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節後回來上班第一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記者會上一度表示抵制北京冬奧會「可能性存在」，但需與盟國商量。不過，記者問答結束不久，另一位資深官員馬上出來澄清說，「美國沒有、也沒計劃與盟友討論任何對北京冬奧會的聯合抵制」。這一前一後幾個小時之內的反覆，說明了兩點：
第一，白宮面臨真實存在的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巨大壓力，這壓力來自民間，也來自國會共和黨人。第二，不僅美國，隨着國際社會對新疆、香港人權問題的關注程度持續升溫，整個歐盟、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主要國家政府，也面臨同樣的社會壓力。——江峰
抵制北京冬奧會面臨的現狀生態
中共面對來自國際壓力的表現也異乎尋常地強硬，中共面對新疆問題對歐盟實施反制裁，對英國收納香港政治難民和安頓BNO人士表達強烈不滿；加拿大的人質危機還沒有過去；澳大利亞則面對不斷加重的中共的貿易報復。
西方國家的政府，即便是左翼或者想繼續跟北京保持親密來往的，普遍在它自己國內承受的政治壓力越來越大。西方世界唯馬首是瞻，大家也都在看美國的態度，謹慎跟隨。
美國國務院澄清說沒有跟盟友討論抵制北京冬奧會的說法，恰恰說明了白宮的壓力。共和黨人希望白宮要求將冬奧會主辦城市從北京更改為其他地點，或是至少不在代表團中派出高級官員和其他知名人士，從而構成某種外交抵制。冬奧會2022年2月舉行，還有不到十個月，人員場館的準備、資金的投入可以說更改地點恐怕是一個基本無法實現的考量。
中共沒有後退或收拾局面的選項，它只能更瘋狂地反抵制
那麼外交抵制呢？似乎是可行的。但是深一層想，還是等於或者不得不走到全面抵制這一條路上。為什麼呢？
讓我們回憶一下，當年抵制莫斯科奧運會，是西方世界聯手對抗蘇聯的重要標誌，蘇聯國際地位遭到重創，不僅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參與了抵制，傳統的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蘇聯國內也從此加劇了國內加盟共和國與中央政府和俄羅斯民族之間的矛盾，是蘇聯最後解體的重要誘因。
中共不是看不到這一點，所以任何抵制北京冬奧會的行動，就是奔著聯手打擊中共政權，讓它解體的敵對行動。所以即便是外交抵制，僅僅是官方的行動，也不會被北京所接受。但是中共會非常難受：不論反抵制、抗議，甚至取消冬奧會，都會損害自己的國際形象，也會讓中共孤家寡人的真實形象暴露在自己的官員和人民面前——皇帝沒穿衣服，就是一層窗戶紙，捅破了，就裸奔了。
因此中共必然反撲，戰狼似的對外攻擊，它沒有辦法不反撲。因為中共沒有後退或者收拾局面的選項。新疆的問題能停下來麼？它沒有勇氣打開集中營，因為那麼做就意味着要對以前的種族滅絕罪行進行清算；同樣的，香港問題也沒有辦法走回頭路，因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將為整個大陸做最好的示範。所以中共唯一的選項，就是更加瘋狂地反抵制、反宣傳。
為什麼說抵制北京冬奧會不得不走上全面抵制的路？
前面說了，西方各國都在謹慎跟隨，只要美國邁出這一步，中共就會反制，而反制就會加速西方更多國家參與抵制。這就是我說的，美國一旦實施外交抵制，會不可避免地迅速蔓延，外交抵制等於全面抵制。
為什麼我還說不得不走到全面抵制這條路上呢？因為外交抵制最大的顧慮，是不要踩着違反運動員個人意願的線，剝奪個人參與比賽去拿獎的自由；美國畢竟不是中國這樣的體育舉國體制，不是說政府不參與了，所有的運動員都必須聽話，都不能去，這個選擇權是交給運動員的。
但是幾乎所有的運動員都面臨與白宮一樣的尷尬：就是只要你不抵制，只要你參與，就等於承認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犯下的罪行是可以被你接受的。奧林匹克運動不能政治化，但是每一個運動員個體，都會面臨良心的拷問。即便美國政府沒有做出外交抵制的行動，參與比賽的運動員，都會遭遇生活圈子裏的人的責備與社會、媒體的追究，因此也增加了比賽心理壓力，要想全身心投入比賽拿獎牌，已經不現實了。如果美國政府作出了抵制行動，上述所有壓力包括良心的拷問都會加重。
外交抵制是一個老練的政治謀劃，便於白宮操作
運動員還會選擇去北京麼？更有蓬佩奧的一句話擱在那兒了：你去北京還有被中共扣下來的風險！今天的中共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對於涉外案件總是小心翼翼，不要讓洋人生氣了，現在對外國勢力不客氣已經成了民間很給力的做法了。要是去北京冬奧會，那就不可避免地被問到關於新疆、香港還有眾多中共不喜歡聽到「錯誤答案」的問題。答錯了，就屬於「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分裂國家」的大事兒了。《香港國安法》可是明確規定了，這樣說錯話也是要抓的。蓬佩奧可不是嚇唬誰，那是當下中央與地方無法完全統一掌控局面下真實存在的危險。所以只要外交抵制，就意味着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會參與進來，形成世界範圍的政府層面的抵制；只要外交抵制，就會形成官方之外，大批運動員都參與的全面抵制。
所以說外交抵制，是一個政治上很老練的謀劃，似乎讓白宮不太難做，也可以全面實現對中共的極度施壓。
美國會通過法案，含要求拜登政府禁派團赴北京冬奧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這個與拜登政府討論的可行性選項，竟然被美國國會以法案的形式確定下來了。這下子，就成了突發性的大事了。美國參議院兩黨周三（4月21日）推動了對抗中共政府的努力，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該法案有幾十項修正案，其中包括一項來自共和黨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的修正案，要求禁止美國派政府代表團參加2022年北京冬奧會，對其實施外交抵制。
羅姆尼表示，該修正案要求拜登政府必須停止派遣政府代表團前往2022年北京冬奧參賽，以抵制其種族滅絕的罪行。他稱，一個國家在實施種族滅絕的同時，被允許舉辦奧運會，這是「令人震驚和憤怒」的。
宗教自由委員會在法案通過的當天，發佈報告說，拜登政府不應當派遣官員出訪北京冬奧會，這是對其實施種族滅絕罪的對抗，並呼籲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對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抵制。
四十年前抵制莫斯科奧運會對今天的啟示
在四十年前抵制莫斯科奧運會的過程中，是當時的北約會議上率先提出抵制奧運會，但當時民間反應不大，後來是蘇聯著名異議人士薩哈羅夫來到美國演講，揭露了蘇共的暴行，也告訴了美國人民蘇共的虛弱。卡特政府表示支持，給蘇聯立下最後通牒——限時從阿富汗撤軍。蘇聯未予理睬。於是卡特政府運用媒體力量，掀起了社會抵制莫斯科奧運的風潮。
美國國會召開會議，眾議院386票贊成、12票反對抵制行動。當然美國國會和總統都無權干涉運動員個人選擇，但是國務院還是悄悄給毅然決定要去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下眼藥，說：「你要去，我就沒收你的護照」，結果還有25名運動員聯合起來把卡特政府告上法庭：你不讓我參加比賽，違憲！但是他們最終也沒有得到法庭的支持。最後拍板的是美國奧委會，決定尊重美國政府的決定，不參加莫斯科奧運會。這樣卡特總統才最後宣佈美國退出莫斯科奧運會。
這個決定一出，有65個國家也表示了完全抵制。有意思的是，與美國剛剛建交一年的中國，也宣佈抵制「老大哥」的奧運會。作為鄧小平重要的政治氣球，徹底表明了中共從1949年以來的國策發生方向性變化：告別社會主義陣營，投奔西方。這個事件對現在是有啟示的。
我們看從蘇聯走出來的異議人士薩哈羅夫起到了關鍵作用。奧運會是一個民間行為，跟中國「為國爭光」的全國體制很不一樣，要做抵制，就要說服美國民眾，讓美國人看清蘇聯的罪惡，薩哈羅夫起到了這個作用。但是當下，對於中共罪惡的揭露，海外華人，我們還是做得不夠的。但是在過去的四年，川普和習近平共同完成了這個任務。
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月4日發佈民調顯示，近九成(89%)美國人視中國（中共）為「競爭對手」或「敵人」，而非「合作夥伴」。即便1989年6月爆發天安門事件，同年8月的民調顯示，受訪的美國人中仍有34%對中共有好感。當年美國人是真真切切在電視裏看着中共軍隊碾壓自己的學生，都沒有今天那麼厭惡中共，你說習近平是不是超過了薩哈羅夫，成了中國最大的讓中共最丟臉的異議人士？
當年卡特政府「限定最後期限」的策略拜登政府可參照
第二個觀察點，就是卡特政府在執行當中，制定了一個最後期限，這可以說也是拜登政府可以參照、也大比例會這麼做的一個動作，限期停止對新疆、對香港的行惡。當然了，剛才我也說了，這對中共是不可能的，因為取消奧運會遭受的政治損失，都要比軟化新疆、香港的暴政要少得多。取消奧運會，完全可以找一個理由，比如什麼疫情突然變得嚴重，明年一月份，奧運會之前一個月，正好是病毒高傳染期，你想，中共可以製造「零感染」，當然就可以製造「大面積傳染」。那麼，疫情嚴重，為了人民的健康，為了各國運動員、教練員和各國遊客的健康，臨時宣佈奧運會不開了，然後說我們是敢於擔當的大國，人民的生命安全比面子更重要，於是全國淌下一大片粉紅色的眼淚。
但是無論哪一種藉口，無論怎樣自欺欺人，中共黨內是交代不過去的，甚至都不敢讓這個消息傳出去，就像我們分析的，它怎麼幹都傷身。所以今天中共人大外事委發言人就譴責美國國會議案「用心險惡」；台灣問題是紅線，新疆問題、香港問題「不允許外國干涉」。他就是不敢說干涉了什麼，就是不敢提抵制冬季奧運會，那要是說了，以後疫情爆發，奧運不開了，這個理由就不好意思拿出來了。
《戰略競爭法案》：美國兩黨全方位抗共的法案
這次美國國會的《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加強了共和、民主兩黨對抗中共的努力。除了抵制北京冬奧會這樣實實在在有具體目標和執行手段的法案，還包括在政治、外交、經濟、創新、軍事、海外文化滲透等多個領域對中共進行制裁、打擊。要知道這是國會法案，是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的，美國政府要是不執行，那就是違法。
拜登政府目前來看，對川普政府的多項政策它都是翻轉的，唯獨對華政策，不僅蕭規曹隨，還有局部強化牽制和對抗的趨勢。這一下子，就把中美兩國全面衝突的調門升上去了。除了抵制北京冬奧會之外，還有哪些具體事項呢？
第一、關於台灣。法案要求「優先考慮必要的軍事投資，大幅增加該地區的安全相關資金，並支持與台灣建立更緊密的關係，要求給台灣外交官員開放更多的特權」。只要美國國會肯同意放款，那就不再是台灣求售軍火了，而是美國主動的具體政策實施了。軍事方面花錢要做的事情，一定包括後勤支援登島、包括在台灣建設前進軍事基地和設施。只有這些動作涉及的費用才會需要國會同意。我們可以觀察將有很多軍事部署會在台灣本土進行。
第二、每年動用3億美元成立一個對抗中共全球惡意影響力基金，並授權國務院任命一位助卿以上級別的協調官，負責統合這筆基金的運用。這錢幹什麼用呢？法案指出，中共花費大筆資金在西方國家進行影響力作戰，例如花費5億美元在澳洲登廣告，吸引當地電視觀眾；2000萬美元在美國媒體刊登黨媒《中國日報》的置入性內容來影響當地輿論。所以這個基金就是要對抗中共的輿論戰，支持獨立媒體、自由媒體建設。當然，左翼政府把控基金，當然是左翼媒體受益，但是中共明目張胆的媒體收買是不能做了。
第三、花錢協助供應鏈重組，協助美國企業或個人撤出中國市場、將部分生產設備移出，抑或是將供應鏈多元分散至中國以外地區。在川普時代，這一點是通過國內減稅，和增加貿易壁壘來實現資金自由流動。現在拜登政府的經濟理論下，增加企業稅會恐怕不會對企業回流美國有幫助，但是幫着企業離開中國，確實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執政理念不同，價值觀分歧越來越大，儘管對於中共的全面對抗手段雖有不同，但是弄垮中共的目標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