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4年11月29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14病室，一位代號為「145」的病人臨近了他生命的終點。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那瘀腫的佈滿着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着，渾濁的眸子裏仿佛有一團火在燃燒。他已經不能說話，但卻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仿佛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他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劃着，張着嘴「啊、啊」地想叫喊。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着，可是，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已經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着這個世界，直到15時35分，他那顆頑強的心臟終止了跳動。
在這個數九寒天的冷酷日子，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
他就是曾經馳名世界的風雲人物彭德懷元帥。
本來，彭德懷早在1959年就已經被打倒在地，與文革似乎已無關聯；但毛澤東發動文革卻首先拿彭祭旗，並在文革中又把彭活活整死。由此可以看出彭對文革的發生影響之大，可以看出毛對彭一直揮之不去的心結，其中玄機之所在，值得人們猜思。
一
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光譜上，彭德懷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毛澤東說彭是「海瑞」，一般人也都這麼看。當然，毛這樣說是貶義，一般人是褒義。
彭身上也確實有海瑞精神，但如果真把彭僅僅視為「海瑞」，則是小看了他。
彭德懷是忠誠的革命家和共產黨人，是毫無疑義的，而且在操守上還要更為純粹。但彭的特別之處在於，與其他同時代的共產黨人相比，無論是革命的信念，還是對共產黨的理解，以及對毛澤東的態度，彭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堅守，而且一以貫之，從無改變，也不想改變。
彭出身於赤貧農家。他在《自述》中，曾憶及自幼母亡父病，家境從下中農墮入赤貧的悲慘情形，說：「在以後的日子裏，常回憶幼年的情況，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本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主力，就是像彭這樣的底層農民，他們的階級意識、政治立場、鬥爭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時期就深刻體驗過的貧富對立，後來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不過是賦予了他們的意識、情感、行動以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彭的特點在於，當一些農民出身的官員已經用這種意識形態代替了原初的農民感情時，他仍然「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並始終堅守着草根階層的階級情感和政治立場。
但彭又不是純粹的農民，他是由一個湘軍軍官走上革命道路的。這樣的閱歷使他較之純粹的農民，眼界要更為開闊，思想要更為豐富，抱負也更為遠大。所以，彭雖為軍人，而且在革命戰爭年代一直有「猛張飛」之稱；但與一般中共高級將不同的是，他並不單純以「軍人」自期，他所關心的問題遠遠超出軍事的範圍，涉及到政治、經濟、教育、婦女等廣泛領域。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就經常就某些涉及全黨的重大戰略問題向毛澤東提出自己的建議。1942年12月18日，彭德懷就中共與國民黨的鬥爭及根據地工作問題致電毛澤東，提出：國民黨有長期的歷史影響，且有一定社會基礎，抗戰之後我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仍是長期的。戰後中國人民的政治動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國」，誰能滿足這一願望，誰將取得最後勝利。1943年2月8日，彭德懷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幹會議上發表有關民主教育問題的談話，認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國來說，就是反對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彭認為中共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制度，在人與人之間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合法的東西，目前則要進行「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教育，灌輸科學精神，反對封建迷信。從抗日前線返回延安後，彭又於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澤東，就邊區財經問題發表意見，認為延安「對這方面還欠明確方向」，並寫了一篇《論公營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後，「最好以社論名義發表」。
彭的關注點還涉及到文藝。1943年，在中共北方局從事抗日宣傳工作的趙樹理在奉命深入遼縣（今山西左權縣）農村搞調研時，聽到了一對青年男女岳冬至和智英祥在追求自由戀愛的過程中，由於受到雙方父母等的阻撓，以致岳冬至被人打死的悲劇故事。於是，自小就生長在山西這片沃土上，有着深厚生活積澱的趙樹理，即以此為原型，很快創作出一部鞭撻封建思想、讚揚婚姻自主的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一向對文學藝術並無多少興趣的彭德懷讀過《小二黑結婚》後，立即高度肯定，並為該書題詞：「像這樣從群眾調查研究中寫出來的通俗作品還不多見。」爾後，彭又專門請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部長李大章將自己的題詞轉交給太行新華書店。這樣，《小二黑結婚》很快於同年秋季順利出版了，它的扉頁上就印着彭德懷的題詞。這部雅俗共賞、風格獨特的小說一下子就引起了轟動，不僅在太行區發行了數萬冊，而且還被當地老百姓改編成很流行的秧歌劇到處演唱。
彭關心的問題如此廣泛，在他看來，這都是一個革命家的職分所在，但在「乾綱獨斷」的最高統治者眼中，則屬于越權，屬於政治上不守本分。
作為中共的高級領導人，彭在政治上最突出的特點集中表現在對毛澤東，特別是對成為最高領袖的毛澤東的態度上。彭在歷史上屬於廣義的毛派。他並不反毛，而且與毛有過很好的合作。1928年7月，在中共遭受嚴重挫敗，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彭發動了著名的「平江起義」，開闢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隨後率領紅五軍主力奔向井岡山，與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相會合。從此，他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指揮千軍萬馬，縱橫於湘江贛水與閩山之間，粉碎了蔣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圍剿，並作為開路先鋒，勝利地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那些艱苦卓絕的歲月，彭與毛交往密切，彼此一直都以『老毛』、「老彭」相稱；有事商量，如碰上一個還在睡覺，把被窩掀開就是了，縱然平日也可能有爭論，但似乎並不影響感情，總還是一種兄弟般的平等關係。二人之間的問題出在毛經過延安整風成為君臨全黨的最高領袖之後。1945年在華北軍隊和地方同志座談會上，彭德懷曾這樣總結他對毛澤東認識的三部曲是：大哥——先生——領袖。但，他對毛澤東的敬仰是建立在黨性的基礎上，而他，對一個領導幹部的黨性卻有自己的理解和秉持。他反對把毛說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更反對神化毛。當毛需要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時，彭卻仍然保持着有什麼意見都要向毛一吐為快的，「無話不談」的態度。這當然是毛所不能容忍的。毛將彭的直言、坦蕩、自尊，都看做是對自己「至尊」地位的冒犯和挑戰，所以借延安整風之機，執意將「火」燒到了彭的身上。1943年10月上旬，彭奉命從抗日前線返抵延安，回到延安後，即參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整風會議。會上彭雖然也作了「自我批評」，但是秉性倔強的彭並沒有像其他高級領導人那樣，在以樹立毛的最高權威為旨歸的延安整風中做違心的自我鞭撻，表示臣服於毛。這當然為毛所不能容忍。為了進一步打掉彭的傲氣，削弱彭在軍隊中的巨大影響，以樹立毛本人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從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在毛授意下，特別召開了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座談會，並時斷時續地開會四十餘次，對彭又進行了為期43天的鬥爭。
對彭的指責包羅萬象，從攻擊彭領導平江暴動是抱「入股」目的，「投機革命」，到內戰期間擁護王明、博古；更將鬥爭矛頭指向彭領導的華北軍分會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運動游擊戰」方針，指責彭執行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背着中央發動「百團大戰」，從而「暴露我軍力量，導致華北根據地遭到日軍巨大壓力，根據地大大縮小」。但其中的重點則是整彭對毛的態度。彭被指責為「一貫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彭在講話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澤東的話）。彭原名「彭得華」，也被污衊為其志在「得中華」，即意欲與毛澤東一爭高低。對於橫加在自己頭上的各種罪名和指責，彭並未接受，他說，「毛澤東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正確的，難道就沒有百分之零點一的錯誤嗎」？毛因此說彭的檢討是「勉強的」。這一點毛對彭確實看得很準，彭只是為了黨的團結才違心地做了檢討。對於批彭的實質，張聞天的夫人、老紅軍戰士劉英晚年這樣說：「後來分組開會。華北組批彭德懷，批他的百團大戰和主張自由博愛口號。毛主席整彭德懷，主要是彭老總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會附和他。其實彭德懷不反對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張。……我聽聞天說，毛主席議論彭老總有反骨，遲早要反，不如現在就整。他對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慣。他講直話。別人不敢講，他敢講。」
對彭的鬥爭，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臨國內局勢的劇烈變化，必須全力對外，才停止下來。面對與國民黨的鬥爭和中共執政後不久爆發的朝鮮戰爭，毛仍不得不起用彭。但毛從來是整人一整到底不罷休的人，特別對彭這樣的硬骨頭，一旦時機到來，大棒就會高高舉起。後來1959年廬山會議將彭作為反黨集團的頭子一棍子打死，只不過是延安整風和華北座談會批彭的進一步升級而已。
1959年廬山會議，是在所謂「三面紅旗」，特別是大躍進出現嚴重問題，大饑荒已露端倪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伊始，彭參加西北組的討論，從7月3曰到10日，在小組會上有7次發言與插話，坦誠地提出了一些問題與意見，但有的意見並沒來得及暢談.彭感到糾左仍不能有力，便於12日下午去180號（美廬）向毛澤東面陳所見，但因毛正在睡覺，未果，13曰便決心寫信，14曰下午送呈。彭的這封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等幾句略帶鋒芒的話以外，通篇都是心平氣和，言辭懇切的。其內容既切中時弊，又富於建設性，但毛卻認為其中有重大問題，以至於雷霆震怒，大開「殺戒」，都與其內心深處對彭一以貫之，並日益加深的猜忌密切相關。
1949年中共執政之後，對毛的崇拜進一步升級，特別是1957年反右以後，其絕對權威與蘇聯的斯大林在世時已有過之而無不及。本來，在一個封建意識影響深重而又缺乏民主體制的群體中.很容易把上下級關係扭曲成君臣關係，甚至宣揚「馴服工具論」，提倡對領袖個人盡『忠』，但彭德懷秉性高潔，一向厭棄那一套封建倫理。他對革命忠心耿耿，卻不慣於對領袖個人俯首稱臣，面對日益升溫的對毛的個人迷信，自然就更加難以適用，所以與毛的關係自然就更加緊張。另一方面，蘇共二十大提出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以後，毛澤東就種下了一塊心病。他擔心反對個人迷信及個人崇拜的浪潮可能要波及到中國來，特別是1958年他拋出「三面紅旗」釀成大禍以後，更擔心中國也會有赫魯曉夫那樣人物跳出來跟他公開算帳。對這樣的人物，最初他想到的不是文化大革中被稱為「中國赫魯曉夫」的劉少奇，而是他認為歷史上就有「犯上」行為表現，近來又公然倡議反對個人崇拜的彭德懷。而早在延安七大時，彭德懷就不贊成黨章上寫進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款，蘇共二十大後，彭不但佩服赫魯曉夫敢於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且認為中國也很需要反對個人崇拜。他看到《軍人誓詞》上第一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當即就指出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的領導之下。」廬山會議彭在西北組的發言和插話，其中也涉及到毛。彭說：「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彭還批評了好多省為毛修別墅，亂傳毛的意見……彭告誡：「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之後的1959年9月9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談到，「所謂個人崇拜，在蘇共1956年二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以後，那時候在中國也有人要反對個人崇拜。……中央內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懷同志，……他在西樓政治局會議上兩次提出反對唱（東方紅）這個歌，並反對今後再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這一切，毛當然心知肚明，對彭就更加不放心，並開始為整彭製造輿論。在此之前的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要對付分裂，就是指彭德懷；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上海會議上作報告，又批評了彭德懷：「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還在上海會議上講海瑞罵嘉靖皇帝：「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很有意味的是，毛還又一次玩了一次「陽謀」，「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果然，三個月後，當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向毛反映「大躍進」和公杜化運動中的情況與問題時，儘管遠沒有當年海瑞那樣「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毛卻立即判定為「下戰書」，於是，彭的厄運也就不可避免了。
對於彭的悲劇，有人認為是彭政治上不夠成熟，性格過於剛直所致。也有人認為，彭敢於直諫，是對毛真正忠心。這些說法都是從封建「忠君」思想出發的，扣到彭德懷頭上，從根本上就是錯的，是不懂彭這樣的革命家和共產黨人。因為彭從來都是只對革命利益負責，只對共產黨的事業負責，一向恥於向領袖個人效忠，對封建「忠君」思想深惡痛絕；不管是誰，只要是錯的，他都會不計個人得失，毫不留情地站出來批評。他和毛都不喜歡的「洋顧問」李德也說：「在軍團總指揮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懷。他自從1928年帶着他的部隊參加紅軍以來，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軍隊的當然領導人。但這並不是說，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同樣都很積極，只要他認為必須批評的，就總是直言不諱。他爽直，嚴厲，既反對損失耗大的陣地戰，也反對分散的游擊行動。」彭也並不是不了解毛，不知其中利害，廬山會議寫信前，張聞天就曾告誡他：毛學了不少帝王權術，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但他依然義無反顧，「雖千萬人吾往矣」。用彭自己的話說，就是：「我這個人就是愛提意見，……要我有話不講是困難的。去年出了那麼多問題，常委同志都沒有講話，我講一下也有好處。有問題不講，黨還有什麼戰鬥力呢。」「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陳雲1980年曾這樣發問：如果政治局委員都是彭德懷會怎麼樣？「陳雲之問」發人深省。果真如此，「三年人禍」餓死三千多萬人的世界慘劇和接踵而來的「整了全國一億人」的十年浩劫就很難發生。可悲的是，在中共黨內，經過反右派、反冒進等政治風暴，黨內外民主的基礎早已不復存在，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集中於領袖，而毛，就是中央，就是黨，就是真理。人民、民族與國家的命運完全繫於毛一人之反覆無常的意志。全黨上下把「緊跟」、「盲從」和甘當「馴服工具」視為黨性，把維護毛的絕對權威視為「顧全大局」，而把彭這樣的敢於「犯言直諫」之士視為「有反骨」（毛澤東語）、「犯上」（周恩來語），把黨內正常的批評意見看做「反黨」，看做鬧分裂的敵對勢力。當這樣的黨性觀念和「大局」意識統治了全黨時，空前絕後的「三年人禍」和「十年浩劫」的發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兩相對照，哪一種黨性更為可貴，哪一種黨性利國利民，哪一種黨性禍國殃民，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可惜，隨着彭的倒台和遠去，具有像彭這樣黨性的人越來越稀少了，而政治上「成熟」得像泥鰍，身段柔軟得像麵條一樣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二
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清算，其影響遠遠超過了中共執政以來發動的任何一場黨內鬥爭。在這次會議上，圍繞三面紅旗造成的災難性後果發生的論爭，與其說是政治路線的分歧，不如說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與良知底線的拷問與考驗。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稍有人性的人都不會無動於衷。前面說過，彭德懷在中共高層與眾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當一些農民出身的官員已經用意識形態代替了原初的農民感情，並以「迷信」和「盲從」的黨性取代了人性時，他仍然「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並始終堅守着草根階層的情感和立場。
彭童年時過年，都要和弟弟出外乞討，他由牧童、童工、堤工、士兵而軍官，體驗了工農兵極端貧苦的生活。對他來說，童年的經驗真是太深刻了。「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淚，就傷心，今天還是這樣。不寫了！」（《彭德懷自述》）童年時代為窮人所受的欺負和困頓而傷心流淚，身處高位為農民說話而從不忌憚，對彭來說，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彭如此動情地回憶童年，說明他還保留着常人之情，而且，彭的這種情懷和立場已經和他的人性與黨性融為一體。
早在1949年四五月間，彭從西北來到北京，發現幹部的辦公室里一般都擺着沙發，鋪着地毯，還有茶几、花盆、盆景、魚缸等等，就對周恩來說：「前方幹部的生活情況與工作條件還極其艱苦，我想說的不只是他們可能看不慣這裏的這些情況，而主要的是恐怕進了城的同志會忘記鄉下和邊遠地區的勞動人民，同他們的感情淡薄起來。我察覺到你們住在城裏的人對農村開始有點生疏，可是時間如此短暫，就出現了這種苗頭，日子長了，會怎麼樣呢？」他確實相信革命就是為了勞動人民，因此對革命者的享受總是看不慣。
中共建政後，雖為國防部長，但彭關心的重點卻是國計民生，而對毛的軍事工業化方針持不同意見，不贊成「國家進口的最新式機械，多數用在國防工業或與國防工業有關的工廠」，說：「和平時期的國防建設，一定要適合國民經濟的發展。」
對於毛搞的大躍進，彭開始並無異議，甚至也曾頭腦發熱，1958年9月東北考察期間曾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演講：「今年糧食產量是7000億到8400億斤，明年是10500斤……今年鋼產量是1070萬噸，明年鋼產量是2500萬噸，可能達到3000萬噸。馬克思講過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現在證實了。」但是，1958年10月-12月的西北、湖南之行，彭開始清醒過來。特別是故鄉湖南之行，彭的立場更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彭自1925年盛夏離開故鄉湖南湘潭烏石寨，直到1958年，其間33年，從未回過家鄉。這次回到故鄉，為了便利於聽到群眾的真實反映，彭沒有住招待所，而是住進了彭家圍子自己的舊居。到家鄉的當天晚上，鄉親們都來看望，老人、婦女、孩子，擠了滿滿的一屋，問長問短。在公社和大隊幹部座談會上，當有的幹部談到今年糧食大豐收，吳公塘生產隊畝產過千斤時，彭未敢輕信。他立即同幹部們步行數里來到吳公塘田邊，打着手電筒，蹲下身來，拔起一兜禾茬，數着一兜禾茬上有多少株稻稈，每個穗上大約有多少顆稻穀，細心計算着每畝地的產量。他對幹部說：「我最近看過不少地方，有的講畝產幾千斤，上萬斤，吹得很厲害。老實說，我是有懷疑的。我們當幹部的，辦事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浮誇。」聽公社幹部說，他們公社的煉鐵廠出了640多噸鐵。彭德懷就去看了公社煉鐵廠。情況和他在別處看到的一樣，是「大兵團作戰」，煉出的都是廢品。
在烏石學校，彭看了教室和教員們的宿舍，嘗了學生們的飯菜；在趙家弄子大隊，參觀了設施十分簡陋的幼兒園；在許家塘大隊敬老院，彭和幾位少年時代的夥伴進行了親切交談，得知他們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兩米（老秤16兩一斤），數九寒天老人們還睡在光光的篾席上，連褥單都沒有，被子也破爛不堪。彭緊鎖着眉頭，忍不住說：「這叫什麼敬老院、幸福院！」他為此捐了200元錢給幼兒園，為孩子們買一些生活必需用品；還捐了200元，讓幹部給敬老院添置些鋪蓋。期間，一位因傷殘回鄉的老紅軍把一張字條塞到了他的手心，上面寫着：「請為人民鼓與呼。」
對家鄉的考察，使彭德懷對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煉鋼鐵中的問題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給他增加了更大疑慮。
故鄉之行，讓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農村幹部的領導作風問題。許多鄉親們向他反映，由於上邊給的任務又重又急，基層幹部的領導作風也就越來越壞，不講民主，強迫命令，隨便打人、罵人、捆綁人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愈來愈嚴重。彭德懷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歲月。那時的幹部和群眾，軍隊和群眾，甚至領袖和群眾，關係是何等親密啊！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他為這種變化而深感痛心。離開家鄉彭家圍子時，彭殷切地叮囑前來為他送行的幹部：今後再不准搞瞎指揮，不准搞浮誇，不准說假話，不准強迫命令，不准打人罵人，不准罰口糧，不准拆毀社員房屋，不准砍伐山林。
1959年7月，在去廬山參加會議的火車上，一路所見所聞，讓彭的心情更為沉重。在大放「衛星」的河南境內，看到窗外衣衫襤褸、蓬首垢面的逃難者，他情動於中，食之無味。服務員項文芳問他何以吃得這麼少，「彭指着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說：『你看看他們！我能吃得下去嗎？』」
彭的所見所聞，特別是故鄉之行，讓其堅信自己看到了真實的「大躍進」，他相信鄉親們跟他說的是真話。鄉親們的期望和他所堅守的共產黨人的良知使他在面對毛的一意孤行時不可能沉默不語。
耐人尋味的是，彭常憶及童年，想到的是生活的貧苦，而且「每一回憶至此，我就流淚，就傷心」；毛也回憶過童年，但他津津樂道的卻是他與自己的老父親鬥爭的經驗：……由此我懂得了只要抓住了一個人的弱點，你就可以戰勝他。廬山會議前，毛澤東也回了一次故鄉韶山，在此期間，也約見了鄉親，要他們「說真話」。鄉親們儘管不敢指責偉大領袖，但也以歌頌的口氣發泄着不滿：「老人家的政策到下邊就變了卦。」「主席，您要是再不回，我們都快餓死了呀！」「現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開住……像個什麼世道？」有個年輕人還敲着竹板訴苦：「飯缽叮噹響，餐餐吃四兩（四兩合現在二兩半）。做事沒有力，全都懶洋洋。」毛聽了，臉色當即一沉，說：「現在還有三四兩，總比過去吃百家飯（指乞討）好吧？」毛的話顯然與事實不附（他自己過去就說過，韶山人易於致富），但無人敢反駁。毛確實偉大，非常人所能比擬。對於鄉親們的真話，毛的反映與彭德懷竟全然不同，非但聽而不聞，還賦詩大唱讚歌：「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30日上廬山後，又賦詩：「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其實，毛式大躍進會帶來災難，甚至會死人，毛也是心知肚明的。早在大躍進一開始，他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在為大躍進揭幕的八屆二次會議上，他就大談「人口死亡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他從漢武帝說到宋朝，都是幾千萬幾千萬地死人。毛還談到原子戰爭；「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1958年11月21日，毛又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這樣超凡脫俗的偉大，當然是彭德懷這樣還懷有普通人情感的政治家所不能理解的。
於是，在接下來的廬山會議上，始終秉持着「不要忘記貧苦人民的生活」這一政治人物應有的基本良知的彭德懷，當面對偉大得連幾千萬幾千萬死人都不在乎的毛澤東時，會落得何種下場，就可想而知了。而毛澤東面對彭的仗義執言，不但無絲毫的反省之意，反而一「悶棍」把彭打倒，而且藉此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繼續大躍進，宣稱要就維護人民公社「向世界宣戰」，直至造成全國近四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也不知改悔，也自在毛氏邏輯之中。
有人說，作為政治家，彭還保留着人之常情，是政治上之大忌。這在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時代，的確如此。但正因為如此，今天，當再一次回顧1959年廬山會議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我們更加敬仰彭德懷這位平民元帥。對彭敬重，是對一個革命者所始終堅守的最樸素的革命信念，特別是他始終秉持的人的基本良知的敬重。而毛式大躍進和十年文革以失敗告終，並成為千古笑柄，也證明了一個真理：不管什麼主義，不管包裝得如何漂亮，只要離開了最普通的人性和人的良知這一基本底線的支撐，都不過是欺世的「皇帝的新衣」而已。
三
文革的序幕是1965年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的。姚文發表後，毛特別指出，《海瑞罷官》「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在文革起始就拿彭德懷說事，這說明文革和彭案之間的確有前因後果的聯繫。
1959年廬山會議，表面看，毛大獲全勝，實際上卻是中共建政以來毛偉人遭遇的第一次滑鐵廬。這樣講並不是說毛的政治權威由此受到削弱，而是彭的「意見書」對其心理上的巨大衝擊。毛是聰明人，並非不知道高舉三面紅旗闖下了大禍，在彭面前，自己心虧，理虧，但認錯改錯卻不是他的品性。在毛看來，「皇帝」是從不下罪己詔的，誰檢討誰垮台。所以，毛的反應是從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轉，在劉周林的配合下發動了對彭的清算，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撤消了彭的國防部長的職務。在毛的導演下，彭受到了黨內同志的輪番圍攻，軟硬逼迫，不得不違心檢討。但毛知道民心、黨心之所在。其實，凡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無論黨內黨外，朝野上下，只要還有點良知，無不對彭表示同情；在民間，對毛暗地裏更是一片罵聲。毛也清楚彭並沒有真正認錯，特別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當劉少奇主導的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反思贏得了全黨的支持，毛在黨內空前孤立，也因此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機和心理危機。政治上一向高度敏感的毛越來越感到「中國的赫魯曉夫」（過去是彭，後來是劉）「就睡在我們身邊」，越來越擔心身後會被清算。而彭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寫給毛的「八萬言書」（即《彭德懷自述》），更加深了毛的這種危機感。
彭於1962年6月16日寫給毛澤東的信，恐怕是迄今為止黨內人士寫給黨的領袖的最長的一封信。彭的信詳細回顧了自己的歷史，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進行了申辯，請求中央對他的問題作全面的審查。彭在信中特別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什麼「反黨集團」，也沒有什麼「國際背景」。8月22日，彭德懷又寫了一封短訊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再次懇求中央組織專案審查，以便徹底弄清他所犯錯誤的性質，作出正確處理。但是，這兩封卻被當作彭德懷給自己翻案的證據，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了批判。而此時，毛為了防止自己被黨內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清算，已經開始謀劃一場更大的運動，以徹底消除後患。當毛最後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之際，最為擔心的是彭的影響力和道義上的感召力，為了以防萬一，決定以領導三線建設為名，把彭從北京送往四川。
這一決定開始由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向彭談話傳達，被彭斷然拒絕。最後毛只得自己出面，把彭叫到中南海面談。在中南海，毛、彭兩人關起門來談了5個小時，可是對外只公佈了七百多字，其中有句話就是，毛澤東說可能真理在你這邊。其實，據彭的老下級，文革前曾擔任過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透露，在那5個小時裏，彭和毛拍桌子瞪眼睛吵得一塌糊塗，彭德懷是上風，毛澤東是下風。彭質問毛，廬山會議我給你寫了封信，本來是提意見，給你個人做參考的，怎麼成為我反黨的綱領了？毛張口結舌說不出來，就東扯西拉，不要這麼說了，看來這個事情真理在你這邊。彭就始終不放，我怎麼得罪你了？你給我講明白。為什麼這麼大的氣？毛最後就賴帳了，你這個意見書罵了我嘛，所以我對你氣才大。彭說我哪兒罵你了，我沒罵你，對你很恭敬的。毛說，你說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彭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是罵人的話嗎？毛澤東說是罵人……但最終，彭還是服從了組織安排，於1965年11月30日到了四川。
讓彭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到達四川成都的當天，由毛親自批准，黨報《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此，彭又一次陷於了滅頂之災。1966年底，在文革的高潮中，彭又被紅衛兵揪回北京，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接下來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操縱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批鬥。在扣到他頭上的鋪天蓋地的罪名下，他堅決不認罪。這給他帶來了殘酷的懲罰：他的肋骨被踢斷了，肺部被打傷了。他被揍得昏倒在地。他甚至失去了起坐、喝水、如廁、睡覺翻身的自由。最後，他被送進301醫院。在301醫院，他清醒的時候幾乎都在批評毛。話說得很難聽，什麼路線正確，我的路線才正確呢！你這個路線正確個屁！說毛就是個專制皇帝，「文化大革命」沒搞成，把黨搞成這個樣子。還公開罵江青，罵康生。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着歷史做結論。」「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因癌症轉移，他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其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澤東的藥！」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澤東的飯！」
由此可見，在彭的問題上，毛可謂費盡心機，無所不用其極，但卻依然未能讓彭屈服，臣服。文革之中，在毛的絕對權威面前，從上到下，當所有人跪拜唯恐落後，緊跟唯恐掉隊時，彭依然直立不跪，屹立不倒，大聲說「不」，並最終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一個真正革命家的名節，這一點，應當是彭一生之中最大的亮點，其形象也應當最終定格在這裏。
「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
在缺鈣的中國，彭德環這句突顯其偉大個性的話值得每一個「不願做奴隸」，而想活出個人樣的中國人銘刻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