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6月29日，89六四後出走美國的前中共港澳工委書記、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洛杉磯奇諾崗家中逝世，倏忽間一年過去了。許家屯以百歲高齡辭世，按照民間的說法，應是「喜喪」，但許家屯之死卻毫無「喜」字可言，他是在身體與精神備受煎熬的痛苦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程。
（一）
許家屯去世前一年，身體健康急轉直下。之前，雖然老年人的症狀日益明顯，但他仍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鑠。他不願意呆坐家中，喜歡讓家人和經常來家探望他的年輕人帶他到外邊走走：往近處走到北加州的三藩市；往遠處去到台灣，那是靠近他的故土中國大陸的地方，也算是了卻他對這個沒有被中國大陸統一的寶島一看究竟的心願。但他的身體在去世前的最後一年日漸衰弱，生活從大半不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吃飯、走路、洗澡都要人照顧。他是一個要強的人，這時他感受到生命的自尊被摧毀了，活着的每一天似乎都是多餘的。
他的痛苦不僅在於生命活力的喪失，更在於直到人生的日子所剩無幾，他仍不願意承認，自1990年4月他踏過羅湖橋、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他在美國的二十六年，回國的幻想成為他年復一年的精神寄託，並為這一幻想年復一年作無謂的努力。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他托人給最高當政者捎話。據說胡錦濤執政時，對他的請求有過答覆，那就是「許家屯不能回國」；習近平執政，他不但向中共最高領導的捎話得不到回應，就連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都進不去了。過去他能進到中領館大樓里，會有一位領事之類的官員與他交談。而去世前大約三個月，他最後一次去中領館，坐着輪椅在領事館門外苦等兩個小時，領事館也沒有為他打開大門。「落葉歸根」是人之常情，但許家屯不知道，在共產黨那裏，只有殘酷無情，沒有人之常情。共產黨把許家屯與所有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人士同等對待，許多政治異議人士客死海外，許多政治異議人士父母去世都不得回國盡孝，中共從來沒有對他們動過惻隱之心。許家屯不曾想過，或者不願意想，回國又怎麼樣呢？回國後他將要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下，他可能要畢恭畢敬的聽一名派出所所長對他的訓斥，他會被剝奪作為人的基本尊嚴。他的友人要為他講一講李宗仁的遭遇：這位前中華民國代總統，經周恩來的安排，從美國紐約回到中國。熱鬧了一陣子，中共在李宗仁身上最大化的取得了宣傳效果後，便把他撂在一邊了。他受盡冷落與羞辱，最後和太太鬱鬱而終。許家屯回國，毫無疑問連李宗仁的遭遇都不如。
許家屯在人生的最後一刻，還企望自己能獲得中共中央的接納。他去世前短暫清醒時對陪伴身邊的小女兒講了一段話，原話是：「許家屯是中國共產黨的兒子，不是叛徒。中國共產黨的忠實的兒子，不是叛徒。是中國人民、江蘇省如皋李堡鎮的人民的兒子。」所謂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讓人觀看。人們看到的許家屯的悲劇，是直到他在生命彌留之際，還認為自己是中國共產黨的兒子，但中國共產黨二十六年前就把他作為叛徒，從來沒認過他這位「忠實的兒子」。
（二）
許家屯本來有一個」精彩「的人生。
他早年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1970年代末，他親手樹立曾被稱作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面旗幟、有「華夏第一村」美譽的華西村典型。華西村的意義在於：當中國農村歷經了「農業學大寨」的劫難，擺脫了人民公社的桎梏，部分回歸中國幾千年農業生產的老路後，又走出了新的使得農村和農業生產實現企業化的道路。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始終找不到適應現代化生產和分配的結構形式與生產方式，許家屯早在四十年前便在華西村進行了一次探索。華西村的價值過去並沒有被人們真正認識，如今更被執政當局冷落，未來如果中國政治走向正常，華西村作為一種可供借鑑的中國農村發展模式，或許會重新回到改革者的視野。
許家屯調任香港，開創了共產黨人與和資本主義和資本家合作的先河，給了世界一個新的共產黨人形象。許家屯之前的香港，共產黨是可怕的；許家屯之後的香港，共產黨是可惡的；許家屯任職香港的七年，共產黨才是「可親、可敬、可以接受」的。許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間，恪守為官清廉的信條，他出走美國，身無分文，接受了洛杉磯佛光山西來寺大和尚星雲的收留和接濟，以後的二十多年，除了撰寫《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得到一筆稿費，也主要靠至交故舊的接濟度日，這是當今的香港中共官員包括大陸官員所做不到的。
1980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那時有趙紫陽和他的同僚們規劃和實施的政治與經濟同步進行的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六四屠殺後瘋狂的中共權貴集團形成、鎮壓異己和侵吞國家資產與人民血汗的禍國殃民的改革開放。許家屯是那個年代的一位先行者：他全力支持中國經濟特區的建設，發動港澳資本到特區和大陸投資；他曾經與深圳市委書記梁湘策劃，將香港的政治和經濟體制移植到深圳特區，為整個中國的全面改革做實驗；他建議海南獨立建省，創辦一個省的範圍的大特區，實行比深圳更加特殊的政策，享有像香港和台灣一樣的高度經濟自由。如果不是六四屠殺，許家屯的改革暢想，都有可能在趙紫陽的支持下和他與梁湘等改革先行者的奮戰下，成為現實，中國就不至於墮入罪惡的深淵。
89六四期間的許家屯，是他精彩人生的高潮。他去看望在香港新華社門前靜坐聲援北京學運的香港學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與和平請願的學生對話，順勢推動政治改革的建議；六四槍響，他為在北京屠殺中蒙難的學生和市民流淚。這一期間，許家屯表現出在他的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瀕臨轉折的關頭，與普通中國人一樣的情感、憂患意識、失落與痛苦。無論許家屯的一生有多少不是，僅六四的精彩，就足以使他在中國民主運動史冊上留下一筆。
六四後，所有許家屯不願意看到的事情都發生了，梁湘被整肅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人有趨利避禍的本能，許家屯出走是必然的。他出走後宣佈「三不」（不尋求政治疪護、不泄漏國家機密、不參與海外民運），為堅守「三不」他採取與美國的情報部門不合作的態度，這是他經過思索後的選擇，也無可指責。問題在於，他出走美國二十六年，卻為自己營造了一個頭腦仍然留在中國、仍然在共產黨內生活的氛圍：他堅持中共的思維，繼續說中共的語言，只接受中共的信息。晚年他視力減弱，每天聽中共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成了他幾乎唯一的信息來源。他批評美國的內政外交政策；他擁護中共歷屆領導人的治國口號；他站在香港建制派一邊，反對民主派的各項主張；在海外的二十六年來他始終認為平反六四時機不到。他原本可以做一個溫和的反對派，發出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聲音，保持他改革者的形象，一如既往為國家的民主進步做貢獻，並一定能贏得與鮑彤、杜導正、蔣彥永、李銳同樣的崇高聲譽。可惜他沒做到，其實他根本沒想到這樣做，他的思想境界比出國前大步後退，他沒有把自己的精彩人生繼續下去，他毀了自己。
（三）
許家屯的喪禮是由家人和親友們操辦的，與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中國共產黨毫無關係，這是他的光榮，雖然他不一定這樣認為。喪禮完全按照美國的一位普通老人逝世後的追思程序進行。有一個細節令人印象深刻：在追思會結束後，他的兒女們站成一排，每人打開自己面前的一個鴿子籠，上百隻鴿子飛上天空。兒女們以此告訴世人，他們的父親許家屯的靈魂自由了，就像鴿子一樣在自由的飛翔。
然而，自由的靈魂也不快樂，許家屯死後，他的人生悲劇沒有落幕。
根據許家屯落葉歸根的遺願，他生前不能回國終老，死後骨灰一定要回故國安葬。那麼中共當局能夠允許他的骨灰回國嗎？就像他生前一樣，如果要得到中共的允許，那就必然是了無盡期的等待。子女們決定不再與中共當局做交涉。
2016年9月30日，在美國陪伴父親二十多年的許家屯的小女兒，勇敢的帶着父親的骨灰，從洛杉磯出發，回到中國。這是許家屯出走海外二十六年後第一次返回自己的祖國，不是他的人，卻是他的魂。
但許家屯至今也沒有找到自己的安息之處。子女們打算將父親與2004年去世的母親合葬在一起。許家屯的夫人顧逸萍，生前是江蘇省的一位廳局級幹部，死後在家鄉如皋僅佔有一塊九平方米的墓地。夫妻合葬，需要將墓地略作整修，子女們並沒有要求擴大墓地，只是整修，使父母能夠合葬在一起。但中共如皋當局阻止了子女們這一合理的願望。如皋當局說：要等上級批准，上級是誰？是中共江蘇省委？還是中共中央？
當局阻止許家屯的骨灰在家鄉下葬，怕什麼呢？怕的就是墓碑上的「許家屯」這三個字。人們看到這個名字，那就會想起他曾經是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港澳工委書記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會想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曾是中國的一位改革者；會使人想起他在六四後為遭受屠殺的學生和市民流淚；也會問一問他為什麼出走海外？為什麼生前不能回來？為什麼這樣一個人，只與他的夫人葬在一塊九平方米的墓地？
許家屯未能落葉歸根。許家屯的人生悲劇，死後在繼續上演，不知道何時落幕。許家屯的悲劇，固然是中共的一位老共產黨員的悲劇，但悲劇卻不僅僅在他個人的生命中演繹，那分明是中共改革者的悲劇，是中共黨內有良知人士的悲劇，當然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劇。
2017年6月29日
(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