要套用蘇聯的規程，雖然作過一些改進，但沒有突破框框，沒有研究世界各國的經驗，更沒有及時地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做出符合我國情況的規定。三是對水庫管理工作抓得不緊，對如何管好用好水庫，對管理工作中存在什麼問題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有關水庫安全的緊急措施，在防汛中的指揮調度、通訊聯絡、備用電源、警報系統和必要的物資準備，也缺乏明確的規定。板橋、石漫灘水庫，在防汛最緊張的時候，電訊中斷，失去聯繫，指揮不靈，造成極大被動。四是防汛指揮不利，在板橋、石漫灘水庫垮垻之前，沒有及時分析、研究情況，提出問題，千方百計地採取措施，減輕災情，我們是有很大責任的。
板橋、石漫灘水庫工程質量比較好，建成後發揮很大效益。但因興建時水文資料很少，洪水設計成果很不可靠。板橋水庫在1972年發生大暴雨後，管理部門和設計單位曾進行洪水覆核，但沒有引起足夠的警惕和相應的措施，所以防洪標準實際上很低。
由於重視蓄水，忽視防洪，石漫灘水庫在溢洪道上增加了1.9米的混凝土堰，板橋水庫在大雨前比規定超蓄水3200萬立方米，運用中又為照顧下遊錯峰和保溢洪道而減泄400萬立方米。這雖對垮垻不起決定作用，但減少了防洪庫容，提前了漫垻時間。由於事前沒有考慮特大洪水保垻的安全措施和必要的物資準備，在防汛最緊張的時候，電訊中斷，失去聯繫，不能掌握上下游訊情，不能採取果斷有效的措施，也沒有及早向下游遂平縣發出警報，組織群眾安全轉移。
要總結治淮25年的教訓，對洪水做出充分估計。1954年的洪水超過估計，1974年在山東、安徽發生的洪水也超過估計，今年(1975)也超過估計。據說，明萬曆年間，淮河曾發生過大水，跟今年的水情很相似。因此要很好總結十多年的經驗。從氣象、歷史等特點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錢正英的這番講話，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像板橋、石漫灘這樣的水庫潰壩事件，再也不能重演了!
板橋、石漫灘垮垻14年後，曾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副部長的李銳意味深長地指出，決不能片面強調水庫的功效而忽略河道的治理，他說："對河流防洪而言，堤防的作用是絕對的，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江大河最有效的措施，是一件長年累月埋頭苦幹的工作，但顯不出組織者的雄才大略、雄偉氣魄，更不能揚名天下、流芳百世。但我相信，只要地球存在，河流存在，堤防的作用就是永恆的……"
上古大禹治水，因勢利導，既尊重了人的生存願望，祈望豐收，安居樂業，又尊重了水的特性，人水和睦相處，因而稱譽於今。
在大災難過後的第二年──1976年的初夏，這片曾經被洪水肆虐，埋葬過兩萬六千生靈的土地，以格外的肥沃贏得了一個罕見的豐收年。……仔細看去，沉默着的大地上，莊稼凹凸錯落，厚厚薄薄，色彩濃濃淡淡，最令人心顫的是銀璨璨的田野中那一小塊一小塊格外厚實格外茂密的莊稼。
那兒的麥子都長瘋了!──倖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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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者：NCN位於7/25/202103:00:00上午沒有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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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以史為鑑
傅國涌：有人想稱帝，社會怎麼反應？
傅國涌摩西的手指
常識需要不斷的重複，因為人類是健忘的。
1.
相距三十年，陳寅恪讀了吳其昌的《梁啓超傳》，追想往事，當年他26歲，正擔任經界局局長蔡鍔將軍的秘書，親歷過洪憲稱帝一幕，"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丑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痛心。至如國體之為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其次者。"就在此時，在萬千讀書人心中有着偶像地位的梁啓超公開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睹青天"。
梁啓超本人在《國體戰爭躬親錄》也回憶，他在籌安會發起後一星期寫下此文，"其時亦不敢望此文之發生效力，不過因舉國正氣銷亡，對於此大事無一人敢發正論，則人心將死盡，故不顧利害死生，為全國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隱耳。"
楊度等六人發起籌安會是在1915年8月14日，19日發佈啟事，推定楊度為理事長，23日正式宣告成立，向各地發出《籌安會通電》。這個月底，梁啓超的文章在京城一見報，各報即爭相轉載。(此前8月20日，已交《大中華》雜誌付排。8月22日，梁啓超寫信給女兒梁令嫻就說，論國體問題的文章已交人帶入京登報。)
比陳寅恪小四歲的吳宓聽說袁世凱見到此文，以為足以當一師團。9月5日，吳宓(1894年生)在《國民公報》讀到此文，同時讀到汪鳳瀛的《致楊皙子書》，當天在日記中激動地寫下："聽風雨之雞鳴，作頹波之砥柱，亦大可為共和吐氣，使奸人喪膽。"他也很想在這共和與專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執筆，只是力與學未逮，而梁、汪之文雖說理透徹、詞鋒犀利、措語莊嚴，只是"深心韜晦，使他人無懈可擊"，他覺得意猶未盡，因此有爽然若失之感。
章士釗也在《甲寅》撰文指出：
梁任公先生號為言論之母，今於國體論"甚囂塵上""八表同昏"之時，獨為汝南晨雞，登壇以喚，形大而聲宏，本深而末茂，其所以定民志、郛眾說者至矣。顧其文不免有斧鑿之痕，啟人疑慮。頗聞人言，梁先生草此文，凡數易稿，初稿之詞最為直切，親愛者以為於時未可，點竄塗改，以成今形。
曾追隨梁啓超的吳貫因見過此文原稿，確有刪改之處。比如在痛斥帝制之非，並說由此行之，"就令四萬萬人中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這樣的表述(大意)。後有人勸他，袁現尚未承認有稱帝之舉，初次商量政見無須如此激烈，所以刪去了這段，其他各段也改得更為平和。
就連主張君主制的嚴復9月23日的私信中也認為，反對聲音中以汪、梁兩文最有力，"然兩家宗旨，皆非絕對主張共和，反對君憲，而皆謂變體時機為未成熟。"他舉出梁啓超文中所言："吾國憲政障礙，非君憲所能掃除，障礙不去，則立憲終虛。"嚴復指出："大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以法律言，於約法有必守之義務，不獨自變君主不可法，且宜反抗，餘人之為變，堂堂正正，則必俟通國民意之要求。顧民意之於吾國，乃至難出現之一物，使不如是，則共和最高國體，亦無所謂不宜者矣。"向民國宣過誓，這正是袁世凱所擔憂的。所以，若不是民意一邊倒的呼籲他放棄共和、回歸帝制，他也不敢貿然輕進。
8月31日，章士釗在《帝政駁議》中言及袁世凱就職總統時的誓詞"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就說："未幾而精神浸亡，瑕穢山積"。反過來卻又成了共和不行、要回到帝制的藉口。他堂堂正正地批評："口血未乾，言猶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見告，立會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黨徒，明謀不軌……舉凡前此帶山礪河一切之誓，於今所未便，即悍然毀滅，使無或遺。而司其說者，猶欲以將來立憲為餌，而欲人之欣然樂從，俯首而聽命，此豈可得知數耶?"
《青年雜誌》問世前，王庸工寫信給陳獨秀提到宣誓："以共和國之人民，討論共和國體之是否適當，其違法多事，姑且不論，倘討論之結果，國體竟至變更，則何以答友邦承認民國之好意，何以慰清帝遜位之心，何以處今總統迭次向國民之宣誓……"可見這在當時幾乎是常識。
到12月下旬蔡鍔將在雲南起兵，統率辦事處連續兩電責問他為何出爾反爾，明明8月25日在北京簽名主張君主制。他電復統率辦事處就如此回敬："若雲反覆，以總統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論要言!"
違背屢次的宣誓，正是袁世凱感到棘手的。10月2日，他跟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就坦言了心中的顧慮。朱爾典回答："國民議決共和政體，選舉大總統為大總統，則當然發誓維持共和政體。若國民又議決君主立憲政體，恭舉大總統為新帝國之大皇帝，則又當本國民之意，發誓維持君主立憲之政體，此順民意而為之，於信用毫無損失也。"
9月6日袁世凱特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到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發表對於變更國體的宣言，故作輕巧地說："而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願改革國體，於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然大總統之地位，本位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
集中民意，是楊度發起"籌安會"之用意之一，更是梁士詒等策動"全國請願聯合會"、組織虛擬的"國民代表大會"之目的。12月11日，經代行立法院於核定，全國各省區"國民代表"1993名，主張君主立憲的票數1993張，也就是100%贊同回歸帝制，欲求一張反對票都不得。袁世凱聲言，"民國的主權本於國民之全體，既經國民代表大會全體表決改用君主立憲，本大總統自無討論之餘地。"所謂"民意"只不過是揣摩"上意"，非真民意也。試想，在共和政制之下，豈能容許京師堂而皇之公開地在討論廢除共和的問題，而且是有參政院參政身份的楊度出面。《籌安會通電》所謂"本會之立，將籌一國之安，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這一點，早在8月21日，清末曾力主張君主立憲的徐佛蘇即在北京《國民公報》公開指出了——
古今中外，無人在本國法權之下，而集會結社，公然討論本國國體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國現有之國體，謀植其他國體而不觸禁令者。何也?國體者國本之所託命，國民全體艱難開創，歃血締盟，共同奠造之大基業也。故其本國人民，無論何人，對此國體，凜若神聖不可侵犯。
如國體可以自由討論改變耶，則國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即可以有一日之討論改變，非待至無國以後，將無討論改變終止之時。然則此討論也，豈不與國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為滑稽之事乎?故世界無論何國人士之言論著作，對於他國之國體，可以任意批評，若一論及本國國體，縱心懷反對，亦只能出以微言婉風之筆，否則謂之倡革命耳。
楊度主張君主立憲可謂久矣，當初在日本留學，孫中山就沒有說服他。這年4月，楊度拋出對話體的長話《君憲救國論》，認為共和之下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矣。他以答客問的方式闡述政見：
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於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託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於共和，則以為此後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
嚴復老先生以他翻譯的著作而廣為人知，他雖主張君主立憲，並列名籌安會，卻與楊度的見解不甚相同。當年9月23日，他在寫給熊純如的信中自道心曲："吾國今日之事，亦視力之何如耳?至於其餘，大抵皆裝點門面之事……故問中華國體，則自以君主為宜。吾儕小民，為其中託庇之一分子，但願取此大物之家，量力度德，於外則留神邦交，於內則通籌財力，使皆穩固，則權力所在，將即為謳歌所歸，歷史廢興，雲煙代謝，我曹原無所容心於其際也。"
對於梁啓超的影響力，嚴復深知，他在後來(1916年4月4日)的私信中曾言，梁啓超"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然對於梁的政見常有變化則深不以然。他繼續對梁有所議論，認為其"不識中國之制與西洋殊，皇室政府，必不可分而二者，亦可謂枉讀一世之中西書矣"。他引用法國作家雨果《九三年》中一語："革命時代最險惡物，莫如直線。"他說梁啓超理想中人，正是"常行於最險直線者也"。
他坦言自己對君主制一如既往的感情。當辛亥革命之際，他即對共和心懷警惕，在寫給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信中，曾清楚地表明了君主立憲的立場。他對君主制的肯定確乎沒有變過，認為，"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屍成山，流血為渠。"
而對於比他小五歲的袁世凱，他卻自有看法，1915年6月19日給熊純如信中即說："大總統固為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君相抗衡，則太乏科哲知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嗚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國事之所以重可嘆也。"在上述信中又議及袁："夫袁氏自受委託組織共和以還，跡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滿意者何限!顧以平情冷腦，分別觀之，其中亦有不可恕者，有可恕者，何則?國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單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則與前之力亡滿清正同，將又鑄一大錯耳。"兩個月後，袁薨，民國政局轉入不可測。當日(6月6日)，嚴復即在私信中預言："從此國事，思之令人芒背。"
2.
1915年，籌安會出籠時，嚴復61歲、楊度40歲、梁啓超42歲。章士釗只有34歲，正在辦《甲寅》雜誌。楊度是留日學生，梁啓超曾流亡日本等國，嚴復畢業於英國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章士釗留學於英國阿伯丁大學，研習法律、政治，兼攻邏輯學。同是留英出身，他與嚴復的政見卻不相同。
自辛亥以來，章士釗已成為共和價值最有力的闡釋者和捍衛者之一，他的文章曾啟迪過年齡相仿的湖南老鄉、也是民初最有活力的政體設計者宋教仁，宋將他的專欄剪報裝訂成冊，作為案頭參考讀物。難怪有人稱他是"宋教仁的靈魂"。自日本略窺察憲政的宋，與在英國正式研究過憲政的章，在學理層面確不能相提並論，但章氏理想，若無宋氏實行，也不過紙上文章。不幸宋於1913年春天被刺，章的共和政體理想失去了在現實中落地的推手。但他依然通過《獨立周報》、《甲寅》周刊等媒體表達清晰的政見。他的典雅文風、嚴密邏輯，吸引過比他年輕的錢基博、胡適、羅家倫等人，他們都曾給他的政論文極高的評價。
當楊度的《君憲救國論》和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相繼發表，他以"秋桐"的筆名發表了一系列許多捍衛共和價值的政論。對於楊度，也包括嚴復等一再強調的國民程度不足。早在1914年6月10日，他在《國家與責任》一文中，就以民智最高的美國為例，認為有選舉權的不過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多數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而是相對的，所謂多數是指有選舉權的多數，不是全部人口的多數。他假設中國五分之一的人有選舉資格，那就是八千萬。退一步，八千萬人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一千六百萬，即使只有一千六百萬的五分之一，那就是三百二十萬，即使是三百二十萬的五分之一六十四萬，甚至是六十四萬的五分之一，就是十二萬八千，都不妨礙他關於國民程度是一個相對概念而不是絕對概念的說法。如果中國連十二萬八千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沒有，那麼即使實行專制也沒有資格。
這一點，1915年6月22日，他在《共和平議》長文中說得更清楚，所謂程度只是比較之詞，而非絕對之義。即使說中國民智之低，不足以舉行普通選舉，也不能說中國沒有一部分優秀分子可以進入參與政事之林，無論何人都難以相信。他直言自己理想中的立憲政治，最初不是以普通民智為基礎的，"而即在此一部優秀分子之中，創為組織，相觀、相摩、相質、相劑，此其基本任務，與世俗所稱開明專制，不必有殊。"共和政制可以由一部分優秀分子創設，而不是"其智未足以言政"、從來沒有聽說過共和為何物的普通人民，自主選擇的結果。"若以人民全體為一標準，而疑多數拙劣分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即不能行於少數優秀分子相互之間，以致優秀者失其磨盪之力"，則將永無進步可言。針對古德諾所說中國以人為治傳之數千年，中國人"絕不適於社會共同運動"。他說這句話的毛病就在，以人民全體的程度，作為創設政制的標準，而忘記了轉移社會的中堅，無論哪個國家，都是一部分聰明俊秀之士。在中國尤其如此。他接着指出，"惟人治之不善，乃立憲法，惟人民之無識，乃言進步。不然，則有國者，亦只隨其古來相傳之政習以終焉耳矣"，按這一邏輯，不僅辛亥之役不值一錢，當時各文明之邦，達成良明政治的無論是激進的革命還是平和的改革，豈不都成了謬妄?
相比之下，比他年長、同是留英出身的嚴復，雖翻譯過《法意》、《群己權界論》等經典，卻只能守着老中國"古來相傳之政習"打嗎啡終老了。
1914年11月10日，1879年出生的陳獨秀在《甲寅》發表的《愛國心與自覺心》文中，也闡述過國民程度的問題，他認為一國人民的智力，不能建設共和，也未必宜於君主立憲，兩者都是要行代議之制。"代議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專制之君，亦不能保國於今世。其民無建設國家之智力故也。"所以，他說，"今吾國之患，非獨在政府，國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國家於20世紀?夫非浮誇自大，誠不能並無所懷疑。"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懷疑。當籌安會出籠後，王庸工給他寫信，認為更可怕的就是，"此邦官民，對於吾國國體變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口中雖不以為然，心中則以此為彼國取得利益莫大之機會，……此誠令吾人不寒而慄者也。"他在回信時即指出："人民程度，果堪立憲，而謂之不適共和，誠所不解。"他之所以想在國人思想的根本覺悟上用力就是因此。
新生的民國，在共和政制的實踐中誠然多有缺點，卻也並不像批評者所說的一無是處，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天賦人權這些觀念得到確認不用說了，即使作為共和制最最受詬病的國會而言，章士釗在《共和平議》中說，"平心論之，國會亦何嘗造大孽於天下"。吵吵鬧鬧是國會的常態，他曾目睹英國歷史深遠的巴力門也是爭吵不已。日本帝國議會經二十多年訓練，今年開會時還差一點動拳頭。我們開第一次國會，相持之急，傳聞也不過是拍桌子、擲墨盒而已。翻一翻各國議會史，就算不得什麼了。為何到了中國，就好像犯天下之大不不韙，為五洲萬國所無一般。歲費六千，就好像是議員應受死刑的證據，內外攻訐，體無完膚。當袁解散國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出局，指定的所謂參政登場，"所受實同，不聞其非，轉嫌其少"。他承認議員品性不齊，無可諱言。但是當賄賂遍地，兵威四逼之時，而天壇憲法草案，還能從容起草，主張不變。總統選舉，將議員困在裏面不給吃的喝的，外面以軍隊威嚇，從早到晚，票也只是勉強夠而已。這些事先不去追問是非曲直，而國會議員中至少有許多人是節操的，決不能說其絕無存立之價值。他思考共和之所以受挫，一是由於國民責望之過奢，一是由於當局成心之無對。責望過奢的又分兩類，一是向來主張共和的，平日的理想一旦見之實行，不如原來的期望，則頓生失望，如章太炎就是。一類是向來不主張共和，處處以挑剔的眼光來看待，康有為，乃至梁啓超都是這樣的心態。他說："惟讀者思之，共和二字，本為吾國人所不習，行之而不能無弊，又為事實所當然，今罵倒共和之聲，出於此輩賢豪長者之口，其不為人所利用，以顛覆新制者幾何。至於當局者之成心，尤為章顯。昔之主張排滿者，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適於吾國當亡，適於吾國亦當亡。"他直言，共和不能行，開明專制更無可望，非一端走入無政府，一段走入黑暗專制不可。有人口說"立憲"，而不知以政體而言，共和與立憲正如二五之與一十，勢難區別也。今日民智雖幼稚，難道連三百廿乃至千餘年前所可比嗎?對於另一種說法，就是中國地大不適於共和之說，他也做了有力的反擊，在廣土眾民的大國實行共和，美國、法國已提供了先例。
此時距離籌安會正式出籠已近兩個月。
8月31日、9月17日，他與楊度、古德諾的言論針鋒相對，接連以《帝政駁議》、《民國本計論——帝政與開明專制》等長文予以回應。過去人們的目光都被梁啓超那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所吸引，包括當時的"90後"青年吳宓、陳寅恪等。其實，章士釗對共和政體的立言，無論放在言論史還是政治史上來考察，都更值得重視。10月1日，他的《評梁任公之國體論》一文就是與梁商榷，對於梁的"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在甲種國體之下，為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為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為政治家之節操問題"，他指出，"君主國體，為家天下，民主國體，為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滿洲季年，立憲絕望，易為共和，而憲政確立，在理宜然，二也。苟政論之節操，緣此二義而無傷，則在同類變故之下，政情稍與其義相背，則所謂節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況適得其反者乎?"在這句話下面，他有自注，今天倡言君主的每以將來立憲為詞。梁在國體論中已論及徒立君主，不能立憲。他最後表示以梁啓超其人對於中國的治亂興衰密切相關，如果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所以本着責備賢者之意，直言相商。
對於汪鳳瀛的文章，他雖贊其懇切詳明，卻也有不同看法。其實汪不是反對帝制，只是反對袁帝制自為，所以他給楊度的公開信中說："今之在朝諸彥，罔非清室遺臣，止以國為民國，出而為國服務，初無更事二姓之嫌，屈節稱臣之病。故一經勸駕，相率來歸耳。"何況汪認同開明專制。他在《民國本計論——帝政與開明專制》中直言："開明專制之誤國也如是，而今之賢士大夫如汪君鳳瀛之流，猶頌言此物，以為今日而治中國，外此莫可。"
除了《共和平議》，他的《說憲》、《學理上之聯邦論》等文，與他的《聯邦論答潘力山君》、《聯邦論答儲亞心君》、《聯邦論再答潘力山君》、《邦與地方團體——答張效敏君》……皆從正面立言，從中不難看出他對共和憲政和聯邦制等重大問題的關切。在民國還是帝國成為現實而不是紙上的論題時，他留下的制度性思考尤為珍貴。一個有着健全常識的政論家，他的聲音長久地被歷史遺忘，是因為這個民族與這條政治文明的線索漸行漸遠，滑到另外的軌道去了。今天回過頭來，重新聽一聽他的聲音，百年前的政體之戰給我們提供的豈止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事實，還有那些擲地有聲的清明嚴謹的常識理性。
研究比較行政法的美國學者古德諾從學理入手，認為中國共和政體不宜於中國。張東蓀在上海《神州日報》發表《對於古博士國體論之質疑》，9月，美國傳教士李佳白主辦的《尚賢堂紀事》即全文轉載。針對古德諾所謂"教育未遍，民智卑下"的論點，他直言："夫未厲行教育者，惟有厲行教育而已;禁壓人民不許參政者，亦惟有復其自由，使其參政而已。若變本加厲，改為專制，適足以促成內亂。"
有過議會問政經歷的前議員谷鍾秀、楊永泰、歐陽振聲、徐傅霖等也聯名發表了《維持國體之宣言》、《對於籌安會之外論》。10月13日，成都《四川群報》要將吳虞《對於國體問題之意見》列入社論。15日，在《四川群報》編輯室討論馬相伯的國體論之後，他又寫了《書馬良國體論後》一文。他們的聲音，與梁啓超、章士釗等人的聲音匯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百年前袁世凱回到帝制的輿論阻力。
1916年春天，袁世凱的帝國夢在蔡鍔等人的武裝反對聲中做不下去了，嚴複寫信對熊純如說：
國體之議初起，時謂當棄共和而取君憲，雖步伐過驟，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纖兒，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贊成，弊端遂復百出，而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竊意當時，假使政府絕無函電致諸各省，選政彼此一聽民意自由，將贊成者，必亦過半，然後光明正大，擇期登極，彼反對者，既無所藉口，東西鄰國亦將何以責言。
當然，嚴復的猜測至多只是一家之言，政治的現實永遠都要比書生的一廂情願複雜得多。無論楊度、嚴復們，還是梁啓超、章士釗、張東蓀們都無法預知歷史將往哪裏去。
3.
1915年9月，民初有名的記者黃遠庸因在帝制問題上的曖昧態度，飽受輿論之非，避居上海，出國前夕給章士釗寫信(刊於10月的《甲寅》)，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然如足下今茲所為，覺世曉民，其於國民本分，亦已盡矣。"
章士釗在9月27日的回信中予以回應："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段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他的興趣還是在政治方面，文學非其志也。
《甲寅》出至第九期，即被禁止郵遞。《甲寅》初在東京創刊，自第五期起，印刷、發行即由上海亞東圖書館辦理，大致每月下旬出版。亞東圖書館的汪原放回憶：
記得是第九期，發表章行嚴先生的《帝政駁議》。廚師把雜誌送到郵局去，過了半天，把郵件一齊車回了，臉上很氣惱，說："不寄!禁掉了!"原來因為反對袁世凱被禁了。……郵政局寄不出，零賣還沒有到禁止的地步罷?果然總算平安無事的過去了。
國內不能郵寄，讀者無從購買，出了第十期，也就停刊了。章士釗於這年7月從日本回到北京，隨後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10月22日，有人告訴吳虞，前一天成都《國民公報》登有政事堂來電，通飭緝捕章士釗、谷鍾秀，說他們莠言亂政。
此時，不以批評時政為宗旨的《青年》雜誌已在上海悄悄問世。黃遠庸從新文學入手的觀點是否啟發過《甲寅》的作者和讀者胡適、陳獨秀等人，無法確知。但緊接着《甲寅》的《青年》(《新青年》)雜誌上，胡、陳等人的言論確與黃的想法有共通之處，或許正好所見略同。
是年8月18日，袁氏將恢復帝制的消息傳到太平洋彼岸，嚮往"少年中國"的留美學生胡適即在英文寫的《中國與民主》一文中說：
不管袁先生當不當皇帝，這並不影響少年中國之進程(余在此並不是指任何特定之政治派別)。少年中國正在為中國建立真正民主而努力奮鬥。它相信民主;而且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擁有民主。……倘若盎格魯-撒克遜人從不實行民主，那他們決不會擁有民主。這是一種政治哲學，……古德諾教授和許多其它善意之制憲權威認為，東方人不適於民主政體，因為他們以前從不曾有過，與此相反，少年中國認為，恰恰因為中國不曾有過民主，所以她現在必須擁有民主。
8月29日夜，他再次執筆寫下《古德諾與中國的反動勢力》一文，反駁古德諾，投稿給《新共和》周報，最後改了個題目，發表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11月號。
面對國內的帝制與共和之戰，1916年1月11日胡適寫信給女友韋蓮司，提出"新造因"這個說法，他認為如果缺乏必備的先決條件，政治就可能上軌道。無論是主張君主制，還是共和制，都救不了中國。他認定，自己的職責就在於準備這些先決條件，即"新造因"。1月25日夜，他在寫給還在留日的同鄉、同學許怡蓀信中有更進一步的論述：
"……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耳。
……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雖然他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但他認識到國事、天下事都沒有捷徑可走。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幾天後(1月31日)，他在寫給韋蓮司父親H.S.維廉斯教授的信中也說，雖對革命者深表同情，但作為個人，寧願從事"從下往上"的建設工作，我們可以稱之為基礎建設或底部建設。他相信，通向開明而有效的政治，沒有捷徑可走。"不管怎樣，總以教育民眾為主。讓我們為下一代，打一個紮實之基礎。"這是他理解的"從下往上"的建設之途，註定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卻是一個十分必需的過程，需要足夠的耐心。
他與同時留美的梅光迪、任鴻雋等，與在國內開始辦刊的陳獨秀關於文學的討論，他倡導白話文、新文學，翻譯、介紹西方文學等，都可以看作是"三年之艾"，是"從下往上"打基礎的迂遠之舉，是在為"少年中國"提供前所未有的"新造因"。
他得到章士釗的稱許："年少英才，中西之學俱粹"(1915年10月1日《甲寅》按語)，更為梅光迪等同輩所推崇，"如胡君適之者，文兼中西，為留學界中絕無僅有之人"。3月14日，梅光迪寫信給他："足下近來為民黨發表意見乃至可佩之事。"梅也曾撰文投給《獨立》、《新共和》等報，因未見發表而感到喪氣，"吾輩徒有一腔熱血，能以小學生資格張空拳以撲殺群魔乎?"
8月13日，陳獨秀給胡適回信，提及"中國萬病，根在社會太壞"。他們當時就想在社會下手，"從下往上"，尋找出路。陳獨秀辦《青年》雜誌，以"改造青年之實行，輔導青年之修養"為天職，尋求青年的根本覺悟。這是對政象紛亂的時代危機之回應，與胡適的思考是合拍的。
面對世事、國事日非，1915年10月25日，尚未出國留學的吳宓在清華學堂寫下自己的思考："國家之盛衰，不在其政體，不在其一二人物，亦不盡由財力兵力之如何。處今之中國，而言兵與財，尤急不能成。所恃以決者，國民全體之智識與道德，故社會教育、精神教育尚焉。苟民智開明，民德淬發，則旋乾轉坤，事正易易。不然者，雖有良法美意，更得人而理，亦無救於危亡。"推其用意也是要為共和政體在中國生根提供"新造因"，與胡適心意相通。
後來被胡適譽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1872年出生、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在1916年1月6日寫下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一文直言，"苟非五洲大通，耶教之義輸入，恐再二千餘年，吾人尚不克享憲法上平等自由之幸福，可斷言也。"此文一年半後在《新青年》面世。他在文末指出，歐洲有馬丁路德創新教，為數百年來宗教界辟了新國土;培根、笛卡爾創新學說，為數百年學界開了新天地。他為此大聲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吁!"
吳虞耿耿在念的新思想、新學說，特別是造新國民，不正是胡適一輩"90後"所呼喚的"新造因"嗎?
比袁氏回歸帝國軌道的選擇更重要的是，毫無疑問是新青年胡適之、梅光迪、吳宓等人的思考和選擇。1915年，南開中學學生周恩來寫了一篇題為《共和政體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論》的作文，以略為稚嫩的文言論證了共和政體的優越性。對於孟德斯鳩的這句話，他認為足以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今)欲求人民能具治人治於人之資格，則必道德高尚，智識充足，知自由之真理，明平等之範圍。法理通然後知進退(操縱)，自治明而後免禍患(知運用)。"胡適生於1891年，吳宓生於1894年，梅光迪與陳寅恪都是1890年出生，周恩來生於1898年，比他們更年輕。這一代的思考，當時公開發表出來的並不多，在私人書信和日記中卻已透露出了吳虞所說的"新國民"氣息。胡適採用"少年中國"的說法，也可以視為現代中國的一個表述。培育一代"新國民"，從下往上，以造就"少年中國"的基礎，不正是他們念茲在茲的嗎?他們與年長一些的張東蓀、陳獨秀輩，更年長的吳虞輩都想到一起去了。
1915年7月，胡適在紐約寫信給章士釗，談及翻譯世界文學名著(包括小說、戲劇等)，不僅與黃遠庸的來信相呼應，也與陳獨秀一拍即合。1916年2月3日，他給陳獨秀的信中說得："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讓人想起不久前被中華革命黨人在異國謀殺的黃遠庸之思考。黃生於1884年，歿於1915年12月27日，已無緣即將來臨的新文學時代。
胡適在給章士釗的上述信中還抄錄了去年寫的《留學篇》中一番話：
"適以今日無海軍、無陸軍，猶非一國之恥，獨至神州之大，無一大學，乃真祖國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務也。一國無地可為高等學問授受之所，則固有之文明，日即於淪亡，而輸入之文明，亦亦扞格不適用，以其未經本國人士之鍛煉也。"
此信刊登在《甲寅》第十期。當時，比胡適小兩歲的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生毛澤東便是《甲寅》的熱心讀者。他大概從老師楊昌濟、徐遂良他們那裏借閱《甲寅》。自1914年5月27日收到《甲寅》創刊號，楊昌濟就常在日記中提及這一雜誌，記下自己的感想，對章士釗的文章多有肯定。楊自1909年到1912年在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與章留英的時間有兩年交集。1916年1月28、29日，他連續寫了兩封信給要好的同學蕭子升，要蕭幫忙借《甲寅》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第二封信中表示"欲閱甚殷"，希望向徐先生或楊先生借。可以推想，他以往也是從老師那裏看到《甲寅》的。他當時並不知道《甲寅》出完第十期即已停刊，還眼巴巴的等着拜讀。
胡適等人試圖以白話文為抓手，在文學、思想、教育、學術上造成新潮流，這一切萌芽於《甲寅》，而在《新青年》抽出枝條，在北大開花。1916年底，蔡元培入主北大，吸納陳獨秀、胡適等新人，就是在廟堂之外，通過辦學堂來開創新局，此正是刷恥之舉。三隻兔子匯聚紅樓是袁氏稱帝失敗之後最具誘惑力的一幕歷史，也是為未來中國提供"新造因"。有新思想、新學說的激盪，造就一代又一代新國民，不愁新的共和政體不能名副其實。不同意白話文、對新文學也興趣不大的政論家章士釗已淡出這一波新潮。百年言論史上，政論家辦刊的時代亦迅速讓位於思想家辦刊的時代。
與胡適、陳獨秀他們見解不同的留美學生吳宓、陳寅恪、梅光迪等，則在東南大學和清華學堂匯聚起一道同樣有生命力的風景。他們年齡相仿，多數人都是"90後"。如果要在他們之間找到共同底線，或者共同的起點，還是逃不出陳寅恪拈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許多的分歧都會隨着時間而過去，他們尋求一個新的現代中國或現代文明基礎上重建中國的用心則不會隨風掩埋。他們都是低調理想主義者，只是屬於不同的側面，雖然很長的時間內，他們的聲音都曾被高調理想主義的聲音淹沒。
4.
比他們年長的章士釗、張東蓀一輩，在辛亥前夜就已在論壇上發出聲音。章士釗在《蘇報》主筆政只有22歲，宋教仁主持《民立報》也不到三十。
1911年，25歲的張東蓀自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通過殿試，被授予格致科進士。當年5月23日，他在《東方雜誌》發表《論現今國民道德墮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署名"聖心")說：
政體與國民之道德，有至大之關係。我國之初，本非專制，自秦而創，至漢而成。自此以往，淫威日甚，壓制日重，於是民生困苦，恐懼偽詐、諂媚自私、卑賤苟且、無恥不仁，凡諸不德，養成根性。且國家所定之法，皆為防弊。弊愈多，則法愈紊;法愈紊，則梗阻愈多、牽制愈煩，使全國之民無復活氣，奄奄若病。
一語道破中國的病根，近兩千年的專制病已根深蒂固，非短期可以療治。辛亥革命造成的共和政體本是療治之方，卻非短期所能奏效。於是楊度們回到帝制的主張成為一種選擇，1915年2月15日，他在《正誼》月刊發表《中國之將來與近世文明國立國之原則》，最後提出：
中國國運之興也，不在有萬能之政府，而在有健全自由之社會。而健全自由之社會，惟由人民之人格優秀以成之。此優秀之人格，苟政府去其壓制，使社會得以自由競爭，因而自然淘汰，則可養成之也。易言之，中國之存亡，惟在人民人格之充實與健全，而此人格則由撤去干涉而自由競爭，即得之矣。於諸自由之中，尤以思想自由及思想競爭為最也。
他強調的重點就是，"必政治與社會分離，使政治之干涉範圍愈小，則社會之活動範圍愈大，於是社會以自由競爭而得自然發展也。"
創刊於1914年初的《正誼》，即以促進政治之改良，培育社會之道德為宗旨，到轉年6月15日，出了第九期即停刊。他寄希望於社會，特別是思想自由和思想競爭，而不是把希望放在當權者身上。所以，他對於將來並不絕望。他的優秀人格造成健全社會之說，與章士釗《共和平議》中強調一部分優秀分子造成共和政體基礎說相呼應。1916年5月15日，更年輕的留日學生李大釗(1889年生)發表《民彝與政治》一文，闡述了立憲政治基於自由之理，特別指出，自由的保障不僅繫於法制的精神，尤其需要輿論的助力。"故凡立憲國民，對於思想言論自由之要求，固在得法制之保障，然其言論本身之涵養，尤為運用自由所必需。"他認識到，"葆有絕美精之神"的代議制並未天上掉下來的，而與本國國民的智力、追求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輿論環境呼吸相關。
幾位"80後"分別留學英國、日本，或以哲學為專業，或以法政、邏輯為專業，他們的思路卻是相通的，都是從提升古老民族的政治文明着眼。1915年5月10日，張東蓀在《甲寅》發表《制治根本論》，明確提出："立國制治，在國民之自由，非特在普泛之自由，尤在間接得致其影響於政治之自由，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書信自由等是也。……欲社會之力，足以威迫其政府，則必有社會威迫之道，為不為政府所奪，其道即國民之政治上之自由是也。國民有出版自由，則政府有失職者，得以言論糾責之;國民有集會自由，則政府有失職者，得合群力以抵抗之"。他很清楚，沒有國民政治上之自由，不可能有健全自由之社會。
相距百年，東蓀之言尚有人在意否?更令人糾結的是他和章士釗這些曾捍衛過共和價值的優秀分子，在此後幾十年間思想和現實中的曲折，理想的遭遇和命運的沉浮?
無論是曾經肯定過代議制的陳獨秀，還是在他們之後，生於"五四"前後，深深捲入紅色革命的鐵流的一輩，在閱盡人間滄桑之後的思考，是不是算是回到了1915年前後他們追尋現代中國的起點上了。(1927年被殺的李大釗沒有機會了。)1973年4月20日，生於1915年的顧准在貧病交加之中，寫信給他的胞弟陳敏之："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佔的，是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決定'覬覦'者能否達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誰掌握的武裝力量比誰大，而讓人民群眾在競相販賣其政綱的兩個政黨之間有表達其意志的機會，並且以這種意志來決定誰該在台上。"五十八年前，張東蓀、章士釗他們的文章，他未必讀到過，他是在另一種思潮中浸泡過，在革命的絞肉機中滾過來的。回歸常識，回到正常的文明軌道，成為他之後，那一代許多有相似經歷的知識人不約而同的選擇。
1999年，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一紙風行。2003年1月23日，他去世前不久寫信給1920年出生的許良英，表達了改寫中國近代史的心願後，他指出："首先，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類似這樣的觀點，在歐洲至少是幾百年前的常識。如果說，"政府必須符合被統治者的天性，政府正是此一天性的產物。"意大利思想家維科1725年出版的《新科學》中的判斷只是說出了一個側面。那麼，1774年，法國思想家盧梭在《懺悔錄》第九章有更清晰的表述："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於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麼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甚至由此可以上溯到希臘，伯利克里在陣亡將士墓前的演講，以及亞里士多德對政治的理解，即已包含了這樣的思路。
常識需要不斷的重複，因為人類是健忘的。每個時代、每個不同的民族需要不同的方式回應這些人類的基本常識，紮根在這些數千年來甚至更長世代中累積起來的文明常識當中，而不是在常識之外去畫全新、全美的圖畫。
無論是梁啓超、吳虞、陳獨秀這一代"70後"，章士釗、張東蓀、宋教仁、李大釗這一代"80後"，還是胡適之、梅光迪、吳宓、周恩來等"90後"，他們的思考容或不同，甚至政見落差巨大，但他們都曾意識到了政體與國民道德之關係，現代中國不可能一蹴而就，胡適指出的"新造因"，其實就是張東蓀所說造成一個健全自由的社會，作為新政體的基礎。也是吳虞呼喚的"造新國民"，他們這一輩不提倡走捷徑的低調理想主義者，即不妨看作是最初的"新國民"。
從戊戌到立憲，從辛亥到"五四"，幾代人苦苦求索，就是想走通一條與人類文明常識接軌的"新國民"之路。不料中國卻走上了一條與他們意願相悖的不可測之路。這不僅是他們萬萬想不到的，也是袁世凱、楊度等在內的人沒有想到過的。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題目，也是我長久以來所困惑的。我此刻試圖追問的無非是他們當年求問的起點，也是現代中國之起點的問題。
新制度與新國民之關係，是現代中國轉型之關鍵，從章士釗、宋教仁到張東蓀，"80後"一輩，共和政體在中國的倡導者、闡釋者或設計者，他們側重於構建新制度的探討。相比之下，"90後"一代更着力的是"造新國民"，他們意識到新制度的基礎在於新國民，所以在社會層面"從下往上"努力。事實上，新制度與新國民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沒有新制度提供的堅實保障，新國民也無從產生，反之，沒有新國民，新制度的基礎何在?
我又想起張東蓀駁古德諾的那篇文章，針對古德諾提出的"一國所以立其國體，非由國民之有所選擇，即非出於人力，乃必宜於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狀態"，他反擊說："然試問此種歷史習慣，果其宿於國民之心中，抑亦存於客觀之實物?吾知勿論何人，必不能認歷史習慣為存於客觀之具體物，是則宿於人之心中明矣。自盧騷總意說之反響以來，學者篤信歷史，亦復過甚。殊不知歷史者，時代精神之連續的表現也。否則歷史總莫由以成，不惟斷片之事實，不足研究，抑且勢必千年如一日而不生變化矣。世上寧有此理耶?"他接下來指出："歷史習慣，即存人民之心中，則社會組織經濟狀態，無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徵。"因此說國民對國體不能有所選擇，真是謬論。國體、政體說到底是人民的選擇，雖然一國人民的思想常常不是一國最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形塑的，但這並不意味着思想家、政論家們本着學理、常識、良心提供的思考是沒有價值的。一切的價值都在時間中沉澱，也在時間中彰顯。老實說，百年的時間尺度還是太短了。一種思想、主張、言論到底有什永恆久的價值，自會在歷史顯明出來，歷史是"時代精神之連續的表現"，歷史是關於人類有限性的記錄。午夜夢回，研習歷史，我們看到的總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它展開的過程。它將所有人的言行選擇呈現在我們的面前，也將整個具體的充滿糾結的過程呈現出來。說到底，歷史不過是後見之明，而人類永遠無法活在先見之明中，這是當年袁世凱、楊度們的限制，也是我們今天的限制。
張貼者：NCN位於7/25/202101:23:00上午沒有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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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難面前，請檢查自己和孩子被馴化的程度
Original孫娟孫娟的書房
我們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在被社會馴化。往往這種馴化是不知不覺的，悄無聲息的，最後讓你覺得那就是你自己。我們現在做出的任何行為和選擇，以及腦中的思想，都是信息環境的產物。與其被環境馴化，不如自己馴化自己。
因為很多時候，你都不知道是誰在馴化你，也不知道你已經被馴化到了什麼程度。也不知道被馴化後的行為是對自己有利，還是對馴化你的人有利。一定要時刻警醒，不要被別人灌入腦中的毒液麻痹；不要用別人的鎖，給自己的思維套上籠頭。河南洪災使那麼多人丟失家園，該追責追責，該救助救助，但是我發現一個問題，也希望梳理清楚提醒自己和他人。這樣可以避免災難的發生，也能在日常生活中多掌握一些主動權。有些場景里的人們，明顯表現出里被馴化後的特徵，災難臨頭，沒有自救意識。這不能怪他們，他們是無辜的。哪一幕呢？地鐵里那一幕。地鐵里的人們，水已經沒到肩膀了，可是那麼多人，表情居然那麼淡定，淡定的非常詭異。據我所知，能在生死關頭凝神靜氣的，都是大賢大聖，一個時代能出現的屈指可數。普通人在危險面前，慌亂，驚嚇，恐懼，崩潰才是正常的現象。人格完整一些的，勇敢一些的，也是興奮，想辦法自救。可是地鐵里的那麼多人，集體表現出那麼淡定，實在太詭異了。更大概率是，他們在迷茫，懵懂，聽天由命中。他們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了其他力量。在親歷者的表述中，我們看到更多的詞是，別人命令，自己等待，等待救援，期待救援。
有人曾試圖用安全錘砸窗，被人制止後，就再也沒人砸窗了。一開始要往出走的時候，工作人員發現有水進來了，吩咐乘客回車廂，於是大家就都很聽話的回去等。也沒人懷疑工作人員做出的判斷是否正確。在網上流傳的視頻看，車廂里的一群人，都在很安靜的等待，在生死面前，不正常的淡定令人覺得詭異。有些人會說，因為車外的水位高於車內，砸窗水會進來。但是，砸窗還有生還的可能，不砸窗，很大概率會死。
畢竟，救援不是一定會等來的，尤其在突發狀況面前，相關部門不一定反應那麼快。就算能反映過來，需要救援的地方很多，不一定能及時趕到。所以，等待和期待，不應該是生死關頭的態度。但是你想想，遇到事情就等待，或者期待他人幫助，這不是小孩子的行為邏輯嗎？怪車上的乘客不懂自救沒意義，為他們開脫也沒意義，很慶幸最後他們得救了。
但是這個事情很值得我們反思，人群有明顯的馴化痕跡。馴化成條件反射的聽命令，跟着大流走，聽從指揮，不管是誰的指揮，也不管指揮的對不對。遇到困難選擇等待，在等待的過程中非常茫然。那種詭異淡定的表情，就是習慣性的等待表情。不止地鐵上的人，我們平時在生活中，包括自己，其實也有這樣的問題。遇到困難，習慣性的等，靠；看到有人指揮即使心存疑慮也會服從；只要看到自己和多數人的行為一樣就不慌了，不管對錯。我們都仿佛羊群里的一隻羊。絕對不是荒野里的貓，和狼，有獨立的行動能力和思維。每個人都被馴化了，只是每個人被馴化的程度不同。那麼，我們是什麼時候被馴化的？從小到大的時時刻刻，都在馴化我們。回想一下。
小學時候，老師讓我們做活動要排隊，動作要整齊劃一。說話時候先舉手，過節日要聽從老師指揮。後來，每天的生活都是學習書本知識，先去聽老師講，講完把老師佈置的作業做完，最後老師給分數。從小到大經常做操，大家排好隊做操時，老師最多講的是："小明，別亂跑，別出風頭，要和大家一樣。"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由家長負責搞定，你只需要跟着老師安排的步驟，完成任務就行。直到上大學。工作後也是這樣，分工越來越細化，工作任務由上級領導安排，你只需要把安排的任務完成就行。對整個系統的目標和發展情況一般不關注，也自己知道關注了沒用。人在25歲前，是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形成的關鍵時期。大多數人在此後的人生中，遇到事時，這兩種模式會自動運行。如果不去常常審視，很難疊代。審視一下就能發現，無論是上學還是工作，我們被教育的最多的是"服從安排聽指揮"，同時還被教育"不要給集體添麻煩，不要出風頭。"從來沒人教育我們遇到困難主動解決問題。所有的日程都排滿了，任務一個接着一個。完成任務，獲得獎賞，跟着大家一起走，這就是從小到大的日常。我們也基本沒有遇到困難讓自己解決的機會。
人是很容易被馴化的。有一個心理學實驗，如果你對某人的一個行為給出積極回應，他以後就會經常做這件事。如果你對他的另外的行為給出消極回應，他慢慢的就會杜絕那種行為。一旦思維和行動形成了慣性，不加思考就會完成任務，服從命令了，絕對不會亂來。馴化成功。外界的馴化一旦成功，就像給大腦帶上了鐐銬，哪怕給你自由自主的權力，也不會去做沒做過的事。我們曾經看過很多例子，從小被養在籠子裏的動物，即使打開了籠子，他也會回籠子睡覺。因為在他的經歷里，意識里根本沒有"原野"這個概念。"社會化"是社會學的一個經典的概念，從小的經歷，外界的信息，是塑造一個人的最大力量。經常有些老年人對我說，他們的前半輩子，被灌輸了太多錯誤的東西，下半輩子，努力的為大腦排毒。力求活成一個清醒的人。我也是這樣，我對世界的認識，30歲前全部來自書本，學校和家長。但是後來發現，世界的真相完全不是他們說的那個樣子。於是在竭盡全力，一項一項的解開別人套在我大腦里的枷鎖。雖然這種精神上的手術讓人非常痛苦。但當把別人強加給我的虛假的東西全部置換掉以後，變得頭腦清明，看清了世界的真相，原來更加廣闊明亮。所以，一定要經常審視自己的思維模式和行動模式里，是不是有外界馴化後的痕跡。多一些自主意識，面對緊急情況懂得自救，徹底根除等待，聽從，盲從，期待他人的行為習慣。
警惕在生活中被事情推着走，而不是自己主宰生活的進程。警惕自己是否在尋找人群歸屬感，那種歸屬感是假的，人一旦群體中，智商會降，行為會遇到阻力，有時候將集體滑向錯誤。警惕自己和孩子變得太乖，太聽話。
不要把自己的任何決定權交給他人。遇到事情一定要自己主動觀察形勢，想出辦法，並且付出行動。如果是經過深思熟慮得出的結論，就一定要堅定自己的想法，不要盲目隨大流。有時候大多數人會在迷茫中滑向危險，也許你的清醒，不僅能救自己，也能救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