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陽門火車站，戒備森嚴，冠蓋雲集。由皇族親貴、朝廷重臣組成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團」正準備啟程，分赴歐美日本等各國，考察「立憲」經驗。
革命黨人吳樾懷揣炸彈，混上專列，準備發動自殺式襲擊。因炸彈意外提早觸發，吳樾當場身亡，五大臣中兩人受輕傷。
這次震驚中外的自殺式襲擊，不僅沒有動搖清朝改革的決心，反而讓大清當權者認為，只有加快變法立憲，才能消弭革命的風險。
一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電滬上報界時說「炸藥爆發，……益征立憲之不可緩也。」
清廷很快組成了新的考察團，分別前往日、美、英、法、德等國，並於1906年7月回國。他們考察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想富國強兵，唯有學習西方實行君主立憲，並且還指出「立憲利於君，利於民，不利於官」。
後世認為，五大臣出洋是標誌着晚清中國官員在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又邁出了一大步，也是沒落的清王朝企圖自救的最後一次努力。
但是，從革命黨人的角度看，「立憲」是清廷最邪惡的一招，如果清廷立憲改革成功，那革命就會失去群眾基礎，所以一定要想法設法破壞立憲。
27歲的吳樾，就是抱有此想法的年輕人。他認為暗殺才能喚醒無知民眾，在其所著的在《暗殺時代》一書中寫道：「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吳樾所在的「光復會」則是清末最為激進的革命團體，視暗殺為革命的必備手段。
光復會的會長是蔡元培，這位文質彬彬的晚清翰林，此時造炸彈、製毒藥、培訓殺手，干起革命來生猛異常，與後來任北大校長的儒雅形象判若兩人。
02
欺騙民眾，虛假改革，苟延殘喘……長期以來，對於晚清最後幾年的立憲改革，歷史教科書大多如此評價。
誠然，我們完全可以批評晚清改革存在各種失誤，痛斥統治階級腐朽沒落。
放寬歷史的視野，跳出非黑即白、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來看，如果將晚清的立憲改革歸結於「作秀」，那的確有點冤枉慈禧老佛爺了——在1905年的中國，沒有人比慈禧更急迫地想變法救亡。
此時的清廷，絕對是想真改革。面對內憂外患，再不變法將有覆亡的危險，這幾乎成為朝野共識。
1900年，以為義和團「民氣可用」的慈禧向世界列強宣戰，結果落得倉皇西逃。痛定思痛，終知世界潮流不可對抗。
1901年1月29日，尚在流亡途中的慈禧就以光緒的名義發佈了變法詔書：「世有萬祀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成法。」明確要求各級官員全面向西方學習，提出改革建議。
1904年在中國東北發生的日俄戰爭，再次強烈刺激了清廷，促進了晚清立憲運動走向高漲。兩個列強在大清「龍興之地」開戰，清朝卻宣佈中立，這已經夠恥辱了。更讓清廷大跌眼鏡的是，蕞爾小國日本竟然擊敗實力雄厚的俄國。
清廷意識到，日俄戰爭不是簡單的軍事較量，而是兩種政治體制的較量，日本的立憲政體擊敗了俄國的專制政體。
內憂外患之中，各種刺激之下，要求立憲改革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到1905年8月，清朝8位總督中已經有5位上疏奏請立憲，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順理成章。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發佈了仿行立憲的上諭，受到了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慈禧的政治聲譽一時達到人生頂峰。據當時上海《申報》報道：「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學界，無不開會慶賀。」
客觀地說，晚清最後幾年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年「戊戌變法」的設想，走得更遠，改得很徹底。
廢除科舉，發展新式教育；改革官制，取消六部，設立現代行政管理機構；地方設立咨議局，作為西式地方議會的雛形；成立資政院，作為將來設立上下議院的基礎……
改革就是這樣，一旦啟動，就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人們耐心忍受着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
改革越是給人們希望，人們就越希望得到更多，希望更快地得到更多。
03
晚清改良與革命的競賽中，革命陣營中的年輕人尤為顯眼，像吳樾一樣激進的年輕人為一時之風氣。
1900年興中會成員史堅如謀刺兩廣總督德壽，失敗後英勇就義，時年21歲。
1907年光復會成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率學生軍起義失敗後慷慨就義，時年34歲。
1910年同盟會成員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失敗後在獄中寫下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時年27歲。
1912年同盟會成員彭家珍引爆炸彈與宗社黨領袖良弼同歸於盡，嚇得清政府趕緊下詔宣佈退位，時年24歲。
前赴後繼，視死如歸，浩氣長存。每當翻閱這段歷史，這些年輕人總讓人唏噓不已：不少人家庭條件優渥，受過良好的教育，大多有海外留學經歷，見識與才能出類拔萃，「為天下人謀永福」的犧牲精神更是光芒萬丈。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中學時第一次讀到林覺民的《與妻書》，如同被電流擊中一般，讓人心頭一顫，感人至深，盪氣迴腸。
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後，24歲的林覺民被俘後慷慨就義。面對「面貌如玉，心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的林覺民，連審訊他的清廷高官都為眼前這個「奇男子」所折服。
可以說，晚清最傑出的那批年輕人都站到了清朝的對立面，要麼同情革命，要麼直接加入了革命。
04
晚清的改良為何得不到這些年輕人的認可呢？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一旦一個政府被認為是一個「壞」政府，即使改革的目的、設想再好，也很難為社會認同，一旦這種改革引發各種矛盾，社會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把所有的矛盾都歸咎於政府的「壞」。
一旦政府的改革決心、措施出現偏差，或者跟不上民眾的期望，就會出現災難性的結果。
很不幸，清政府自1840年以來的屈辱與無能，註定會被視為一個「壞」政府。
從清政府的角度看，與過去閉關鎖國相比，晚清最後幾年的改革步伐已經夠大了，改革誠意夠充分了，都準備立憲了，還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簡直是偉大的進步。
但從年輕人的視角看，清廷的改革總是在拖延，無非是麻痹民眾的一種手段，必須推翻滿清中國才有希望。
這些睜眼看過世界的年輕人，他們的參照系是世界，尤其是後來居上的日本等國，而不是大清的過去。此外，與漸進的改良相比，革命天然對年輕人更有吸引力，在救亡壓倒一切的時代大背景下，什麼方式最能快速地改變中國命運，自然就會對年輕人產生吸引力。
學者雷頤認為，晚清最後的立憲改革總是錯過時間窗口，應該在上一階段做的事，總是拖到下一階段才被迫做。
要命的是，當你在下一階段做上一階段應該做的事的時候，實際形勢卻要求你做得更大更多，他又不願意，總是在實在不行了才做，於是總是慢一拍，永遠被動。
改革是面向未來的，未來恰恰是年輕人的。如果改革得不到年輕人的認同和支持，這樣的改革肯定沒有未來。
林覺民等年輕人早已經過了河，清政府還站在河裏假裝摸石頭，最終被時代的洪流捲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