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這個即將到來的中共成立紀念日被高度關注。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完成兩個任期，他是否會繼續連任？中共接班人的更替是否出現了困局？
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十屆黨代會將於明年召開，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完成兩個任期，在位滿十年了。中國國內和海外關於習近平接班人的議論開始多起來。不少人出於各種原因，希望中國能按照集體領導之下高層達成的共識，維持「十年就換人」的規矩。其實，共產黨政權的領導模式有一個在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之間擺動的「鐘擺規律」，數年前中國的這個「鐘擺」已經擺到個人專權模式，「十年就換人」的那條規矩事實上已經作廢了。
共產黨國家的接班人困局
共產黨國家不時會發生接班人困局，毛澤東有過這個難題，斯大林也有。在共產黨極權主義國家，接班過程往往就是多年來高層權力鬥爭積怨交火的觸發點，這是蘇聯模式的一個致命弱點。華國鋒是毛澤東鑑於時勢不得已而選擇的接班人，以便平衡各派勢力，力求自己死後不要政治大翻盤，但他死前並不知道，身後會是什麼局面。結果他死後果然馬上發生了政治大翻盤，毛澤東敗在自己挑選的接班人華國鋒手裏；而華國鋒又敗在中共一批反對文革的元老手裏。
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最高權力的交班、接班往往伴隨着腥風血雨。不僅如此，共產黨國家的專制獨裁者死後，往往還遭到昔日下屬的批判，而國家的大政方針也經常因此發生改變。斯大林死後，接任蘇共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得到了政治局的支持，在蘇聯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殘暴和個人崇拜的批判；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陳雲等也同樣發動了對毛澤東政策的批判，否定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
蘇聯模式之所以會存在無可避免的接班危機，是因為這種制度的基本特徵是為領袖的個人專權服務的；而領袖獨裁往往是這種制度的題中應有之意。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控制手段，一個是秘密警察指揮下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另一個是黨的宣傳機器指揮下的全民洗腦機制。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是自上而下的，即便身居黨內高幹的地位，也仍然被隨時監控，無論是在斯大林時代還是毛澤東時代都如此。整個政治監控機器由最高統治者個人操縱掌握，如果他做不到這點，就會被同事幹掉；誰徹底控制住政治監控網絡，誰就成為真正的最高統治者。另一方面，為了實現對全民的有效洗腦，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鼓吹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因為一旦民眾接受並習慣了對最高領袖的個人崇拜，人們的思維就「靠攏」宣傳機器的「主旋律」，這時當局的思想控制就十分容易了。
由於專制獨裁者活着的時候絕不能放棄對全黨、全國的政治監控（否則他的下屬就有了推翻他的機會），而個人崇拜也不能從一個活着的專制獨裁者身上自然地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除非象北朝鮮那樣，把個人崇拜轉移到兒子身上），所以專制獨裁者幾乎都是終身制。但專制獨裁者總要死亡，他們的死亡造成了在長期的領袖獨裁下形成的極權主義國家的最高權威的部分真空。新的接班人雖然接過政治監控機器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地指揮過去只聽命於前獨裁者的這架監控機器；同時，對新上台的接班人來說，立刻製造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往往會面對昔日同僚和退休元老的不滿。更危險的是，死去的獨裁者原來信任的那些僚屬手中不但掌握各種權力，而且也掌握着可以令新領袖和政治局新成員感到致命的把柄，搞得不好，高層政變就會發生。這就是共產黨國家接班危機的根源。
共產黨國家領導模式的「鐘擺規律」
接班人困局只是紅色政權政治統治的一個特點，而另一個很少引起注意的特點是其領導模式的「鐘擺規律」。所謂「鐘擺規律」指共產黨國家的高層權力格局有個人專權和集體領導兩種模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領導模式會在兩者之間擺動。這種擺動並不是隨意的，它有明顯的規律。只要從政治、經濟的全方位角度去分析，而不是只關注個人之間的權力鬥爭，就會發現這個「鐘擺規律」。
在蘇聯和中國，「鐘擺規律」都呈現四個階段，這個「鐘擺」的兩端分別是集體領導和個人集權，共產黨的高層權力結構就在這兩端之間有規律地擺動，先集體領導，然後個人集權，再集體領導，最後個人集權。第一階段，共產黨建政初期往往都是集體領導，蘇共在列寧時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第二階段，黨內高層的政治氣氛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容不得對自己的批評，清洗有不同意見的高層成員必然成為常態。最高領導人個人有無威權，取決於他對軍隊和情報部門的絕對控制，還需要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斯大林和毛澤東就這樣鞏固了個人威權，以此取代了集體領導。第三階段，個人威權的領導人去世後，又重回集體領導，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從華國鋒、鄧小平到胡錦濤，基本上都是如此。第四階段，重建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威權。
「鐘擺」「擺動」時當然會發生權力鬥爭，但更大程度上「鐘擺」的「擺動」與共產黨的統治需要有密切關係。從集體領導到個人獨裁轉變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急於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同時把民眾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還要打擊黨內為民請願的官員，消滅任何不同聲音，於是一種依靠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大範圍政治清洗的統治模式就建立起來，即政治壓力最大、經濟成本最低的統治模式。
從個人獨裁到集體領導轉變，則是因為個人威權的最高領導者死後出現權力真空，為穩定政局，接班人通常會恢復集體領導模式，讓最高層的領導集體分享權力，同時通過平反過去的冤假錯案來贏得民心，再花錢買政治安定，包括用允許腐敗換取官員們效忠，這種局面一段時期內似乎可以長期穩定下去。這是此類政權的一種「高成本統治模式」。
集體領導是否再向個人集權轉變，其觸因是，「花錢買穩定」會消耗當局掌控的經濟資源，這是集體領導模式的致命弱點。「高成本統治模式」快要耗盡當局的經濟資源時，可能會倒逼改革，或者倒逼集權。集體領導模式之下，通常會有部分高層人員抵制改革，胡趙時代、戈爾巴喬夫時代都是如此；集體領導模式也必然阻止反腐敗。這兩種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權的利益集團反對不利於自己的變化。戈爾巴喬夫因為推動政治改革受阻，就改變領導模式，實行總統制；習近平因為高層權力鬥爭爆發，為應付權力鬥爭而開始集權，又因為反腐敗受阻，最後走上了恢復個人集權的道路。所以習近平的統治和趙紫陽時代、溫家寶時代其實不可比，因為處在「鐘擺規律」的不同階段。
中國的高層權力控制方式
很多人會想像，不滿個人專權的高層人物們是否能發動類似華國鋒做過的秘密逮捕之類的行動，或者集體勸退現任最高領導人。回答這個假設時，需要了解中國的高層權力控制方式。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基礎是掌控軍隊，而日常的權力控制則通過直接掌握中央辦公廳的警衛、機要和保健部門來監控其他高層人員。
毛澤東時代的中央辦公廳管三大部分業務：第一部分是秘書機要業務，包括秘書局、機要通信局、機要交通局、檔案局，涉及文書處理、機要保密、檔案管理、會議組織、來信來訪等事物；第二部分是高層領導人的生活服務，其中保健局負責高層人員的健康和醫療；第三部分是高層領導人的隨身警衛和住地警衛。
機要交通局負責傳送機要文件；機要通信局負責高層的兩個電話系統，一是保密電話系統，因使用紅色外殼的電話被稱為紅機電話，主要安裝在部長以上的辦公室里，有單獨的四位數電話號碼，與外線不聯通。另一個電話系統直到80年代一直被稱為「39」局，該局電話的六位數電話號碼的前兩位是39，主要安裝在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賓館和玉泉山招待所這幾處。機要通信局對所有紅機系統和39局系統的電話都監聽，因此高層官員無法用保密電話互相溝通而不被發現。
毛澤東曾通過親信汪東興這個中辦主任替其掌管中央辦公廳的機要、保健、警衛這三個部門，它們其實就是中國高層權力控制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鄧小平掌握大權後，把原來屬於中央辦公廳的警衛、機要和保健部門改劃中央軍委，由他直接掌握。因為當時胡耀邦是總書記，所以鄧小平把直接控制其他高層人員的中央辦公廳的這三個部門都放到他控制的中央軍委名下，如此則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這些高層人員的個人活動就完全由鄧小平掌握了。
中央辦公廳的警衛、機要和保健部門這三個部門由誰控制，不僅反映出最高權力在誰手裏，也反映出中央辦公廳處於實權還是虛權狀態。這三個部門不歸中央辦公廳管，中央辦公廳就是虛權，如胡趙時代；這三個部門回歸中央辦公廳，便意味着中央辦公廳又成了實權。鄧小平死後，江澤民以及後來的最高領導人把上述三個部門回歸中央辦公廳。不管中國的領導模式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專權，每換一個最高領導人，就會把前任留下的警衛局長換掉。習近平上任時中央警衛局長是胡錦濤時代提拔起來的曹清，習近平一直等到上任兩年後才找到一個機會，通過警衛局使用習近平專機從非洲走私象牙這件事，先透消息給《紐約時報》和BBC，借外媒曝光此事，然後清洗掉曹清，換上了習近平信任的人。
在這種高層權力控制制度之下，除非習近平本人想退隱，否則，沒有人能搶班奪權。
習近平的軍隊管控
習近平上任後，除照例擔任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之外，還直接抓住了軍隊的具體指揮和控制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權力是否穩固，軍隊管控是重中之重。
歷史上中共建立政權之後的軍隊體制是以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掌握軍隊核心權力的雙頭體制，由這兩個人具體指揮和控制整個軍隊系統。總參謀部負責軍令業務，總政治部負責政工和人事，國防部實際上是虛設的。這種軍令和和軍政合一的軍隊體制是蘇聯模式，與美、英、日等國軍令、軍政分離的軍隊管理體制完全不同。
習近平上台後發現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在胡錦濤時代已自成體系，自己掌握不住，所以決心先拿軍隊系統開刀，重建他個人對軍隊的控制權。他先以腐敗罪由，抓了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換掉一批軍隊高級將領；同時取消了原來已自成體系的「武裝警察部隊」這個相對獨立的軍種，把這支部隊拆散。
在這個基礎上習近平又進一步徹底改變了中國的軍隊管理體制，把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分拆成16個部，取消了原來的總參、總政、總後和總裝備部裏面的二級部，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這兩個職務也取消了；在這16個部之上，習近平設立了「軍委聯合指揮部」，自己以「軍委聯合指揮部總指揮」的身份擔任了實際上的軍令、軍政一把抓的最高軍隊司令官，現在軍隊系統這16個部都直接對習近平報告。
中共過去的軍委主席對軍隊的管控是虛的，軍委主席不負責軍隊日常運轉的維持，只通過任命總參謀長和總政主任，依靠這兩個人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效忠來掌握軍隊；習近平則把軍委主席變成實際掌控軍隊日常運轉的職位，通過「軍委聯合指揮部辦公室」，直接把軍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裏。這種局面幾乎恢復到了毛澤東對軍隊直接掌控的狀態，是歷任集體領導時代從未出現過的模式。
「十年必換人」？
據法廣報道，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麥格雷戈（Richard McGregor）和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最近的一份報告認為，「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卻犧牲了過去40年來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定期與和平移交權力。這樣一來，他把中國推向了潛在的不穩定的繼任危機，對國際秩序和全球商業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可能是一個不恰當的判斷。他們誤把「十年就換人」這條高層內定的規矩看作是政治改革。「十年就換人」是中國高層內部的禪讓，這個過程其實同樣會產生繼任危機。當年薄熙來被捕，就於此有關。如果說，中國高層內部商量換個最高領導人，就算是政治改革，那麼，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政變下台，也可以算是「政治改革」了？
習近平對外窮兵黷武，對內政治高壓越來越緊，當然有很多人恨他。其中一類人在中國官場，許多人貪污的手腳被捆住了，轉移到國外的錢財摸不着了，拿到了外國綠卡也不能溜出去，他們心裏恨習近平，毫不奇怪。另一類人是希望中國民主化的人，他們認為，在習近平的政治高壓下，中國很難發生民主化，再等下去就沒機會了，因為年青一代都變得越來越犬儒主義。
習近平會不會主動終止個人專權呢？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他接任之前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集體領導模式不僅造成貪官遍地，而且使得上萬億美金的外匯被轉移到外國藏起來了。習近平接任的那個中國有點象一個到處漏水的大木桶，習近平拼命堵漏，怕這個大木桶里的水全部漏光。掏空中國的資源，本是中國集體領導模式必然的產物。習近平為挽救其執政黨的統治，必然會轉向個人專權。如果簡單地用政治高壓的鬆緊程度來研判中國的集體領導和個人專權哪個好、哪個壞，是毫無道理的。很明顯，兩個都不好，它們都是極權主義統治的領導模式。
實際上，中國一旦進入個人專權的領導模式之後，從內外環境來看，都很難主動擺脫；也就是說，個人專權的最高領導人，不管他個人是否戀棧權力，都無法不掀起政治風浪而平穩轉移權力。從其國內環境來看，通常個人專權模式是在某種困難情勢之下出現的，個人專權或許可以拉長極權主義政權的壽命，但無法根本上改善其內部困難。就中國的外部環境而言，中美冷戰被中國點燃之後，軍事上的緊張情勢會時起時伏，但冷戰的基本態勢不會自然消解，雙方將持續擴軍備戰，不斷形成新的熱點，然後在熱點地區展開一番較量；休整一段以後，新的熱點又會冒出來。就目前局勢看，台灣是一個熱點，而南海將是下一個不可避免的熱點。這種高度緊張的外部環境使中國的個人專權領導模式不可能順利轉換成集體領導模式；也就是說，鐘擺擺到個人獨裁以後，很可能不會再擺回去了。冷戰的結果將決定中國執政黨的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