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是一面鏡子，是二十世紀以至人類歷史上一面灰濛濛的鏡子，一面可以照出因為堅持僵化、倒退、反對改革而終於導致國家完全崩潰的鏡子。
當一個國家民族處在既可以走向復興，也可以走向崩潰的大轉折時期，勃列日涅夫選擇的是後者，於是歷史也就毫不客氣地把這個政權淘汰了。
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的十八年，是一個很長的關鍵轉折時期。在這個長時期內，把蘇聯變好、變壞的兩種可能性都有。可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小群走的是後者的道路。他們最終成了一場歷史大悲劇的製造者。
任何改革者在這面歷史鏡子面前，都應當抱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是屈服於反對改革者，還是同反改革者鬥爭到底，走上復興的道路。
本文只是從一些零星現象來看看勃列日涅夫當政十八年是怎樣的一種統治。
赫魯曉夫糾正了斯大林直到臨終前兩周還在繼續製造的大恐怖政策。斯大林逝世前，一次可能是空前規模的大鎮壓的序幕已經揭開。從那麼多大醫學家(多是克里姆林宮醫生)的突然被捕，就可推測後文將是如何的不堪設想。可是斯大林死了，醫生們隨即被全部釋放，一個可能的空前大恐怖夭折了。
赫魯曉夫統治的十年，應該說，最大的改革其實就是停止了大規模的迫害。但赫魯曉夫有不少政策和做法是心血來潮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的胡來，從而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如果認真總結歷史得失經驗，痛改斯大林、赫魯曉夫兩朝的弊病，那麼，原是有充分的時間去扭轉前朝的衰敗，並使蘇聯逐步轉入復興軌道的。
但是勃氏根本沒有這麼去做。除經濟上作了一些非本質的改革外，他根本上實行的是大規模倒退的政策。十八年的專制、守舊、倒退的新斯大林主義或半斯大林主義統治，使國家處於外強中乾的危險狀態。
他和他的主要助手蘇斯洛夫忙於搞的是絕對的思想專制，全國只需要有一個頭腦，即勃列日涅夫、實際是蘇斯洛夫的頭腦就行了。勃列日涅夫時期，蘇斯洛夫等人，炮製出了一套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自我欺騙理論。這表面上似乎比赫魯曉夫的誇張後退了一些，實際上卻是更荒唐。因為赫魯曉夫是窮過渡、硬過渡，並未吹他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而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比赫魯曉夫更亂吹牛皮，更加不顧現實。
這個「發達社會主義」的一樁小事可以介紹一下。有一個叫阿法納西耶夫的人，當了20年《真理報》的正副總編輯，他同時是勃列日涅夫和蘇共中央文件的重要起草人之一，常在郊外一些豪華別墅製作文章，可是這一批御用的高級翰林學士沒有一滴酒喝。有一次，這位總編輯和他的一位同事，不知怎麼弄到了一瓶伏特加，粥少僧多，二人不得不跑到遠遠的一個大草堆里偷偷地把酒喝完才出來，因為一旦公開，那就一人一口也不夠了。這就是「發達社會主義」的一個寫照!
勃列日涅夫掌權時所遇到的困難未必很嚴重，但勃列日涅夫等人不敢正視現實，不敢正視危機，一味盲目誇大成就，繼續搞腐敗專制統治，其結果就是：在走向復興還是走向崩潰的交叉路口上，竟毫不遲疑地沿着崩潰的路走下去了。
勃列日涅夫以一個庸材，一朝黃袍加身，竟然把個新沙皇寶座一屁股坐了十八年(1964—1982)。蘇聯後來把勃氏當政時期定名為「停滯的二十年」，事實上是停滯和倒退的十八年。
勃氏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恢復半斯大林主義或新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特點是停止揭露斯大林時期的黑暗現象；基本上停止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重新迫害文化人；對外大大恢復了斯大林時期的武力擴張政策(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為赫魯曉夫時期的5倍；1968年佔領捷克；1979年無故出兵佔領阿富汗；操縱佔領柬埔寨)；更加集中力量搞擴軍備戰等等。出兵佔領捷克，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四年時乾的，從此以後，「改革」的話題就談也不談了。
此外，在對內鎮壓方面，勃列日涅夫時期還發明了一個「瘋人院」政策，即把所謂「持不同政見者」紛紛加以變相監禁，用逮捕與綁架等方法把人捉進「瘋人院」去。此法有時比無故監禁還更不人道，因為在「瘋人院」里是要進行「治療」的，而這所謂治療，就是破壞人的正常神經功能，使之成為真的精神病(詳情見麥德維傑夫兄弟《誰是瘋子?》一書)。
勃列日涅夫這麼一個庸愚的人有什麼東西可以叫人崇拜的呢?然而，這種崇拜在那裏已成為制度，誰上台誰就是上帝，人們就得崇拜這個人間的神。在這方面，勃氏的麵皮之厚，在中外歷史上是少見的，從下面一事可見一斑。
在朱可夫回憶錄中，有一篇書稿整理者的說明，它告訴我們，朱可夫的書早就排出清樣送蘇共中央去審查了(米高揚回憶錄出了一個頭即被硬砍，不准續出了)。最後的審查官就是意識形態總檢察長、蘇共中央的第二號掌權者蘇斯洛夫。朱可夫書稿一去無回，回憶錄出不了版。過了很久很久，總算暗示下來了：這書缺乏歌頌勃列日涅夫的內容，要增訂後才能出版。這可難壞了朱可夫和編輯者，因為戰時朱可夫實在不知道勃某其人，如何寫他對戰爭的偉大貢獻呢?但此關不過，書就休想出版。後來還是出版者方面想出了一條妙策：由朱可夫虛晃一槍。辦法是：說某次朱到前線視察，路過某地遇某司令官，朱便問及勃某其人，說想見見他(勃在戰時做過什麼軍事委員之職，官拜少將)，回答是勃列日涅夫到前線去了，結果未能見着。說時遲，那時快，這「虛晃一槍」一報上去，當天或是第二天，克里姆林宮的電話就來了，說是可以照修改稿付印了。
前述那個阿法納西耶夫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中說，《真理報》上的每篇文章尤其是社論中，都必須有專門歌頌勃列日涅夫的段落。這是不成文憲法，一定得照辦。有一次不知怎麼忽略了，中央書記齊米亞寧(蘇斯洛夫的助手)立即打來電話責問：為什麼當天社論上沒有歌頌勃氏的內容。這位總編輯只好檢討是出於偶然，並保證今後不再犯同樣錯誤，才算了事。
勃列日涅夫愛打獵，尤好獵狼，但又怕鞍馬勞頓，於是就在他常去的遠郊區某豪華別墅附近，築了一座御用狩獵台，台前開出一條御用獸道。平日由御林軍們事先捕獲一批野狼，將它們豢養起來以備御用。勃氏要打狼時，便移駕獵場，森嚴拱衛。一聲令下，御林軍將狼放出，直奔狩獵台前，於是勃氏便手起彈落，野狼應聲倒地，百發百中，大獲全勝。腐敗至此，中外難尋，此而不亡，天理安在!
勃氏干此類驕奢淫逸的事情，離開蘇聯最終自行崩潰還有十餘年之久，但實際上這位最高統治者早已把國家弄到崩潰的臨界了，誰還能挽救得過來?
在上述書中，這位當年的《真理報》總編輯還告訴了我們一個重要情況，即勃列日涅夫實際上自1977年即得重病，已不大能理事了。但他仍繼續當了五年最高領袖。他們的制度保證了最高領導人的終身制。只要當權者一口氣不斷，就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一句下一步怎麼辦的問題。這怎麼能夠保證國家有一個生機勃勃的領導呢?
這個勃列日涅夫，離開了別人替他寫好的稿子，他就一句話也不能講，一個問題也不能回答。前蘇聯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副外長、駐華大使費德林在他的回憶錄(中文本)中對此事作了詳細的介紹。一般替勃氏準備答問的文稿分量較多，要根據對方的問題選擇回答，這都一一在打印稿上註明了的。無奈勃氏竟無此選擇水平。一次勃氏在與尼克遜對談時，竟當着尼克遜俄文翻譯的面，問費德林等：下面這段還念不念?……
勃列日涅夫當政開始的幾年，在經濟管理體制上做了一些改革，生產也有些上升，這是事實。但是幾年後，政府管理機構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複雜。部長會議下屬各部委的現職正副部長達800多人，一個鋼鐵工業部就有正副部長19人之多。當時蘇聯的高級官員儘管多如牛毛，卻管理不了國家的大事。大事始終只能由一二個人決定。
勃列日涅夫實行的就是個人和極少數人的寡頭統治。例如，1979年無端出兵佔領阿富汗，就是只有四個人參加做出的決定，這便是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葛羅米珂、烏斯季諾夫。後二人一是外交部長，一是國防部長，業務關係，不能不參加，所以真正做決定的其實就是這個統治體系的勃、蘇二人。對於這樣關係國家命運、出兵佔領他國達十年之久的大事，竟由一二人就擅自決定了，世界上什麼地方有過這樣的獨裁?(以上資料見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著《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勃列日涅夫荒唐事的極峰，是把女婿丘爾巴諾夫從一個小軍官硬派為上將、內務部第一副部長，此事在全蘇聯都成了臭不可聞的笑話。勃氏有一女名加列娜，已離過幾次婚，勃氏給她配了一個克格勃校官丘爾巴諾夫做警衛。兩人於1971年結了婚，時公主41歲，駙馬34歲。勃氏不顧一切，在1981年強升這位駙馬爺為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並正式授予上將軍銜。這位上將在戰爭時期才五歲。這位駙馬爺身在內務部任高官，當然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隨即仗勢逐步在全國各地組成了一個貪污、盜竊、走私、投機的特大犯罪集團，成了蘇聯新權貴黨的首領。戈爾巴喬夫上台後也未敢輕易觸動，拖了三四年，最後忍無可忍，才於1988年12月30日將這個無惡不作的新權貴判了十二年徒刑(要是普通人恐怕早處決了)。
勃列日涅夫又是個十足低級趣味的類似暴發戶式的人物。他是有名的汽車狂，據說有外國車百來輛之多。勃氏掌權時，距戰爭結束已二十年，但他還是硬要當元帥，自然就當上了。他還給自己頒發了無數最高級的勳章。所以蘇聯人在背後講勃氏笑話時常說：蘇聯的軍功肯定是勃列日涅夫第一，因為他的勳章比朱可夫還多!莫洛托夫對勃列日涅夫有一段話說得不錯，他說：「勃列日涅夫的新肖像出來了。我看，他這是毀了自己，這是毀了他的事業和威望，這麼多金星勳章，沒法辦了，只好夾在腋下……」(《莫洛托夫訪談錄》第464頁)。
有不少的書和文章都說到，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安德羅波夫是個主張改革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掌權後不久，一次安德羅波夫陪他到東歐訪問時，曾在火車上勸導他推行改革政策，但勃氏不聽，不久便叫安德羅波夫去當了克格勃主席。這時的克格勃同斯大林時的克格勃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了，派安德羅波夫去任主席，乃是不讓他在中央領導核心佔據舉足輕重地位的意思。這個安德羅波夫有點文化，有點理性，有點世界眼光，並不大搞恐怖，所以他當了十五年克格勃主席，在國內外至今無大惡聲，這倒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1982年初勃死後，安比較順利地就上了台。無奈安德羅波夫是病人一個，在位一年零一個多月就死了。安死後，一個蘇共中央的內掌柜、蘇斯洛夫角色似的繼承人、長期擔任蘇共中央總務部長的契爾年科上了台。此人是勃列日涅夫的親信，他的工作經驗還不如勃列日涅夫，又是一個重病人，上任不久即臥床不起，在任一年也就嗚呼哀哉了。
從1982年冬到1985年春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內，蘇聯連死了三個總書記，均是作為重病人相繼死去的，堪稱有史以來未有的奇聞。如果還有一個輪着該他上台的人，即使是重病人，也要上台執政的。而且這幾個人之間還有這麼一個相生相剋的關係。勃列日涅夫上台，是為了扼制赫魯曉夫的改革傾向的，契爾年科上台則是為了制止安德羅波夫的改革勢頭的。實在看不出那個寡頭統治集團，還有任何自我完善的傾向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確實是一面鏡子。不過，它不是空空道人手裏的「風月寶鑑」，而是現代歷史巨人手裏的一面「興亡寶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