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吧，談吧，吾詩已成！
中山大學退休教授艾曉明博士自告別大學講台回到武漢家中後，她一天也未閒過，除了將大量精力與時間用於侍奉臥床多年的年邁老父之外，她還孕育出了一部片長六個小時的史詩般紀錄片新作。這就是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首次公映的《夾邊溝祭事》（註：以下簡稱《夾》）。
然而，就在影片公映前三天，氣急敗壞的當局竟無視人倫基本底線，責成廣州警方與中大校方，向艾曉明發出了必須返回廣州接受約談的通知。
「談吧，談吧，吾詩已成！」一向淡定與樂觀的艾曉明，在她微信上留下這句話後，就匆忙南下羊城了。
「無法想走就走，也不能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所以每次外出都像和父親的生命賽跑一樣。」這是艾曉明在回顧她多次前往甘肅拍攝《夾》時的一次訪談中吐露出的一句話，今天把它用到這次暫別風中殘燭的老父獨自南下廣州之情境中，竟顯得更為悲涼與悲愴。這次極有可能是生離死別的離別，並非是這位當年的黑五類女兒在慈悲之心的驅使下為擔當社會責任而主動作出的選擇，而是在強權的逼迫下作出的無奈選擇。
欲了解艾曉明為何要拍這部紀錄片，那我們就應對「夾邊溝」有個大致了解。
距甘肅酒泉市東北方向大約二十公里處，有一段明代長城，夾邊溝就位於明長城旁邊，所謂「邊」，指的就是邊牆（即長城）。在長城北邊，就是巴丹吉林沙漠的南端。據當地環境部門長年觀察到的生態記錄表明：夾邊溝風大沙多，有限農田嚴重鹽鹼化，主要植物為蘆草，「幾乎無降水」。
一九五七年，三年前成立的夾邊溝農場被改為由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管轄的勞教農場。當時，甘肅省內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三分之一的「右派分子」，被押送到這裏勞改，其總數為三千多人。這中間既有時任水利部部長的傅作義之堂弟傅作恭，還有中共開國上將肖華的親侄子等。
在這個比沙漠好不到哪裏去的勞教農場裏，從一九五九年初到一九六○年底，被強迫勞改的右派分子們吃盡了荒漠上能吃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二千五百多人因饑荒而變成了餓殍，最終僅有四百餘人活着爬出了這個人間地獄。饑荒最嚴重時，「夾邊溝」竟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
在艾曉明動手拍攝《夾》之前，「夾邊溝」這塊歷史的瘡疤，早就有若干影視或文學作品，以及訪談錄或回憶錄觸碰過。在關於夾邊溝的敘事文本中，尤以楊顯惠的中篇紀實小說《夾邊溝紀事》與《告別夾邊溝》、趙旭的同題材長篇小說《風雪夾邊溝》、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夾邊溝倖存者）的紀實散文《尋找家園》、前中共酒泉地委副書記邢同義的長篇報告文學《回眸夾邊溝》等影響廣泛。楊顯惠先生曾因《夾邊溝紀事》獲得過海外著名的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在影視類作品中，既有獨立電影導演王兵以《夾邊溝紀事》為藍本拍攝的故事片《夾邊溝》，也有他在訪談夾邊溝倖存者基礎上拍攝的紀錄片《和鳳鳴》；著名獨立紀錄片導演胡杰也拍攝過一部同一題材的紀錄片；此外，香港鳳凰衛視也曾拍過一部「夾邊溝」多集專題片。
那個時代完全有可能重來
既然夾邊溝題材並不新鮮，但艾曉明的《夾》甫一問世，卻在網絡社交媒體上迅速颳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夾邊溝旋風」。有觀察人士指，這一熱鬧景象實為近年來少見，極大震怒了中南海。面對此情此景，我們不得不追問：
為什麼在胡溫執政時已開始解凍的「夾邊溝」，轉眼間又變成了新的禁忌呢？這應是我們理解艾曉明的《夾》與夾邊溝慘劇本身之關鍵。
習近平上台後於二○一三年五月提出的意識形態「七不講」禁令中，有一條就是「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同年晚些時候的中央九號文件，又將這一禁令定義為「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在習近平執政的這幾年裏，人們明顯感到言論禁區越來越多，政治空氣越來越左，許多已逐漸變得清晰的歷史真相又變得撲朔迷離。及至局勢發展到去年下半年黨內開明派的輿論基地《炎黃春秋》被奪權後，人們才赫然發現，一個沒有毛澤東的毛時代已大步向中國逼近。去年底發生的幾起極左勢力反攻倒算事件，便是這一變化的明證。這一切，應是艾曉明的《夾》得以問世並遭遇空前打壓的嚴酷現實背景。
在此背景下，由「夾邊溝」的倖存者集資豎立的紀念碑被多次損毀；艾曉明也曾多次被阻攔在夾邊溝之外，因為當地警察「不允許我們前往右派墳場祭奠遇難者」。一些受訪者甚至還對艾曉明極其尷尬地說：「你把機器關掉，我就告訴你」。
正是當局製造出來的恐怖氣氛，才導致好些「夾邊溝」慘劇的親歷者又因恐懼而閉上嘴了。比如，一個出生在甘肅另一勞教農場──蘑菇灘農場的右派子弟，在看了艾曉明的《夾》之後，給她留言說：「爸爸不知道我寫這些文字，他警告我不要寫，不要碰政治。」當年的蘑菇灘農場一站四百多名被勞教右派分子，僅活下兩人，這位警告兒子不要「碰政治」的父親，便是其中之一。
有段時間，許多公知都樂觀地堅信毛時代不可能再回來了，然而，習近平執政後的以上種種倒行逆施，卻讓人們真切看到了毛時代又將回來的跡象。
艾曉明在拍攝此片時，曾不止一次思考過一個問題：「為何人們在私下直言不諱，一旦面對公眾，自我審查機制就會啟動？」最終她獲得了結論，這即是：「那個時代完全有可能重來，而且已經在重來，或者說，那個時代從來都沒有結束。」
二○○六年六月底，《上海文學》雜誌社為邢同義的《恍若隔世》舉辦了一次盛大的新書座談會，在會上，旅美作家戴舫教授曾這樣說過：「我們並不是失憶，我們是被迫不記憶，這是一個更加糟糕的情形。」沒想到，時隔十年之後的今天，由於習近平的倒行逆施，「被迫失憶」又成為了一種社會新景觀。為保衛歷史記憶，讓人們重新審視那個時代，艾曉明便在時代發展的岔路口，用一部紀錄片新作，為我們豎立起了一座高大醒目的「紀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