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月，河北泊頭市的一名卡車司機金德強，在唐山市豐潤區某超限站被扣車並處罰2000元後，服毒自殺。處罰原因是車內的北斗定位系統掉線，而司機本人甚至到死也不清楚那是怎麼回事，他在遺言中說：「請問我一個司機怎麼會知道（定位掉線）。」
他說，自己今年51歲了，跑運輸十年下來沒掙到錢，反倒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臟也壞了，面對這樣的身體也得堅持工作」，現在遇到這樣的事，「我對人生已經看透了，太沒有意思了」，叮囑三個子女「別學我窩窩囊囊一輩子」，也希望以死「喚醒領導對這個事情的重視」。
他去世後，家人查看他的賬戶，發現僅有6000元，這筆罰款相當於他多年來所剩積蓄的三分之一。比他大三歲的哥哥也是卡車司機，說：「我們沒有什麼文化，就是依靠開貨車勉強過日子。」
金德強通過自媒體賬號「金伍之音」發佈的遺言
這些話，原本是他對家人和「全國卡友」們說的，但卻引爆了全網，因為它以一種慘烈的方式揭開了社會底層生活的一角，而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墜入其中。
英國經濟史學家R.H.陶尼在《中國的土地與勞動力》中，曾對1931年的中國農村作出過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畫：「有些農村人口的境況，就像一個人長久地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湧來一陣細浪，就會陷入滅頂之災。」
近四十年來，在「奔小康」的樂觀情緒中，大部分中國人可能一度都以為自己已經（乃至永遠地）告別了這種處境帶來的恐懼感，但近兩三年來，這一隱喻又重新籠罩在越來越多人的頭上。
這還不僅僅是「手中沒有餘糧」的那種拮据感，還伴隨着一種被嚴密管控的不自由感，以及「不知什麼時候會面臨什麼處罰」的不確定、不安全感，人生變成了漫長而痛苦的通關遊戲，而我們沒人能有九條命，只是被反覆電擊的小白鼠。正因此，一個飽嘗生活艱辛的中年卡車司機說人生「太沒有意思了」，很能激起無數人的共鳴。
對這樣的人生來說，「北斗掉線受罰」就是那難以承受的最後一波細浪，足以成為滅頂之災。顯然，死者是在以死抗爭不合理的處罰，就像人類學者Margery Wolf一針見血指出的，「自殺行為和中國人的許多行為一樣，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行為、自身絕望的表示，更是一種指向他人的行為。……西方人對自殺通常的設問方式是『為什麼』，但在中國，人們可能更關注『誰？誰逼他自殺的？誰應該對此負責？』」
金德強被扣押的卡車
為什麼北斗掉線這樣一個技術故障，處罰這麼重？《道路運輸車輛動態監督管理辦法》確實規定，道路運輸經營者必須保持衛星定位裝置在線，掉線則須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處800元罰款；有破壞衛星定位裝置以及惡意人為干擾、屏蔽衛星定位裝置信號情形的，則處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罰款。何況，扣車本身也需要走程序，當地交管局這次處罰看來是過重了。
我表哥也開過多年卡車，曾聽他說過內中的辛酸與門道。跑運輸既勞苦又危險，賺的錢往往又交了路費和罰款，有時甚至佔了大頭，因此，司機們經常相互交流如何規避這些關卡和處罰。
每經過一個收費站，司機都會領一張晶片卡，到下一站據此繳費。他們的辦法之一是「逃卡」，躲在集裝箱卡車（「集卡」）後面過關；後來又有人想出「換卡」這一招，例如從崇明陳海公路收費站到金山，要300元，但兩個司機可在半路上約定好換卡，可能就只需5元，從啟東到高東正常190元，換卡就一二十元——這道理很簡單，就像兩個人從城市兩端各自坐地鐵，也許各自坐10個站，但中間會合換交通卡，就顯示他們各自只坐了一兩站路。他說，他們群里數百人，「十個集卡司機有七個都逃」，有時乾脆就沖關，跟緊，「不跟緊，那根杆子連擋風玻璃都會打掉」。
當時上海的晶片沒升級，只知道你從哪裏來，不對應哪輛車；但浙江的晶片就全程衛星跟蹤，會被看出破綻，因為這樣行程路線就太奇怪了，怎麼辦？後來又有人想出把晶片放在兩隻鐵桶里，讓它失效。
這是他三年前和我說的，之後他覺這行太苦，已經洗手不干。但可以想見，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交管局不會不知道這些漏洞，而最好的辦法，恐怕就是要求所有司機都必須裝載衛星定位系統，實行全程監控，讓你無可遁逃。
這樣，本來是為司機指引路線、提供方便的系統，反過來轉換成了對其工作狀態的監控。如果說貨拉拉的系統是隨時確保司機不能隨意偏離路線、不得無故長時間停留，以保障貨物不會發生問題、乘客不會因偏航而恐懼；那麼對卡車司機的這套系統則更多地服務於道路安全和收費上。
雖然交通運輸部2018年就發文要求推廣智能視頻監控報警技術「應當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企業為主的原則」，但很多地方在實施中其實都是強制自費安裝的。
「新華視點」的記者暗訪河南禹州的重型營運貨車司機後得知：必須智能視頻監控「三件套」——行車記錄儀、前置攝像頭、智能監控攝像頭。這些一共得花2800元，這筆錢相當於司機至少半個月的收入，一年中除了保險、修車費之外最大的一筆開銷，但必須裝，因為「公司說了好幾次，不裝不行，否則年審過不了，也別跑車了」。一位司機百般不情願之下交了錢，但索要發票未果，老闆說：「給你讓你去電視台曝光我啊！」
但這套系統常常出現「遇山便掉線」的問題，對行為識別不準確，甚至過度監控。一位司機說：「有一次吃飯塞牙下意識用手摳了一下，系統立刻提示『請勿吸煙』，我嚇得馬上不敢動了。」
金德強的哥哥也跑運輸，他說：「這個定位系統平時主要是檢測有沒有疲勞駕駛，如果檢測到疲勞駕駛，會進行提醒，但沒有的話，就不會有任何提示，平時很難注意到它掉線了。」
不清楚定位系統如何檢測人的疲勞狀態，如果可以，那它至少也保護了司機的安全，但落實到執行中，檢查站在意的恐怕首先就是系統是否正常在線，如不在線就會懷疑司機用花招干擾了系統。這樣，一個技術故障可能被理解為是抱有偷逃收費的不良動機，恐怕正因此，才格外加重處罰。
在此正可以看出背後的治理思路：監控你的系統是以「都是為你好」的名義推行的，但你卻沒有選擇權，還得自己掏錢，並保證自己隨時在被監控狀態。
在某種意義上，國內社會對學生、對員工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都不能「掉線」和「偏離」，否則隨之而來的就是懲罰。就此而言，這個悲劇絕不只是卡車司機個人的事，甚至也不僅僅是北斗系統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大「系統」的邏輯使然。
這次事發後，看到網上評論也有人說：「在其他的地方都好好的，為什麼到他那裏就會掉線呢？」這是國內不時可見的一種主張：一旦出事，別批評制度，多從自己身上找找問題。還有人則轉而強調只能苦撐下去：「人有時候太脆弱，但是要學會堅強，你解脫了，活着的人怎麼辦？」——這些指責受害者的聲音可能沒有意識到，正是這些邏輯讓人覺得「活着沒意思」。
與此相通的另一種觀點同樣拒絕反思，而強調這都是正常的，因為「沒有哪個行業容易，你不想干，有很多人還想進這個行業呢」，更進一步，則辯稱現有的設置都是公平合理的，自己選擇的就要自己承受。
這可說是當代的「以理殺人」——只不過這裏的「理」是「理論」而非「理學」，它撇開了複雜的現實，而以一個理論上的理想狀態作為前提來要求個人。
這恰恰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之一，因為弱者的選擇都是很少的，而在明明沒有選擇的情況下，一旦出事，別人卻強調這都是你自主選擇的，也因此要承擔起相應責任。這讓人有苦說不出，也難怪有人諷刺這種「何不食肉糜」的語調就像在說「活不下去，你可以去死啊！」
如果有一天，每個人都能這樣自主、自願地選擇，那當然是好事，但首先得確保他們有選擇機會、被充分告知風險，且享有充分的保障——在當下的現實中，這三點都並不存在。
規則要得到有效遵守和執行，就得考慮到各方的利益和訴求，但在國內，常常見到的是一個惡性循環：先定下一個超出必要的嚴厲規則，被管理者再設法去鑽空子，然後管理者又進一步加強監控力度。
這樣的遊戲，我們已經玩了幾千年，但這不僅付出了不必要的社會成本，也難免出現悲劇，因為這樣的系統設置總有一天會在某個螺絲釘那裏卡住。就此而言，這位卡車司機的悲劇並非偶然，在激起社會反思這一點上，他其實是為我們所有人而死的，也只有進而反思整個系統存在的問題，才能為他的死賦予真正的意義。
