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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認識新疆「種族滅絕」 中國人要過多少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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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面對一個強大、殘暴和危險的政權,弱勢民族要改變其受迫害的處境,需要獲得來自強勢民族裏的民眾的支持。但是,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海內外不少中國人卻站在中共大漢族主義一邊,他們拒絕承認中共對維吾爾人殘酷的人權迫害,更矢口否認在新疆發生的「種族滅絕」。因此,說明中國人認識中共新疆政策的殘酷真相,及其反人類的法西斯性質,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非常艱難的義務。

要認識新疆的種族滅絕,還需要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這在中國那塊缺乏人文主義精神的土地上,是非常稀缺的東西。(湯森路透

自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新疆維吾爾人遭受「種族滅絕」的問題,已成為西方民主國家與中共抗爭的焦點。

「種族滅絕論」並不是美國首先提出的。多年來,新疆維吾爾人一直在控訴,西方人權組織、國際媒體和研究機構也一直在調查採訪取證。目前,美歐多國已正式通過決議,把中共在新疆針對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暴行,定性為「種族滅絕」。已有多國向聯合國呼籲,要求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前往新疆實地調查,但一直被中共無理拒絕。

我們每個普通漢人,對本民族的統治者針對弱勢民族的「種族滅絕」,都負有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因為我們沒有盡到人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

毫無疑問,面對一個強大、殘暴和危險的政權,弱勢民族要改變其受迫害的處境,需要獲得來自強勢民族裏的民眾的支持。但是,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海內外不少中國人卻站在中共大漢族主義一邊,他們拒絕承認中共對維吾爾人殘酷的人權迫害,更矢口否認在新疆發生的「種族滅絕」。因此,說明中國人認識中共新疆政策的殘酷真相,及其反人類的法西斯性質,是我們應該承擔的非常艱難的義務。

我本人的認識經歷和德國人的反思

大多數中國人不知道新疆發生了什麼,這不奇怪。我本人曾是中國湖南的大專教師,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流亡瑞典後,一直求學和教書,但在1996年到土耳其之前,我對新疆維吾爾族受迫害的情況一無所知。

那是一次國際人權之旅。國際特赦倫敦總部組織了來自七個國家的人權人士,到關押庫爾德族政治犯的土耳其做巡迴的人權演講,傳播國際特赦反對酷刑、死刑,反對拘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理念。

當時我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驚諤地,面對有三萬新疆維吾爾人流亡土耳其這個事實。這才知道,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佔領新疆,維吾爾人就無法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他們被逼得一代又一代地逃亡。這一切,大多數中國人居然毫無所聞。

這之後我回到瑞典,開始接觸和採訪維吾爾流亡者。1998年11月,我在瑞典採訪了維吾爾族領袖艾沙·阿力甫提肯的兒子、旅居德國的「歐洲東土耳其斯坦」主席艾爾肯·阿力甫提肯先生,了解到一部維吾爾族的血淚史。當時我做了訪談錄《我們和平的維吾爾人為什麼要起義?》

多年來,瑞典接收了不少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難民。在我任教的「母語中心」,有一些維吾爾學生選修我的中文課,我因此對這個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些維吾爾族流亡者的家庭,比我這樣的漢族流亡者承受了更深重的痛苦。即使在自由社會,他們大都是懷着恐懼,在絕望中生活,不敢輕易在海外吭聲,因為幾乎家家都有親人被送進集中營。

人們常說「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日本」,當今真正的民族學(包括新疆西藏)也絕對不在共產黨中國境內。上個世紀初,有瑞典宣教士去新疆,他們學維語一呆就是幾十年,回國後著書立說,使新疆的真實歷史為瑞典人所知,所以瑞典比較關心新疆人權和集中營的問題。

但是,由於強勢民族的民族利己主義,至今很少有漢人去體會和同情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被欺壓的痛苦。二戰前的德國也是類似情況。

1933年,希特拉上台開始排斥猶太人。由於經濟危機,很多德國工人拋棄了左派投靠納粹。納粹用強力政府干預經濟的方法,解決了失業問題,當時德國不但大資本家,就連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也支持希特拉,為了德國崛起的「大國夢」,他們默認了希特拉對猶太人實行中種族滅絕的暴行。

如此狂熱好戰的德國民族主義,我們在當今共產黨中國再次看到。今天,不但新疆有百萬維吾爾人以「再教育」的名義被監禁在集中營,目前氣勢洶洶的紅海也正在淹沒原本自由的香港。有預測說,新疆模式的再教育專案和中心,將是北京控制香港的下一步。

二戰後,德國知識分子承擔起恢復國人感知能力的責任,從放映紀錄片開始揭露法西斯罪行,開啟了全民反思與檢省。每個德國人都反思自己的作為和不作為。經歷了這樣一個痛苦的過程,一個民族得以在毀滅後獲得重生。

當然,德國人反省納粹的罪惡,是在盟國佔領德國之後推行的運動。其時納粹黨團組織已經被摧毀,德國已立法嚴禁法西斯組織重新活動。紐倫堡審判時,法庭以破壞和平罪、戰爭罪、違反人道罪對納粹主要罪犯進行了審判並處以重刑。在這個背景下,德國人集體的反思運動,教育人們認識並警惕人性中的惡,重建了人文主義精神。

中共「漢化新疆」政策,慢慢就變成今天的「維吾爾族種族滅絕」政策。(湯森路透)

沒有過不去的坎

但是,當今中國仍在共產黨政權的統治下,其對新疆維吾爾族的人權迫害是現在進行時。我們除了要向國際社會呼籲關注之外,也應該對海內外中國人談種族滅絕的問題,要傳播有關人權、人的尊嚴和少數民族基本權利的知識。只有認識中共當局所製造的罪惡,才有可能制止罪惡。

在我看來,讓中國人認識維吾爾人被種族滅絕的問題,要過的坎很多,困難很大。這考驗我們最基本的心智慧力。下面是我們要面對的幾道坎。

第一道坎是:資訊被封鎖,真相被屏蔽,導致「無知自信」。

中共嚴格管制國內所有媒體和自媒體,有關少數民族的新聞被定為更高敏感級別,管制審查手段都極為嚴厲。不但國內記者面臨巨大壓力,無法為被迫害的民族發聲,就是海外一些親中媒體也噤若寒蟬。因此,無論是西藏的自焚抗爭慘劇,還是新疆集中營的種族滅絕,在整個中國的資訊網絡中都仿佛不存在。

這就導致一種「無知自信」。沒有接受來自不同角度的多元資訊,公眾會對某一片面知識而產生極端的信任。大多數中國漢人在被蒙蔽的懵懂之中,接受了中共宣傳的那一套。

長期被遮罩資訊的人一直相信某個東西,就會不自覺地投入太多心理能量。如果突然發現這是假的,他們很難接受事實,會傾向於否認真相,形成心理牴觸。這就是很多中國大陸人在看到真實資訊後,仍然為中共的民族政策辯護的原因。

第二道坎是:大漢族利己主義和大一統,形成利益牴觸。

非理性民族主義都具有強烈的自私性,使人把本國本民族的利益和價值看得高於一切。民族利己主義具有排他性,對外民族的文化採取拒絕、排斥的態度。

因此,許多中國漢人即使知道維吾爾人有很多泣血的親身控訴,國際社會有很多調查批評,為了維護本民族的既得利益,他們會產生另一種牴觸心理,稱之為利益牴觸。

為什麼說大漢族在中國是既得利益民族,欺壓和剝削了少數民族呢?毛澤東於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論十大關係》,提及漢族佔據了少數民族的土地和資源。

「我國少數民族人數少,占的地方大。論人口,漢族佔百分之九十四,是壓倒優勢。如果漢人搞大漢族主義,歧視少數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誰多呢?土地是少數民族多,佔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

第三道坎是:認識能力、同情心和同理心的缺乏。

人的認知能力包括觀察力、記憶力、想像力等。長期受專制政權蒙蔽的人,缺乏認識真相的能力。尤其是新疆的民族迫害屬於社會體制問題,涉及複雜的歷史和嚴峻的現實政治,身在國內的人很難搞清楚,這超出多數人的心智水準。

為了提高認知能力,我們需要獲取更多的知識和資訊,儘可能公正、客觀、不帶偏見地去思考。

同時,要認識新疆的種族滅絕,還需要更多的同情心和同理心,這在中國那塊缺乏人文主義精神的土地上,是非常稀缺的東西。「同情心」指理解他人的痛苦,這是人類最偉大的品格之一,是道德感、公平正義、理性思考的重要起源。「同理心」則是思考若自己在對方處境,會是怎樣的感受。

有了同情心和同理心,我們就有了一個不同的視角,能站在別人的角度思考。在感同身受的基礎上,在可能的時候伸出援手提供幫助。只有跨過這一道道坎,我們才能直面維吾爾人被種族滅絕的真相,提出解決辦法。這樣才能趨近現實人文主義,使漢民族成為一個良善民族。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陽人。畢業於北師大中文系教師進修班。原邵陽師專教師。1989年因學生運動被判三年。出獄後流亡香港任編輯。現在瑞典教育機構任職,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權之旅》、《山麓那邊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編《達蘭薩拉紀行》。有大量文章見於海外報刊。獲紐約「萬人傑文化新聞獎」,香港「人權新聞獎」。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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