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新聞界連着發生好幾件事，蘋果日報主筆盧峰先生被捕，區家麟的節目被禁，連「五夜講場」那種普及文史知識的好節目也沒有生存空間了。這個政府已急速喪失常性，林鄭一定要在她下台之前，完成中共交給她的徹底摧殘香港的政治任務。
面對這樣惡劣的形勢，不少年輕朋友都彷徨無助。我身邊也有幾個這樣的年輕朋友，他們都曾經或正在傳媒機構任職，都一腔報效香港社會的激情，現在面對困境，或走或留，大家都有相同的苦惱。
歷史來到一個急轉彎的關頭，三叉路口，往左或往右，是每個人的難題。我不能替他們拿主意，我只是提醒他們，不要高估中共的理性，也不要低估中共的邪惡。
每個人的處境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不能因為你留下了，別人走了，就認定他們是軟骨頭不義之輩；也不能因為你走了，別人留下了，你就認為他們太幼稚。在這樣的關口，讓我們都更大度一點，更體諒別人的處境。我們的共同出發點只是，我們祈願所有香港手足，都能作出對他們自己最優的選擇，不管是走還是留。
我們說的煲底見，就是不管你在哪裏，你做了什麼事，只要你心裏有我們的老香港，與香港不離不棄，那我們就應該在未來的某一日再重聚，再一次相約走過英皇道，那時我們還是要舉起「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
我提議每個面對未來舉棋不定的年輕人，可以把自己面前的不同選擇條件做十個八個籌碼，比如資產﹑孝親﹑事業﹑朋友﹑子女﹑安全感﹑自由﹑民主﹑機會等等，然後把這些籌碼排一個隊，這樣對理清自己紛亂的頭緒會有點幫助。有些條件可以放棄，有些不可放棄，有些絕對不可放棄。看看絕對不可放棄的是什麼，然後服從它，其他都可以忽略。
困在一大堆互相糾纏互相抵消又互相捍挌的條件里，永遠都走不出來。
比如你家裏有衰病的老人，你一走她就沒有人照顧，那怎麼走得開？死也只好死在一起。又比如孩子是你的寶貝，孩子的未來在你心目中佔有絕對的位置，那為孩子的教育離開，其他的也就要服從這個先決條件。人一生總有兩三次這種要命的選擇，可能根本改變你的一生，碰到這種關口，一定要硬下頭皮，狠下心，不惜搏命往前走。在這種關口，三心二意瞻前顧後都是缺乏承擔的表現。
要走就痛快地走，要留也痛快地留，只要下了決心，就義反顧走下去，此後的一切，都只是你當日做這個決定時就準備要付的代價。只要把代價都設想清楚了，把最壞的結果也都充份估計，事到臨頭你就不會張惶無助。香港人說「馬死落地行」，如果你有落地行的準備，那馬死不死，就不是很大的問題。
在需要的時候，人有時要跟着感覺走，人不能永遠都把自己套在理性的枷鎖里，因為有時候理性不能幫我們解決問題。你把事情設想得很周到，事無巨細，一一羅列，然後對着一團亂麻，理不出一個頭緒，那只會陷自己於無窮無盡的苦惱之中，於事無補。當你陷入這樣的困境，你要跳出來，直達自己內心的感覺，只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排除一切干擾，只剩第六感，然後你跟着第六感去走。
歷史學家余英時在他的回憶錄里提到一件事。一九四九年他從大陸回香港看父母，假期後準備回北京到北大就讀。他已經告別父母上了火車，誰知火車在廣東一個小鎮發生故障，停車修理。余英時在月台上走來走去，突然福至心靈，有個聲音告訴他不要北上，還是回香港，和父母在一起。他就那樣神差鬼使買票南下，幾經周折回到香港。
他回來香港上的是錢穆他們創辦的一家很寒酸的新亞學院，與北京大學根本不在一個層次上，後來新亞併入中文大學，他是中大第一屆畢業生。余先生在一個偏僻的小車站莫名其妙地折返香港，幾乎可以說是如有神助，如非這一決定，他在北大畢業，就會留在大陸繼續求學和工作，那他的命運就要改寫了。
余先生的一時衝動並非沒有來歷，他在香港居留其間就「天人交戰」，在走與留的兩端游移，廣東小車站上的衝動，只是某種神秘的啟示突然降臨。這是很難解釋的，人的命運，是他一生所有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總和，余先生後來留學美國，成了一代史學大師，為中國知識界留下正宗的血脈，這與其說是余先生個人的幸運，不如說是中國文化的幸運。
香港今日，正如余先生所處當日的中國，很多人都處在命運的交叉點上。中共今日抓盧峰，斬港台節目，日後還會有更多摧毀香港的毒招，整個社會大環境會很快惡化下去，這是我們共同面對的現實。
如果你的籌碼中，安全感排在第一，自由排在第二，子女排在第三，那就走吧，排除萬難走出去，承擔命運加在你身上的苦厄，誰知道，今日之苦汁，說不定是明日之甘泉。當然，如果你選擇留下，那就要對日後的苦難有充份的思想準備，這些苦難可能時間不長，也可能時間很長，你的代價可能不大，也可能很大。
不管如何，我祝福每個人，希望你們在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作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