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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黨忠誠:一場以黨建為名的新基層整風運動

2020年底,黨員方舫接到了來自老家的一通電話,「你黨性不夠強,組織生活總是不參加。如果這次不回來,以後都不用回來了!」不久之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大樓的會議室,方舫三年來第一次見到村黨支部的其他黨員,為的是參加黨支部委員會的換屆選舉。

她原本不太情願從另一個城市趕過來,想和一直以來開黨員會議時一樣,默不作聲地缺席——「第一年我會打電話請假,副書記還說我是青年黨員里比較有黨性的,後來我發現大家都不請假,請假反而會被教育幾句,就直接不去了。」

這次,方舫沒能糊弄過去,她接到了副書記的電話,還說如果村裏的黨員沒有全部出席投票,這次換屆選舉就不作數。方舫專門向公司請假,一個同事也是黨員,參加黨建活動很頻繁,以往她都覺得方舫這個黨員當得太輕鬆了。

從「軟弱渙散」到「戰鬥堡壘」,黨對農村黨組織的整頓

「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脫離組織。」

方舫是廣東大塘村的村民,2017年大學畢業後,她把黨組織關係從學校轉到老家村黨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兩小時車程。她對兩個月一次的黨員會議有些不滿,也不覺得重要:「他們默認黨員隨時都可以過來開會,周五開會,周四晚上才通知。」但副書記更加不滿,曾經試過勸退她:「黨員半年沒參加黨員大會就可以直接開除黨籍,我建議你還是把組織關係轉到工作的地方。」

這次在換屆選舉的會議室,8個候選人輪流發表完競選宣言,方舫一個都不熟悉,就在紅紙上名字裏隨便勾選出7個,結束了她的任務。她只認出一起參加投票的幾個黨員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兩委(村黨支部委員會,簡稱「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員會,簡稱「村委會」)工作。「基本都是讀書不好又沒出去打工的青年,」她告訴我。

投票結果出來,方舫才意識到,村里90多個黨員,都有默契應該投票給哪7個人。「票數差距太大,有一個人只有幾票,其他人都70多、80多票。」

2021年5月24日,重慶農民在梯田中分揀稻苗。

半年後,在大塘村黨群服務中心,我見到方舫口中的幾個黨員,坐在服務中心的大廳一邊抽煙一邊工作。一個男人過來投訴工廠停電的情況,得不到什麼回應,又離開了。「這裏村兩委的工作人員,黨性還是比較強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見,也比較好考察,黨性不強的大多在外工作,說白了就是長期脫離組織。」羅猛告訴我。

羅猛去年剛考上街道辦的公務員,被派到大塘村駐村兩年,當村支書助理,他的黨組織關係也轉到了村支部。跟羅猛一起駐村的還有街道辦的一位領導,擔任大塘村的「第一書記」——這個頭銜來自「全面脫貧」運動,通常是從上級單位向農村空降的黨員幹部,以整頓當地「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文件,要求在「打贏脫貧攻堅戰」後,仍要向重點村莊派駐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加強組織領導」。

村委會是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並非政府機構。不過,羅猛說:「村兩委的經費大部分都來自街道辦申請,日常工作主要也是執行街道下發的任務,聯繫非常緊密。」羅猛剛剛接到街道辦的通知,要求他統計村里所有廁所沒有接入排污管道的樓房,並要求他們改造升級。這是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廁所革命」的延續。不過,羅猛覺得很難辦:「通知下來了,經費沒下來。」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也回憶,2018年因為環保督查,街道辦要求他們清理大塘村的生雞養殖戶。「上面壓下來就一句話,說要把養殖場清掉,怎麼清?養殖戶幾十萬的損失,跟你提賠償,上面就說沒有賠償,政策不允許。」他說,最後軟磨硬泡加上威脅,才讓養殖戶自己把雞賣掉,清空了養殖場。

他將這些事情都總結為「黨建」:「不是開會學習才叫黨建,我們黨組織在村里推進工作,增加黨組織的影響力,都是黨建。」關於建黨100周年,他說,大塘村沒有辦慶祝活動,因為上面沒有通知:「這是政治宣傳,要麼不搞,搞不好會出事情的。」

在習近平的公開講話中,農村的貧困和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有很大關係,必須「選好配強」領導班子,讓村黨組織成為「戰鬥堡壘」。而2020年前後的村「兩委」集體換屆正是一個改選的契機。

羅猛提到,大塘村換屆後,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集體經濟組織理事長都是一個人,即所謂「一肩挑」。「書記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錢的,如果他們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見,村子很多工作很難開展下去。」大塘村黨委副書記告訴我,他認為「一肩挑」是件好事,有利於「搞經濟」。

大塘村的選舉並非孤例。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要「全面推行村黨組織書記通過法定程序擔任村委會主任,推行村『兩委』班子成員交叉任職,提高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中黨員的比例。加強黨支部對村級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根據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鄉村振興研究中心主任趙強社的研究,2017年中國農村「一肩挑」比例超過30%的只有3個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2022年超過50%的目標。

2020年底,幾乎在大塘村支部換屆的同時,廣東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兩委換屆也開始進行。何麗在管轄羊村的鎮政府當公務員,換屆選舉前的一年,她被派駐到羊村,為選舉做鋪墊。

「本來早就應該換屆選舉了,但是如果他們馬上選舉的話,區里屬意的村黨支部書記就會選不上,所以故意延遲了選舉時間。」何麗說,羊村被定性為「黨組織軟弱渙散村」,村兩委的領導班子長期被本地家族勢力佔據,2018年「掃黑除惡」時已經處分了許多人。

延遲換屆後,何麗的工作是協助舉辦村兩委換屆紀律教育培訓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黨章」完善入黨程序:「發展黨員需要經過流程,要考察、公示,他們這邊以前基本上就是關起門來自己商量好了,覺得一個人能入黨就給他入了。」但如何確保上級物色好的村支書被選上,何麗說,這超出了她的職責範圍,總之,「區里會搞定的」。

大塘村的黨委副書記說:「現在很少聽說有一個農村黨組織,發展黨員敢不按照黨章規定走。」他告訴我,和過去人們慣常認為的不同,如今農村黨組織的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嚴肅。隔壁村有一個預備黨員轉正的時候,因為黨組織會議安排的時間問題,轉正期提前了一個星期左右,為此,這個村的黨支部書記、副書記、組織委員,和這名黨員本人都被上級黨委談話了解情況。

2019年,中共中央修訂了1999年發佈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強調縣級黨委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負有「主體責任」,明確指出農村黨建會影響市縣鄉三級黨委書記的考核。和舊條例相比,新條例對農村黨組織提出了詳細規範和要求,包括委員會的人數,及組織生活的指引。

從嚴治黨,和無止境的政治學習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

整頓不只是針對農村「軟弱渙散」的黨組織,事實上,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整風」早已開始。

2016年中共召開十八屆六中全會,習近平表示中國共產黨面臨「一些地方和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的問題,他用一長串的「主義」批評了「對黨不忠誠」的幹部,並指名已經落馬的周永康薄熙來等人作為負面典型:他們不僅有經濟問題,還有政治問題,因此必須進行「黨的思想政治建設」,讓黨「自我淨化」。

這場中國共產黨的年度會議頒佈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前者與1980年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而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相呼應,但新條例的要旨在於確立習近平在全黨的核心地位,方式是「全面從嚴治黨」。第二年,「全面從嚴治黨」寫入黨章和中共十九大報告。

同樣在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要求黨員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簡稱「兩學一做」)政治學習,和2015年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指「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有明顯不同,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只面向縣處級以上的幹部,而是面向所有的中共黨員。第二年開始,「兩學一做」被確定為黨員「常態化制度化」的任務,而且新的政治學習主題也隨之而來,任務越來越繁重。

今年剛大學畢業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學教英語的陳曉,開始被「黨史學習教育」追着跑。

6月下旬,陳曉接到了學校黨委老師的電話,要求她一天半之內完成一本黨史指定教材的筆記:每一頁都要圈圈畫畫,每幾頁都要有批註的文字。陳曉負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厚度大約有1.5厘米。

後來,陳曉從其他老師那裏得知,其實這是幫學校領導「分擔任務」——教育局要檢查三位領導的書本筆記,但他們的書至今仍是空白的,只好分配給學校里的12位新人黨員教師,一人負責一本,「千叮嚀萬囑咐,書上不能寫名字。」

陳曉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讀大學時,被一步步「推着」入黨的。在一次宣講中,誤以為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她們全班都「很乖」地填寫了入黨申請書。由於成績和人緣都比較好,陳曉順利地被同學投票選為入黨積極分子,接着是發展對象、預備黨員,大三正式入黨。

「但我自己並沒有那種信仰。」陳曉說,從大二開始,後悔入黨的情緒一直揮之不去。尤其是入職這所中學後,學校把所有老師的護照和港澳通行證都收走了,並告訴黨員身份的老師,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陳曉原本計劃去台灣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結果同事並不理解為什麼要去台灣,她們說自己非常討厭台灣。

黨史學習教育是應中共建黨100周年,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份開展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面向全體黨員的「兩學一做」相比更進一步,這次的政治學習對象延伸至軍隊和群眾。今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在全社會開展「四史」(即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引導人民群眾「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陳曉所在的學校也把任務派發給了黨員老師。

一開始,陳曉沒有把學習放在心上,市委黨史學習教育領導小組巡迴檢查之前,她請學生幫忙在四本書上隨意劃了幾處重點,不少老師也和她一樣潦草應對。不過,黨委書記發在群里的範例筆記,每段文字用三種不同顏色做了滿滿的標記。「真的會有人去做這個,我要嚇死了。」陳曉感慨。

陳曉是政治學習的「後進生」,她已經連續兩個月「學習強國」的積分沒有達標。今年六月初的時候,黨委書記在群里警告,要對這些老師進行約談,並做檢討。學校要求黨員教師每天必須在「學習強國」上刷滿40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時,非黨員也要刷夠30分。

有一段時間,黨支部搞「刷分」有獎競賽。陳曉被分到與黨委書記一組,她每天拿到40分及格分就結束,依然受到批評:為什麼不刷到60分?

陳曉每周要給學生上14節英語課。每天早上,她必須在7點20分之前到教室,監督學生早自習,晚上8點半,學生晚自修結束後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閒時間只夠批改學生的作業,晚上回家後還要備課。」陳曉忙起來的時候,常常會忘記「學習強國」,「沒時間做,我認為它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但在一些老師眼中,政治學習似乎遠比教學重要。辦公室里一位老教師好心勸她,多在政治學習上用點心,以免影響她評職稱,否則,評比的時候可能會被講「這位同志思想有問題,(黨組織的學習任務)什麼都不做」。陳曉對此很憤慨,不理解為什麼這種政治性任務總要和個人工作成績掛鈎。

根據2016年頒佈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要求,黨員必須「時刻牢記自己第一身份是黨員」,必須參加組織生活(包括「三會一課」、民主生活會、組織生活會等),必須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對陳曉來說,「組織生活」似乎永無止境。每個月的25日是學校黨支部定下的「主題黨日」,黨員大會也在同一天舉行。陳曉說,到了這一天,學校黨支部會在一個APP發佈活動,「但其實這個活動根本就沒有舉行」,他們只需要在這個市級黨員組織的APP上定位並簽到,再到學校會議室里聽黨委書記講話,一起合影,五分鐘之內就能結束。

麻煩的是,如果當月的25日是周末或節假日,黨員教師們也必須趕去學校開黨會,不允許請假。陳曉並不想浪費休息日的時間跑去學校「拍個照」,她嘗試過向書記請假,但並沒有獲批。後來,陳曉再也不在明面上請假了,而是把賬號托給關係好的同事,請他們幫忙定位、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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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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